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产床:29位分娩母亲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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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产床:29位分娩母亲访谈录-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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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婆婆的决定告诉来家看我的妈。妈说:“姑娘出嫁了,我们怎么舍不得,也必须尊重婆家的意见,娘家的人不好指手划脚,让人家笑话咱不懂规矩。把你嫁给人家,就是人家的人了,大事人家担着。我们只能是瞎操心。”
  我跟丈夫说婆婆的主意,丈夫说,“听我妈的没错”。他还说,他认为我是媳妇里最幸运的媳妇,别人家的儿媳生娃,婆婆往医院一送,只管送送饭。可我妈得为咱操多大心呀。丈夫是出名的大孝子,我也特别能体会他对妈的那份感激。其实,生产前虽然我并不知婆婆为什么非要我在家生的原因,但从婆婆对我的精心照顾里,我也能感受到她老人家对我的爱心。
  大儿媳在医院生产差点送命
  我是产后才从婆婆那儿知道大嫂(婆婆大儿媳)在医院生产差点送命的事。
  我的大嫂在学校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后,为了照顾父母,让妹妹继续上学,就在本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她跟当时在铁路上工作的大哥结婚后,1976年生第一胎。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尽管当时有一部分人在家生产,请大夫打针包扎,可她相信医疗技术对人生命的重要性。临产前几天她就住进了医院。大嫂躺在产床上生产时,粗心的大夫将一对双胞胎当成一个胎儿了,当第一个胎儿立生(腿脚先出来)时,手忙脚乱的大夫护士们就使劲往外拉,怎么也拉不出来,七折腾八折腾,结果胎儿被拉出时,两个胎儿的头和脖子缠在一起,一个也没活。
  大嫂昏死过去了几次,身下撕裂缝了15针,打针时臀部又严重感染,红肿的半个屁股烂了一个大洞。她痛不欲生,整整哭了一个月子。她发誓再也不生娃了。可过了四、五年后,她又生了一个姑娘,这次,她是在家生的。
  我的生产跟大嫂头胎生产事故整整相隔10年。1976年—1986年。我想,像1976年那样的动荡时候,大嫂真是投错了门槛,到处一片混乱时,只有自家才相对安全。婆婆深受刺激,世道再变,家永远是最安全的,这是婆婆坚信不疑的。更何况,婆婆就是躺在家里生产一胎又一胎,“没什么好怕的,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生产前婆婆对我的教育。
 

    在家生产(2)      

  
  婆婆经历过两次坐空“月子”
  婆婆今年71岁,她一生有过8次生育史。解放后上过几天扫盲班的婆婆,提起她的生育史十分平淡,倒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她生的第一、二胎都在解放前,因“四六风”娃死了。后来还有一次没结果的,现在她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17岁结婚时,她的娘家、婆家的条件在当地还算中上等人家,但生娃这事儿多少年就是那规矩,把火炕上的席子撤掉,铺上一层细黄土,把烧化的草木灰用一块旧布缝制成“灰袋”,让产妇坐在上面消毒,娃用破布包着放在土炕上。接生婆把剪刀放在火上烧一会儿,再用一块布擦一擦就算消过毒了。“产妇和娃在烧热的火炕上被灰土摸得不成人样”,婆婆向我比划着,“开始没经验侍候娃,两次都坐空月子(孩子夭折)”。
  我真想象不出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婆婆生第三胎也就是我们的大哥时是1952年,当时公公在县委工作,干部家属生娃多数去医院,但她还是在自家生的,以后几个都是。她说一般她生过娃后第三天就下地做饭了。她还说,那时的女人都那样,哪有现在的人娇贵,一辈子生娃一、两次,计划生育真把你们给彻底解放了。
  苦熬五天
  婆婆为我生产真是操碎了心。我现在想想,她老人家是故意在我生前不跟我提大嫂生娃的事,怕吓着我;说起自己的生产也轻描淡写,有意灌输给我:生娃是瓜熟蒂落的事。然后因为我们这辈人的“娇贵”,又特意请来了一位退休医生帮着助产。
  孩子是1986年元月28日18时39分生下的。可在24日就开始腰痛、肚子疼,晚上羊水破了,宫不缩口不开,医生也没法,只好将一个褥子叠厚垫在屁股下,抬高臀部,慢慢等着,我眼睁睁倒躺着,痛时就缩缩脖子,怕羞,还不敢出声叫。饭吃不下,水不让多喝,胳膊上吊着液体。我不停的痛,大夫就不停地测量、检查,就是不见动静。25日一天,似是痛一阵接着一阵,可以忍受,我暗下决心,不到痛得万不得已,决不出声叫。饭由婆婆一口一口地喂,就这么倒躺着不知什么时候到头?
