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 第16部分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高宗皇帝在朝臣的建议下，发布了《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和《令僧道致拜父母诏》，要求佛教沙门不但不能接受父母及尊长之拜，而且还要礼敬父母，当然也包括出家的道士在内。这两道诏书颁发后，佛教沙门非常不服气，而道士则静观其态。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沙门一致推选道宣和尚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这道宣和尚，乃是当时佛门知名人物，是中国佛教律宗的创始人之一，俗姓钱，润州丹徒（今江苏丹阳）人，十五岁出家，十六岁落发，隋炀帝大业年间师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撰写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次年又撰写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后他遍游各地寻访佛教律学，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入主终南山丰德寺，一度曾为长安城中西明寺即高宗皇帝和武后为皇太子李弘祈福改宅为寺的那座寺院的上座，还参加过玄奘法师的译场，主要负责译文的润色。由此可见，这道宣和尚与唐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由他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佛门算选准了人。但是，就佛教沙门礼敬父母这个问题，以及在高宗皇帝申张先帝圣意的情况下，道宣和尚并未敢贸然出击，而是采取了一定的策略。

　　　　首先，道宣带领约二百多名和尚，来到蓬莱宫，表明要晋见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听说道宣带领二百多名和尚来要求晋见，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身边的武后自然知道这道宣和尚等人的来历，她对佛门采取这种方式也感到惊异，但她觉得这种方式给当事人或旁观者施加的压力，是无法处理的。她建议高宗皇帝提起精神，会一会道宣和尚一干人，并说有自己在帘后，还怕他什么。道宣和尚入见高宗皇帝后，便又将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及尊长的理由引经据典地论证了一番，高宗皇帝在他们冗长的引证中已经昏昏欲睡，直至道宣和尚大声呼喊万岁时，才睁开了眼睛，但不知如何作答。就在这时，帘后的武后对高宗皇帝说：“此事佛门亦有些道理，何不再行商议呢？”高宗皇帝按照武后的建议，对道宣和尚等人说：“此事再为详议。”道宣和尚等人知道这是武后的主意，便欣然领命，退了出来。在这次上庭抗争中，道宣和尚率二百余和尚的气势，给高宗皇帝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种行动无形中还得到了武后的认同，和尚们的第一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道宣和尚在领得了“再为详议”的君命后，便着手写了两份书信，一份名为《白朝宰群公启》，分别送至亲贵权要的府上，请这些人帮助说话。道宣在这份信中指出：“现今将佛法削同于儒家伦理，但佛门中人不是俗人，如要出家人下拜父母尊长，那么僧人就没有或失去了被俗人尊敬的地位了。现在儒道都是人们尊崇的，儒家道家经典比佛经还要尊崇，这种结果真是使人费解。”另一份书信只写给一个人，选择这个人的确使道宣等人费了一番心机，他们选择了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在这份《上荣国夫人杨氏启》的书信中，道宣大声疾呼：若使佛教沙门致敬父母尊长，就会使佛门沦丧，因而请杨氏夫人“特垂恩庇，不使凌夷”，否则佛教威仪、法门规式都会被一扫而光。杨氏夫人见到道宣和尚的这份书信后，对于自小就笃信佛教的她来说，自然要将这些意思转达给身为皇后的女儿，她也的确佩服这群和尚们的心机。

　　　　最后，道宣和尚在暗中准备，等待他们设计好的辩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杨氏夫人的作用下，通过武后的决策，高宗皇帝于同年五月下诏，召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和部分州县的主管共千余人，在中台都堂议佛教沙门致敬父母事，道宣和尚带三百余僧人在场。这场大会，名义上是议事，实际上变成了辩论会。道宣和尚先入为主，引经据典地先行表白了一番，千余文武官员听了道宣的表白后，议论纷纷，莫能取得一致意见。阎立本、李淳风、吕才等大臣力主佛教沙门必须礼敬父母，而王玄策、令狐德棻等大臣则力主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两种意见相左，争论甚是激烈。

　　　　这种结果是道宣和尚事先就预料到的，当然也是武后希望的结果。这种莫衷一是的结果，对于最后决定者高宗皇帝来说，真是十分难办，他真的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武后自然就要出面了，她充当了一个表面上的调停人，她对高宗皇帝建议，既然群臣也议论不出个结果，交给皇帝亲决，作为皇帝，偏向任何一方都有难处，所以，还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吧！所谓多数人，就是指那些不同意佛教沙门礼敬父母的人，这些人大都是佛教的狂热崇拜者，在朝野颇有势力。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建议，觉得似有一定道理，打心眼里对武后处理如此大争纷的机敏和能力感到钦佩。

　　　　不久，高宗皇帝便再行下诏，命停止使佛教沙门礼敬父母事。此事不了了之。道宣和尚和佛教沙门们明白，事情发展的过程和出现这样的结果，和武后的作用分不开，应该感谢武后，有武后这样身份的人在其中调停，实乃佛门之大幸。忽然间，道宣等人觉得武后便是当世的弥勒佛，是佛的化身。

