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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在位时，他推动了佛舍利供养与崇拜之风的进一步发展。他曾在全国各地广建佛舍利塔，在扶风（今陕西扶风）的凤泉寺也建了一座。凤泉寺东南二十余里，有一成实寺，内存古塔一座，即传为阿育王所建。隋末，成实寺改名宝昌寺。隋文帝广建佛舍利塔时，因扶风宝昌寺已有古塔，就没有再在此修建舍利塔，只是在凤泉寺另建了一座。但在当时佛教信徒的心目中，扶风宝昌寺寺塔中藏有佛舍利，且是阿育王役使鬼神所建。宝昌寺虽在当时没有再建佛舍利塔，但也参加了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佛舍利供养与崇拜活动。据载，该寺在这次活动中，主持僧人请人画了一张陕州祥瑞图，张挂于佛堂，也出现了与佛舍利一样的祥瑞之兆。
在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初，宝昌寺的住持和尚普贤，慨叹寺院即将废败，就具状上表朝廷，请求朝廷出资相助修缮寺院。这时的唐高祖李渊还未正式称帝，以唐国公、大丞相的身份大权在握，他看到普贤的上表后，建议将宝昌寺改为法门寺，并给予了适当的安慰和资助。唐初，法琳和尚在其《破邪论》中说道：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佛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验。佛灭度后四百余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送舍利，使鬼神造四万八千塔，今洛阳、彭城、扶风、临淄等地，皆有其塔，并屡有神异。法琳和尚的上述说法，表明唐代初年，阿育王分送佛舍利的传说已普遍流行，且扶风法门寺塔即是其中之一，佛教信徒普遍相信该寺塔中珍藏有佛舍利。
唐高祖李渊更名宝昌寺为法门寺这一因缘，以及法门寺真身宝塔下珍藏有佛舍利这一普遍信仰，说明法门寺在唐王朝皇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初，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曾率兵路过法门寺，不但进行了礼瞻，还为该寺度僧十八人，又上奏高祖皇帝任命在凤泉寺做杂务的法门寺僧人惠业返回法门寺，为法门寺住持。法门寺在唐初，虽地不处两京，又不是佛经传译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唐王朝佛舍利供养与崇拜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李唐王朝的宫廷寺院。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这一年武则天才八岁，正随父亲在荆州祈愿阿育王发神力降雨。岐州刺史张德亮到法门寺礼拜佛法，但仅见该寺于唐初被火焚后的余烬，他笃信佛教，不忍法门寺如此荒颓，于是便上奏太宗皇帝，请重修殿堂并加固塔基。他在奏文中称：法门寺古塔相传三十年一开示，开示佛舍利以供僧俗信徒礼瞻。今若开宝塔，恐为聚众之讼，故不敢私自开示，请太宗皇帝定夺。太宗皇帝闻奏后，不但同意整修法门寺，而且还同意打开宝塔地宫。在张德亮的主持下，法门寺的宝塔地宫被打开了，此乃唐代的首次开启。据载，地宫深一丈余，内有周、魏时所竖残碑二通，在地宫中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一枚，将该舍利取出后，任僧俗信众礼瞻，成千上万的人一时同观，可谓热闹非凡。传说，当时有一失明者，用力睁眼睛去看佛舍利，忽然双目复明。消息传到京师长安后，京邑内外，奔法门寺礼瞻佛舍利的人，每日达数万。当时看见佛舍利的人各有不同感觉，有人称见佛舍利如白玉，白光映彻内外；有人却称视如绿色，郁郁葱葱遍映四方；又有人称可从佛舍利中见菩萨圣僧；也有一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待问其原因，方知他一生多有罪恶，诸孽已造，故有目而无视。在这次礼瞻佛舍利的活动中，一些信徒将自己的头发点燃，或以手指作灯芯而点燃称为炼指，以表示虔诚。此次开示法门寺真身宝塔佛舍利，没有迎送，只是在当地礼瞻。随着法门寺殿堂宝塔重修工程的结束，佛指舍利即被重新安置于宝塔地宫中。
武则天以才人、昭仪和皇后的身份，先后数次伴随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去岐州九成宫避暑消夏，而且还亲自去过法门寺，对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示，礼瞻佛舍利可令生善的说法了如指掌。既然与佛教有缘，武后就不可能放弃任何一次崇佛的机会。她十分清楚，往往可以通过盛大的佛事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铺路搭桥，况且将来要以佛的身份降临人间。因此，在投身于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和逐渐掌握朝权的同时，她还特别关注佛教，关注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佛事活动。显庆年间再次开示法门寺佛舍利塔，掀起佛舍利供养的崇拜的高潮，武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表现出的热情，她表现出的虔诚，以及她的引人注目，使她几乎成了这次活动的主角。她也非常感谢佛教能给自己提供如此的机会，使自己在这个方面由帘幕后走向了前台。