  26日仍是不紧不慢的痛,大夫说:“今天总该生了,不会超过三天的。”我已是精疲力竭,全身像散了架。越难受,想法越多,以前听人家说的:谁谁怀的娃生下时缺胳膊少腿,谁生的没头,像只蛤蟆。谁又生的软绵绵的跟条蛇一样。那时我就说真会瞎编,可这时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怀的是不是条蛇,要是正常,不就顺利生产了吗?一定是大夫骗了我,孩子有问题,可每次检查,都说胎心音很强,不会弄错吧!我记起以前奶奶说过:古人说怀娃的孕妇不能吃牛、驴、兔子肉,不然就要怀十二个月。那时我告诉奶奶:我问过班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同学,他们常吃牛羊肉,同学笑我真可笑,没听说过有这回事。现在我却开始怀疑自己那点可怜的常识,甚至还费劲地从记忆深处搜寻自己吃过多少回牛肉……
  胡思乱想中,就迷糊着睡了一阵,梦见我住的房子墙脚下,一前一后爬着两条小白蛇。胎儿在肚里动,我的幻觉以为是蛇在翻动,非常害怕。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娃快生出来。那一阵,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倒霉委屈,人家别人生娃都那么容易(比我难的多了!)偏我难。到下午,我已经伤心的支撑不住,丈夫看一向要强的我那个难受劲,对我说:“你哭吧,没人笑你,哭一会儿你会舒坦些。”他一说我真的伤心极了,就呜呜地哭了起来。谁知一哭就收不住,哭得头像要炸开一样痛。婆婆在外屋听到后,赶过来说:“生孩子,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哭也没用,汗要从你身上流,孩子要你自己生。”她越说,我哭得越凶,恨她们不帮忙(她们能帮上吗?)气她们不近人情(难道让人家陪着你哭不成?)更恼她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受罪、受折磨,她们还有心思一套一套的讲大道理(人家这不是在安慰我吗?)我没有理智了,气愤地说“我疼死啦,你们不管吗?我要见我妈,见我奶,嗯嗯……”
  时间好不容易熬到27日,还是没动静。大夫说:她接了一辈子生,像我这种情况没见过,她也力不从心,建议去医院。可婆婆仍坚持说:“再看看,再等等”。并埋怨我:“都是你哭闹的,大夫也心慌了,不就是痛吗?忍一忍不就过去了。”我真不明白了,婆婆哪来那么大的胆,我那时真的怀疑婆婆的良苦用心!
  我妈下午来看我时,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一边替我擦面,一边用手摸着我的头说:“唉,我的娃,这可是谁也不能替得了你的,多疼都要忍着……”我听着最亲的妈也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就认定她们是见死不救,是没救了,我活不长了……一想到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解脱,心反而安定了,不就是死吗!当警察的还怕了?