　　　　武后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这对于她来说，既是眼前这唯我独尊的地位，也好象是一场正在酣睡中的梦。理想和现实几乎要完全吻合了，现实距梦境相去不远了。

　　　　但是，就在这时，她遭受到了一次严峻的挑战，差一点使美梦成为泡影，差一点丧失了现实中得到的一切。

　　　　这几年，为了独霸宫闱，武后开始对道家的房中术感兴趣，所以特准一个名叫郭行真的方士自由出入后宫，为自己传授房中术。高宗皇帝虽然在武后那里得到了相当满足的床第之欢，但不知武后习房中术之事。唐律规定，任何人不准参与巫术左道，并将此定为十恶之一大罪。道士出入后宫事，很快便被反武后的朝臣知道了，他们聚结在废太子梁王李忠附近，欲借此事把武后彻底搞垮。就这样，一个原在梁王府服侍的宦官直接将武后召道士入宫行巫术事，向高宗皇帝作了报告。这时的高宗皇帝，也正为自己处处受武后挟迫控制感到十分不满，她不但要干涉朝廷大事，垂帘听政，就连自己和别的女子发生关系也要控制。高宗皇帝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下，未多作思考，认为这是甩开武后的一个借口，便急召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来讨论处理这件事。

　　　　这上官仪是贞观初年的进士，曾为弘文馆学士，文章写的非常漂亮，在文官中影响很大，曾担任过梁王府的顾问，一直对武则天违背传统女性道德的行为看不惯。这时，他看见高宗皇帝正在气头上，准备将武后废为庶人，马上表示赞同，并开口附和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高宗皇帝命上官仪马上起草废武后的诏书。这时，高宗皇帝身边武后安插的亲信，见势不妙，急忙飞奔后宫将此事告知武后。武后一听，慌忙从后宫赶来，冲进高宗皇帝书房时看见废后诏书正在高宗皇帝手上，她痛泣申辩，并将召道士入宫的原因告诉了高宗皇帝。一向没有主见的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申辩和内情后，像被武后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吱吱唔唔不敢与武后直面相对，只好说废后一事是上官仪策划，并推托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可怜的上官仪本想帮高宗皇帝一把，结果却被当场出卖了。

　　　　见高皇帝已回心转意，武后便指使亲信诬告上官仪和废太子李忠谋反，结果是简单而不幸的。上官仪与他的儿子上官庭艺被处死，家口全部藉没，连尚在襁褓中的孙女上官婉儿也随母亲一起没入掖庭宫为奴婢；二十二岁的废太子李忠被赐死，这位庶出的皇子，无缘无故被废，无缘无故被赐死，成了武后恣意横行专权的可怜的牺牲品。

　　　　经过这场险些翻船的风波之后，武后觉得自己应该注意在高宗皇帝面前检点一些，起码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应注意。她开始用长姊似的感情关怀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又恢复了对武后的充分信任。武后又开始施展处理朝政的果断机敏和精明才干了，上朝参政也公开化了，她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威势更是被确定无疑。

　　　　武后又重新平静了下来，又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

　　　　这一天，高宗皇帝和武后突然接到了玄奘法师的遗表，原来玄奘法师已经圆寂了。玄奘法师在自己感觉身体大为不适时，便将门人弟子召来，和他们一一作别后，便给高宗皇帝和武后写了一份遗表，表中历数高宗皇帝和武后对佛门的无量功德，大谈佛门对唐王朝所做的各项事情，希望当朝皇帝和皇后能一如既往归心佛乘。遗表写完，玄奘法师便被袈趺坐，默念弥勒佛号，不久便圆寂于玉华寺。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接到玄奘法师的遗表时，方知玉华寺内玄奘法师已行将去世，急忙命宫中御医前去玉华寺，但御医未至便传来法师圆寂的消息。

　　　　玄奘法师自贞观年间从印度返回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佛经的传译上，他共翻译佛教经论74部，总计1335卷，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个与封建帝王关系较为密切的佛学理论家和佛事活动家，玄奘法师深知“不依国主，法事难行”的道理，他返国后，先是紧紧依靠太宗皇帝，采取各种手法，用佛法逐渐征服这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使其在晚年以未广作佛事为遗憾；后来，他又紧密靠拢高宗皇帝和武则天，不失时机地晓之以佛理，动之以亲情，使佛教与皇权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特别是武则天，她从玄奘法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了许多启示，她也从玄奘法师讲述的佛理中明白了佛教的博大精深，认识到了佛教的依附性和可利用性，也从佛教中寻得了平衡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她从佛教中寻得了自己人格升华的理想目标。