这次奉迎佛舍利的情况是这样的。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僧人智琮、弘静应召入宫，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及皇子、嫔妃讲经说法，期间他们向高宗皇帝和武后谈起了阿育王寺塔事。高宗皇帝和武后便询问，是不是那个放下屠刀后役使鬼神修建佛舍利塔的阿育王？听说他广做善事，传播佛教，深受信众崇拜。武后还特别问道：“如果真是那个阿育王，那么他在长安附近有没有建塔？”智琮和尚回答说：“阿育王建塔珍藏佛舍利，肯定是实事。贞观年间曾开示过的法门寺塔，即是阿育王所建四万八千之一。”其实，这是武后知道的，但她还问道：“听说佛舍利塔必三十年一开示，以示天下，可求善因。”智琮回答说：“三十年一开示，是佛典明示的，开示本身即是福田。现距贞观初年开示已满三十年了，特请皇帝和皇后准予再行开示，以为国人及信众共求善因。”就这样，在武后的暗示和引导下，僧人提出了再行开示法门寺塔的请求，高宗皇帝也欣然同意了。
由于武后颇有兴趣，所以高宗皇帝不仅同意打开地宫，而且还敕命将佛舍利奉迎到皇宫中来，以供武后及后宫嫔妃们礼瞻。按照高宗皇帝的敕命，智琮和尚和朝廷代表王长信不日即前往法门寺奉迎佛舍利。智琮到了法门寺后，即入塔内，专精苦行，以求佛舍利感应，但苦行久之而未应验。后来，智琮便在自己臂上安置炭火，烧香禀厉，专心致志，此时忽听塔内地宫中有声振裂，寻声去看，只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次日早便获得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仔细寻看，又获七粒，置于盘中，均放光明，炫耀眼目。但是，这八粒舍利，并不是贞观年间开示时的指骨舍利，智琮和王长信等人心急如焚，唯恐找不到那枚舍利而被皇帝和皇后问罪。
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知道这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高宗皇帝觉得是自己福祉浅薄，是佛祖有意为难自己。这时，武后建议高宗皇帝派人急送三千匹丝绢到法门寺，作为布施；又建议高宗皇帝造一座与皇帝身体一样高的阿育王像，进行焚香膜拜；与此同时，还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修补法门寺塔。这些活动，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等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和武后开示法门寺塔觅寻佛指舍利的决心。在这种氛围中，智琮和尚和王长信终于在地宫中寻得了那枚佛指舍利。该佛指舍利长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内外光洁，以手指入孔内，恰能受指。该指骨舍利据说是光相变化无常，不可常准。
高宗皇帝和武后得知获此舍利后，便命急速奉迎到京师长安。奉迎之时，京邑内外，从长安到法门寺二百里大道，两旁僧俗信众连接不断，往来相续，都以能瞻观舍利而为荣，大都口念佛号，从内心感谢佛的恩德。佛指舍利被奉迎到长安后，由朝廷出面组织了盛大的礼瞻活动。佛指舍利被各大寺院轮流供养，广大信众扶老携幼前去观瞻礼拜。当然，高宗皇帝和武后亦率后宫嫔妃前去礼瞻，其场面之大，是任何佛教法事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回到皇宫，武后便问高宗皇帝是否从佛指舍利上看到什么东西，高宗皇帝此时正值目眩病重之时，他说未曾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眼睛清爽多了。武后称自己从佛指舍利中看见了一片光明，光明中佛像忽隐忽现，甚为异样。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和武后决定佛指舍利暂不回归法门寺，他们要驾幸东都洛阳，要把佛指舍利带到东都洛阳宫中去供养一番，以多为他们自己祈福。
就这样，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佛指舍利被高宗皇帝和武后奉迎到了东都洛阳，被直接安置在洛阳宫中供养。为了显示对这枚佛指舍利及整个佛教的尊崇，高宗皇帝及武后还特召高僧大德若干前往洛阳宫中诵经，以示对佛指舍利供养的重视。当时，这枚佛指舍利被安放在一个石臼中，随驾的佛教律宗大师道宣和尚向高宗皇帝和武后建议说，佛指舍利不应该置放在如此简陋狭小的器具之中，应该按照最繁华最尊贵的礼节安放。高宗皇帝和武后相商后决定，按中国传统葬俗，命人为佛指舍利造雕一个九重金棺银椁，将舍利置放其中，武后还特别为佛指舍利施舍了衣帐等物，使供养场面及规格都大大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持续达三年之久，直到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高宗皇帝和武后才使智琮等人将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在送还的过程中，亦是热闹非凡，最后举行仪式将佛指舍利藏于宝塔地宫石室之中。
一般认为，武后在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中，还是半隐半现隐藏在幕后，与她刚刚开始垂帘听政的身份相符合。但是，在实际上，她是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首创者。所谓首创之义，主要是指开示地宫后奉迎，而不是在法门寺开示。不但奉迎，而且是奉迎到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个地方，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就为以后唐诸帝逢三十年一开示并奉迎佛指舍利到京城开了先河，其中也包括三十年后武则天称帝时的一次奉迎。另外，此次奉迎活动，正值武后垂帘听政开始之时，其中蕴含的意义、作用、影响亦非同一般，实际上是她在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前台创造条件。此次奉迎中，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九重宝函及衣物等赏赐，也开创了以后每次开示即行赏赐施舍的先河。