  不知妈是多会儿离开我的,被一阵剧烈的阵痛从昏迷中惊醒时,婆婆告诉说:她让我妈回去了,还说你妈在跟前,你就越没忍耐性儿了,你妈也难受心疼,不见到会好些。唉,婆婆啊婆婆,你真是胆大心硬。我能说什么呢,我死都不怕随便吧。
  28日凌晨,我的意识突然非常清醒,肚子、腰都不疼了,就是一个劲的想上厕所,想站起来,想换掉身上的湿衣服。我在丈夫的帮助下坐了起来,清楚地看到窗外的院子里下着白白的雪,心中是那么凉爽。这时,他们才发现给我灌的营养品,都灌到了毛衣、线衣和床上铺的褥子被子上。大夫又给我做了全面检查,说“胎儿正常,有宫缩现象,就是羊水不多。生时会更困难。”她又亲切地对我说:“现在好了,快了!”就像哄小孩似的。说时,我又不行了,这时连叫的力气也没了,一阵眩晕一阵痛,大夫在我身上打多少针,全不觉得,意识模糊、思维紊乱,全身像面条。“好了,看到头顶了!”顿时全身被撕裂,被肢解的剧疼,潜意识中已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全被撕拉出体外,身子就像一只吹鼓起的气球,坠在无边无际的云雾中,声音距我是那么遥远……
 

    在家生产(3)      

  
  胎儿是下午6时39分生的。当时我完全处在深度昏迷中。半个多小时后我睁开眼睛,当我清醒地看到灯下的大夫还在忙碌着,她穿的一件衬衣全被汗水湿透了,要知道这是隆冬季节啊!她脸上的汗水还在往下流。我冲着她一下子哭了,真的,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就是表达不出。
  然后,好久我才从这种激动的情绪里出来。我就轻声问了一句:娃呢?大夫一闪身,我看见婆婆怀抱着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露一小肉团,婆婆在对我笑。
  起初,我真有点不太相信,偏远的小县城,我们这一代(40岁以下)产妇可以在家生产,最关键的是有助产医生陪产。这不是已经赶上了欧美最奢侈的潮流?而这正是每一位产妇内心最渴望的:既保障安全,又自然温馨。
  我一直以为,在家生产———这是我国目前城市妇女的奢望。实际的情况是,你在医院里保障了母婴平安(也未必!淑苹大嫂就没有得到保障,当然那是70年代。可80、90年代,手术“黑洞”还少吗?!)同时你也必须承受心理压迫的煎熬。抛开优质服务不谈,因为医院关注的是病,不是人,它同患者所共同考虑的是如何解除病痛。而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恰恰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自然生理现象。
  对偏远农村妇女来说,一直以来我们仍在努力做的,是把她们从自家撒着黄土的土炕上动员到乡、镇卫生院去。这是必须也是迫切要做的。因为不这样就会出现婆婆们那样的坐“空月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生育的方式和苦恼;一个社会群体的妇女和另一社会群体的妇女面对生育,会有不同的渴望和压迫。我想一个社会的文明首先最应重视和体现的,应该是尽最大能力解除母亲内心的压迫,尽可能满足她们内心的渴望。
  在我的访谈中,凡经历过医院生产的母亲,都有共同的体验———生产如生病。在医院生产的经历就如同到白公馆、渣滓洞走了一遭,身心俱损。难道迎接新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两年前曾从一位妇产专家那儿知道“导乐陪产”的概念。这是1996年美国促进自然分娩的医学团体倡导,被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一种分娩服务模式。即一个有爱心、有分娩经历的妇女,在整个产程中给产妇以心理、生理及感情上的支持,使其在舒适、安全轻松的环境下顺利分娩。传统分娩中不良的医疗干预替代了对产妇心理和生理上的支持。这是针对医疗化分娩模式的一项改革和进步。最近从媒体上看到这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实施,我想这应该值得母亲们关注。
  还有最近一位男性学者的建议特别让我兴奋。他认为社会应该建立诞院。“诞院同医院是完全不同的。它以婴儿(包括母亲?———自加注)为最高原则,甚至它的工作人员也要由心理学系而不是医学系来培养。因为对医学系的学生,他将分娩看成医学上的问题,从而不顾母亲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采取的是“催产”而不是“接生”的态度。母亲不是患者,诞生的主动权应掌握在母亲而不是医生手里,医生仅仅是母亲的一位协助者……”