　　　　玄奘法师圆寂后，高宗皇帝和武后决定罢朝三日，他们二人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之中。高宗皇帝数次对武后说：“朕失国宝矣！”他还对朝臣说：“惜哉！朕国内失玄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意思是说玄奘法师一人的去世，使佛教失去了顶梁柱，使佛教的四众弟子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导师。武后也颇有同感，她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一定要经营好玄奘法师的葬事。史载，高宗皇帝就玄奘法师的葬事，连续下发了五次敕命，要求用金棺银椁收敛玄奘法师；送葬之日，要求京师长安及附近诸州的全部官员亲送。当时，从玉华宫到终南山下兴教寺，送葬人达百万余，大道两旁，遍响哭泣之声，男女老少皆为之垂泪。皇宫中的高宗皇帝和武后，也是悲哽流涕，不胜伤感。这大概是高宗皇帝登基之后，仅亚于国葬的一次丧葬活动。

　　　　这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这一年，武后的垂帘听政完全公开化了，朝野内外将她与高宗皇帝并称为“二圣”，“二圣”理朝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武后终于可以随时随地走到前台来了。但是，此时此刻，她还没有真正走出来，她要寻找能够走出来的借口。为此，她费尽了心机。原本想从佛教中寻找依据，但佛教的依据暂不成熟，另外自己感业寺为尼的经历，虽然佛门并未将她看作外人，而且把她作为现世菩萨和弥勒的化身，对她倾注了无限的希望，但自己真正成佛的机缘还未成熟，成佛还处在理想阶段。她要找到一个僧俗人士、朝臣为官、腐儒顽愚都能接受的借口和依据。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依据和借口，这便是封禅。

　　　　封禅是封建社会的一项大典。战国时齐鲁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天地。登泰山筑坛祭天为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为禅。古代封禅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个帝王都可以随便去封禅的。一般来看，封禅大典的条件主要有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仓储充盈、四海升平等。从秦始皇开始，大约只有十几个皇帝登封泰山，唐太宗皇帝一生都想行封禅大典，但条件一直不具备，只有作罢。到了高宗皇帝和武后二圣理朝时期，除上述条件具备外，李勣征服了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唐休璟等人收复了安西四镇（均在今新疆地区），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可谓四海宁静。封禅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历代封禅大典都不准女性参加，真正需要女性时，又都是让臣僚代替。武后欲通过亲自参加封禅大典来真正提高自己的地位。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武后正式上疏高宗皇帝，建议封禅。她在疏文中说：“封禅的旧有仪式，由皇帝主持祭天，祭地时只用皇太后的名号，由三公主祭，这是不合适的。我愿率宫内外有爵位的命奴，亲自主持祭地仪式。”高宗皇帝将这个建议交付群臣讨论，不少臣僚认为不妥，有些人却认为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决定武后可作为祭地的亚献，即高宗皇帝先祭，武后第二位祭。此事议定后，朝廷上下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封禅大典作准备。按旧例，封禅大典须在正月初一日举行。因此，来年正月初一日便是高宗皇帝与武后所企盼封禅大典的日子。

　　　　麟德三年（公元666年）正月初一日，高宗皇帝率文武百官登泰山，祭天于泰山之颠；初三日，高宗皇帝从泰山上下来，抵梁父山祭地。高宗皇帝祭地毕，所有官员退下，武后在命妇的簇拥下，敬酒祭地，是为亚献。初五日封禅大典完毕，高宗皇帝和武后登临时搭建的朝觐坛接受百官朝贺，二圣命大赦天下，改元当年为乾封。

　　　　武后参加封禅大典并行祭地亚献的目的非常明白，应该是她费尽心机从后台走到前台的前奏，或者是她准备出来的前奏，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客观上，这次封禅活动对于提高古代妇女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武后满怀信心和希望地陪同高宗皇帝回到了长安。由于封禅的成功，武后异常兴奋和高兴，她要把这种心情释放出来，向什么方向释放，采取何种方式释放，她已经考虑好了。

　　　　她建议高宗皇帝为这次封禅的成功，敕命全国各州皆新置佛寺一所，各度僧三十人。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功德，是她在向天下宣告自己在拥有了正式的政治地位后，要继续垂青佛门，因为自己就是天下僧俗信众的弥勒佛，是成千上万无数僧俗信众的归心之所。

　　　　也就是在这种兴奋和愉悦的心情中，武后突然觉得是了结一段因缘的时候了，时机已经成熟，她已经谋划好了了结这一因缘的全部程序。

　　　　还是在武则天刚被册封为皇后的时候，武氏家族也因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顿时显赫了起来。除对武后母亲、姐姐册封外，高宗皇帝还封武后的堂兄弟武惟良为司卫少卿，武怀运为淄州刺史，武后同父异母兄弟武元庆为宗正少卿，武元爽为少府少监。武氏这几个兄弟当了朝官后，并不买帐，而且还说这是祖上的荫德，根本不是武后带来的福荫。武后母亲杨氏夫人将这些人的看法报告武后，并对这几个兄弟当年欺侮她们寡母孤女的行径哭诉了一番，武后听后，不觉怒从心中起，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让他们几个兄弟知道自己的厉害。不久，高宗皇帝下令武惟良为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武元庆为龙州（今四川平武）刺史，武元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