奉迎佛指舍利活动，是武后介入政治生活的开篇之作，可以说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但是，就在这较为圆满富有成效的开篇之作的同时，她还是要面对尊崇的那枚佛指舍利从内心进行忏悔。
因为，她要超度自己外甥女的亡灵。
武后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正式参预朝政和隆盛崇佛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便是她的两个外甥都背叛了她，首先是外甥女。
这两个外甥即是她的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与贺兰敏蓉。她的胞姐韩国夫人消失之后，武后对这一双儿女所怀抱的一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也许是因为其中某种难以启齿的愧疚。她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从内心默默诵经超度自己胞姐的同时，对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给予了莫大的关怀。她看着这一双儿女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她还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尽量给予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应该说除了自己的孩子们之外，武后最疼爱的血缘至亲就是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了。
姐姐的一双儿女长大了。于是武后让高宗皇帝封贺兰敏蓉为魏国夫人，而那个贺兰敏之，武后要他继承他外公也就是自己父亲武士彟的全部爵位，并将贺兰敏之改为武敏之，这样便使一个小小少年，一跃而成为了周国公，还被授予了太子弘文馆学士兼大散骑常侍的高官。武后看着他们在显赫的封号和官位下一天天长大，出落成英俊的少年和美丽的少女。她还不止一次地在母亲杨氏夫人面前夸奖他们，说武家的后代是杰出的。
最初是那个美丽的外甥女。随着慢慢长大，慢慢成熟，被封为魏国夫人的外甥女开始懂得漂亮的含义了。她在开始发育的同时，也开始着意打扮自己，她学会了化妆，越来越喜欢穿那些袒胸露背的衣裙，将她那青春的乳房半裸着，每日在后宫飘来飘去，自然不能不引起男人们的注视。真正能够注视和占有这位少女的男人，在皇宫中只有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在这位苗条秀丽、肌肤光洁的魏国夫人身上，犯了如同在她母亲韩国夫人身上犯下的一样的错误。他亦称有病，躲在深深的寝宫中，并且不时召御医进去。武后在帮这个皇帝丈夫处理完政事后，匆匆前去探望他，她推开门，看到的竟然是她曾经看到过的一幕，魏国夫人正慌乱地离开高宗皇帝，她的头发是零乱的，衣裙是不整的，而且脸色绯红，浑身颤抖不止。武后明白了刚刚发生过什么事，什么话也没有说。魏国夫人在慌乱中离开后，高宗皇帝和武后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却没有说话。但是，高宗皇帝心里非常清楚此事的后果，这个后果是要落在刚刚离去的那个少女头上的，自己倒不会有什么事。武后好象在梦中一样，她没有责备高宗皇帝，因为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无论如何还是一国之君，他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超过他应该做的，尤其是和女人；那么，要责备谁呢？武后突然间觉得很费解，同时她又觉得不用解释什么了，一切都好象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是无法躲过去的。
这时，她不觉在心中开始默念佛号。
在还未来得及过多思考外甥女贺兰敏蓉与高宗皇帝的暧昧关系时，朝廷上下又围绕佛教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武后得意地在其中当了一回调停人。这是她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母的身份伸张了佛教，结果是使更多的佛教高僧大德臣服在了她的脚下。
事情还是由佛教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父母这个问题引起的。早在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下诏令佛教沙门礼敬父母和尊长，当时佛教沙门慑于皇权威力，不得不奉诏行事。但随着佛教中一些高僧大德与皇室关系不断亲密发展，佛教沙门又开始不礼敬父母及尊长了，他们以皇权为靠山，以佛典为依据，用行动否定了太宗皇帝当初的诏命，并在朝野中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特别是朝中的一些大臣，从维护伦理纲常和先帝权威的角度，不断向佛门提出诘难，并向高宗皇帝直接上书，晓以利害，希望高宗皇帝能出面予以干涉。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高宗皇帝在朝臣的建议下，发布了《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和《令僧道致拜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