  这几天我一直陶醉在“诞院”里,时时有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冲动。我想象自己很有钱,马上去建一所诞院,然后马上辞工,去诞院做迎接新生命的人……
 

    蟋蟀在唱歌(1)      

  
  受访人:斐然(上海)
  年龄:34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姻状况:1988年结婚
  健康情况:1989年生育一次无流产史
  职业:幼教
  个人档案
  怀孕、生产是人体的巨大工程,是女性生命里肉体与精神共同奋斗的一场硬仗。面对挑战,女性对自己的“基础”了解多少?是否有充分的身心准备?而作为一个家庭,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丈夫是看客还是参与者?这至关重要。
  蟋蟀在唱歌
  我10岁的女儿特别爱笑爱唱,几乎听不到她小嘴巴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听着她闹出的叽叽喳喳声响,我会想,女儿真的就是当年那只闹在我耳边的小蟋蟀变的。
  我是在领了结婚证半年后怀孕的,按我们上海的规矩,没办过结婚仪式就不算结婚。那天,当我把已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时,他并没表现出要当爸爸那种该有的兴奋和激动,淡淡地说:“既然这样,那就结婚吧。”可我是挺激动的。倒不是因为怀孕,怀孕是稀里糊涂怀的,并不感到紧张、害怕,也没想到今后会有什么问题。我激动,是因为终于要做新娘了。自从一年前母亲去世,家中兄姐们就如大难临头的鸟儿,都各自找自己的归宿,我的心一直惶惶,不知自己这只最小的鸟该落到谁家的屋檐下。
  其实,后来我也明白了,当初我丈夫急急忙忙与我领了烫金的结婚证书,一半的原因是他母亲说服了他娶我———因为有结婚证书才能分房。房子没分下,我自然是进不到屋檐下做不成新娘。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怀孕了,这一下子让我觉得有指望了。我真的特别激动,好高兴啊。我要做新娘了,我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从那时才有了特别的感觉,觉得是她在保佑着我,让我不再过惶惶的日子。
  谁知第二天,丈夫变卦了,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母亲叫你去做人流。”我听了哇地一声蹲在地上就哭了。我说,我愿意把孩子生在平房里,和你妈妈挤挤,几平米也是家。丈夫不听,不耐烦说:“我妈是为你好。”我说:真为我好就快让我做新娘,我们这么不明不白的(指没举行结婚仪式)关系拖下去,是毁我。那天,我们领证后第一次吵得很凶。
  我和他家就这么僵起来。我不能不隔三差五去他家,我是他家的人哪,我必须迈入他家的门。可每次去,再也看不到他母亲的笑脸。每次当我迈进屋,我直觉得他一家人的眼神都往我肚子上扫,好像我肚子里长了恶瘤非要拿出开刀。我好怕,总是坐在那里下意识按住肚子,我手一刻也不敢离开,感到一离开,肚子就会被他们捅破。
  那一阵,我被各种恶梦惊吓得夜夜不宁。有时梦见被人追杀到悬崖绝壁,有时梦见被人开膛破肚,血流成河……后来连白天也都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各种念头。白天清醒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一种特别的状态里,这个状态让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心里常特别绝望,又说不清怎么回事。但有一条我特清楚,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一定要生下她。因为我总觉得我跟这个孩子有种神秘的约定。她会保佑我一生平安。
  就在这时候,大概怀孕3、4个月吧。房子分下来了。婆婆答应把朝北的10平方米房间作婚房。老天有眼,我心安定多了。丈夫去南京路订了十桌酒席,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开始四处采购。有时,走在路上突然蹲下来哇哇吐一地,丈夫在旁不但不怜惜,还生气地用脚踹我,边踹边说:看结婚有什么好,你活该讨苦吃。我真的好心酸。我那时真是已搞不清结婚是为讨苦吃呢,还是为结婚而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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