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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陶孟和内心的悲郁愤懑，几有屈原忧心彷徨、嗟号昊天之悲苦。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内心仍然残存着“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悲悯情怀。五十年代初期，陶孟和对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连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运动之后学术研究工作仍一筹莫展的状况甚为焦虑，言谈中经常带出一些不满情绪，最后终于将积忧愤懑爆发出来。1957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对曾昭抡等右派分子进行“愤怒声讨”。就在众人统一步调的大呼小叫中，陶孟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曾昭抡们搞出的那个科学纲领并没有什么大错，激愤之下公开与郭沫若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儿来。其结果据巫宝三说：“有人借机散发了陶孟和平时对党不满的言论，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巫氏或许并不知晓，这个保护的“领导”，就是发动并坐地遥控运动形势的毛泽东本人。
落花风雨更伤春（2）
陶孟和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言当1957年整风运动初始，主政者动员知识界大鸣大放，意为“引蛇出洞”，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鸣放”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这年9月，当“反右”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科学文化界相当一部分名流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大加鞭挞之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竟出人意料地报名登台发言，只是他的话令众人大吃一惊。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大声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盛行的“浩劫”一词，就肇始于陶的这次发言。
陶孟和不识时务地抛出惊世骇俗之语，众皆哗然，认为仅凭这一个“浩劫”，打成反革命并拿入大牢已成定局。这一“反动”言论与中国科学院对其严惩的内部决定很快被毛泽东所知，毛经过反复思虑，改令对陶孟和提出警告，没有将其真正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分子而置于死地。据说，是陶的两层非凡的人脉背景使他在极度危难中免遭压顶而来的一场“浩劫”。
其一，陶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并与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陶在北大任教时，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病故，当时杨家来京不久，无依无靠，生活艰难。在这种处境下，是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料理了丧事。当时地位极其卑微的毛泽东对这段情谊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这段故人旧情，毛才手下留情，没有对陶采取严厉行动。也正因为毛感念这段在艰难岁月中结下的情谊，马寅初才成为后来的北大校长。而“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胡适在遭到一阵口诛笔伐后，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功过是非，才说出了一段出乎众人意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当年争取胡适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而其他的知识分子，如跑到台湾的傅斯年，或留在大陆的冯友兰等辈，一生都没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这种令人思之感伤的心里话。所谓“行下春风下秋雨”，其根源就在于此。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在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中，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2岁。
注释
①2003年，作者在李庄采访罗萼芬的记录。
②1945年9月20日，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举行，傅斯年在会中发言极多，引起国内教育界各宗派门户成见者不满，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任国民政府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综合傅的发言，以讥讽的口气谓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斯年去世后，据董作宾言：“因为孟真先生的学问渊博，对于自然人文科学门门都通，一直是蔡先生的重要助手，他名义上是史语所的所长，实际上等于一个义务总干事，他对于全院工作，赞襄策划的劳绩很多，同时他也代过几次总干事。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这是实情。因为他的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
③④2004年作者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考古学家的记录。
⑤1985年，一个叫任明忠的年轻工人，凑了两万元现金从北京一家废品站买到了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陶孟和等人署名的编为17号的秘密文件，该文件末尾附有“本会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十一日编制全国公私财产损失统计表暨全国人力损失统计表”等字样。文件统计，全国公私财产损失总计318亿美元（1937年7月之美元价值），全国军民死伤失踪近1183万人，其中军队341万，人民842万。但文件里也表示，“因少数省市以情况特殊不允调查，或调查较迟不及报送，致未能如期编制，不无遗憾耳”。除这份文件外，其他均为抗战调查的各类数据。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整麻袋材料均为当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但至今仍未引起当局的重视。（参见《京华时报》2005年4月26日报道）
⑥1952年12月底，张稼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调中科院任党组书记，1953年1月14日为副院长。1956年因病调国务院二办工作，所担任的中科院职务由张劲夫继之。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
叶企孙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中央研究院历届总干事，除杨杏佛遭暗杀，丁文江因煤气中毒而殁，就任期的长短论，叶企孙算是较为短命的一位。
叶企孙叶企孙，1898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13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家庭背景和经历，与当时进清华的其他学生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即便是经商之家的子孙，入学后也要读四书五经，时代如此，非个人之力所能抗拒和超越。1918年，叶企孙清华学校毕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著名大学，并寻访与国际一流大师交流。1924年，叶企孙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出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及校务委员。
叶企孙冤案始末｜叶企孙以清华学校奠定人生基础，又以清华大学作为舞台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可谓一生的辉煌皆在水木秀丽的清华园萌芽、生长、结果。至于在人生的中途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是他后来在牢房中那段说不清、道不明，身陷囹圄而有口难辩，甚至为此差点丢掉性命的炼狱生活，以中国人的健忘速度，此段经历恐怕早已作为一缕炊烟消散于历史风尘之中了，但因为一件神秘的C。C。系特务案，使这段经历成为他本人以及清华校史上难以抹掉的印痕。
抗战期间，没有人特别关心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与叶企孙的私人关系，就学术界的多数知识分子看来，叶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属于普通和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私人背景与政治色彩。据叶企孙在监狱中的交待材料说：“据吾推测，中研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从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有关方面的调查看，叶企孙这个交待基本符合事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的1968年，这个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叶企孙被当作暗藏的国民党C。C。系特务分子，被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关押，他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变得扑朔迷离，并成为能否保住叶之人头的焦点所在。
据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于1968年的揭发材料显示：梅贻琦与叶企孙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某君进一步揭发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
因这位“高足”的揭发交待，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严重起来。在提审人员冷峻与凌厉的目光逼视下，叶于196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的相识与共事经过作了自述式的交待：“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又说：“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朱就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2）
叶的此次交待与他一个月后，即9月7日的说法略有不同，在专案组人员进一步审问中，叶企孙更加详细地说道：“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作了中研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
由于叶交待的人员名单中涉及到了翁文灏，专案组人员立即找到时在北京居住的翁，让其写“揭发”材料。在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翁文灏说：“叶在清华大学，作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作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研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听人家说”，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云云。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捣浆糊”的回旋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事实上，叶企孙离开清华专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翁文灏在中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当蔡元培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后，新内阁总干事的最佳人选非傅斯年莫属。遗憾的是，傅氏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勉强答应就任后，因体力渐渐不支，朱家骅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经过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最后决定请叶企孙出山。
从叶企孙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他的“高足”与同事们“揭露”的材料看，朱与叶在成为中央研究院同事之前，仅是一般的熟悉而已，并不像后来冯友兰“揭发”材料中所说“关系相当密切”。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受到“正统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世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叶企孙被捕后，冯友兰亲笔向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揭发”材料所言：“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3）
据可靠的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实施这个计划是在1940年夏，身为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傅斯年因病几次住院，身体越来越差，欲辞职赴李庄史语所静养，自己有意聘叶企孙接替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此前朱家骅与翁文颢、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叶表示“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云云。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在回忆中所言：“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