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光。
狱中还有一个伙伴。是个姓左的年轻人，“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武攻队队长。此人学生出身，家庭很苦，父亲早逝，靠母亲纳鞋底把他养大。参加了武斗，因为人命案一直关在昭觉寺。其实他没有打死过人。
一老一少相处得很好。小左狱外没有任何亲友接济他，有时沙汀给他零用钱。小左的姑妈就是万千流落他乡的四川妇女中的一个。听讲因为在家乡活不下去，在丈夫的哀告下，她带起儿女嫁到陕西去。中间还回来过，给丈夫偷偷带粮食。等困难时期一过，又回四川复了婚。小左说得他心都酸痛了，就像说的是自己姐妹女儿一样。多少年后，他在北京家里看到一则报导四川什邡地区农民由贫转富的电视新闻，直看得老泪纵横。小儿子刚宜十分惊怪，不知父亲悲从何来。他便对他讲了小左姑妈的故事。
1972年11月13日，他终于出狱。此时他已六十八岁。这情况有点像“保释”。他和周扬的关系还要继续受审，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还，他只能单身住在走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支部，仍未担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们虽然可以不时来探他，他的心里还是沉闷，不晴朗。许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别人。有时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离的必要。（不过，有的朋友不怕惹祸。刘尔钰是我省一师的同学，在城里有几间房子。我没住处，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与我亲近的一个。还有冯诗云，原是北京《工人日报》主编，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我和他本来不算熟，只是抗战时期在车耀先的《大声周刊》社见过几面而已。解放后他在西南总工会工作，办过《西南工人报》，我在西南文联，有过接触，那几年他也被弄到成都来了，常来看我。别人劝他小心一点，他不在乎，我刚放出来，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说要请假的，冯说“管他的”！冬天，取暖的㭎炭供应紧张，文联分炭不给我，他叫人给我送些来。我还没有看文件的权利，他认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给我读。
就是在冯诗云家里，我见到《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我最后的“解放”与他的帮助有关。开人代会，他找机会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沙汀未查出问题，也没有问题，应该起用。他怕省委书记不认识我，还专门写了个材料，这样，我才得以恢复工作。这已经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讲）
人们说“有钱难买靠边站”。从昭觉寺出来，一身少有的轻闲，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从一堆破烂的家具中找出一册未被抄走的三台双龙乡札记。这本笔记逐日记下他在双龙一个月接触到的各种农民、干部，与他们的谈话，发生的感想。他的详尽的记法，特别是注意记录“原生”状态的对话，很使他想起那本丢失的关于贺龙的手记。他过去起草了一点双龙的小说，现在读了又读，让过去年代的人物复活，心里跃跃欲试。《青㭎坡》初期的秘密写作就这样开始。
他对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感情寄托很深。四川姑娘大量外流的现实刺激了他，他觉得五十年代双龙农民的精神是可贵的。“文革”引起他怀疑的只是“当前”。和那些历次运动受打击的人和具有尖锐政治辨别力的人相比，他对“大跃进”以后中国事情的认识，还很不深。起草《青㭎坡》时，他的反思短浅。他是个有丰富情感体验的“描摹”社会的能手，不是个思想家。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后期光明与黑暗交战最奇特的年代。他这个遭“废黜”的人也看明白，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是如何费尽心力地整顿全国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意识形态领域则三天两头闹“地震”。今天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明天评法评儒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非把这个老大的穷国折腾净光方能罢休。
描摹社会的小说家，观察着中国的人间。他后来追记过这几年成都和全国发生的事件，想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动荡。
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对这个充满智慧、献身精神和工作活力的人异常敬佩。他想不通“整”周恩来的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而任何疑虑落到毛泽东的身上便无形消解了。这个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一代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想像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沙汀也不例外。
（周总理1975年9月住进医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一连几夜没有睡好。我实际仍在“软禁”当中，同我过从的人不多。几个有限的熟人每一见面，不是忧心忡忡地说：“怎么今天报上还没有总理的新闻？”
或者喜形于色：“总理昨天还在医院接见伊文斯呢！”到了年底，消息可越来越稀少。我已经搬回新巷子旧居，前院就是《四川文艺》编辑部。偶尔有个别同志悄悄向我走漏一点小道传闻，都未可全信。有人不止一次建议我给总理写信，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合我的心意，但一想到他在重病中我还要打扰他，就动摇了。矛盾的心情支配我相当长的时间。
1976年1月9日清晨，照例，起床后我就瘫在卧室门口的马扎上面。长夜失眠，头昏沉沉的。《四川文艺》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走近门边来。我知道，但凡凌晨从收音机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她总会热心肠跑到附近的《四川日报》社去取报给大家看。而且一视同仁，对我从不歧视。这时，只见她摇晃着报纸，神色紧张地走来。我撑起身伸手接报，只听她说出一句：“总理逝世了！”
我手指间的报纸拍地跌落在马扎上。我惊呆了几秒钟，躺身下去，双手掩面，爆发出哭声！
我的嚎啕痛哭惊动了前院编辑部。那个长期与我共事的负责人走到我这里来。
“……”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籐椅上坐下。我没听清他说的话，照旧哭，像个大孩子样。
“……”他絮絮地说了又说，但他自己也流泪了。“亚群同志今天够受的……”我哽咽着，突兀地说了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早已依靠输氧过活的李亚群。前不久，我们曾像解放前地下工作接头一样作过短促交谈，从时局扯到总理健康。四十年代他也在总理身边工作过。
午后我稍稍平静，准备上街散步。编辑部静悄悄，毫无表示。私下问起，才知“上面”下达了各种禁令。到了街上，情形可不同了。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挂起半旗，不知道旗子从哪里来的。一大队中学生抬了花圈正朝东风路缓缓走去。我停下来，摘掉帽子，目送着花圈。我担心无法控制自己，赶紧转进一条窄小巷道。这里更是家家户户挂了半旗。一位工人装束的中年人，正在向邻里讲述今晨他们工厂发生的风波：几名工人爬上厂门屋顶挂半旗，厂长大惊，因为不符“上面”的规定，吩咐把国旗收下来。工人抗议了：“哪个今天就上去试一试吧——谨防老子们把他捶扁！”厂长只好让步。旁听了这样一个令人补旺的故事，我的悲痛心情似乎减轻不少。走出巷道，不远一家三间铺面的布店，挤满了家庭妇女，在排队买黑纱、黑布。我也为自己扯了一幅黑纱戴起。走到家门口，见几位编辑正爬上屋顶悬挂半旗。显然，广大群众最普遍、最深刻地流露出的民意，鼓舞了一切相信真理定能战胜邪恶的人们。——沙汀1986年12月讲）
周恩来的辞世使两种势力的较量速度，骤然加快。中国大地上刮起一阵震惊世界的历史旋风，——丙辰清明悼念总理的花山花海，天安门广场事件，朱德离世，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逮捕“四人帮”！千千万万的人从“文革”噩梦中一夜间甦醒！
你恢复了可贵的艺术自信和勇气，在新的层次上找回了自己。不过，反思是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的。
我首先属于我的时代。做为中国宗法制农业社会最后的描绘者，我也希望能留给未来。
沙汀传……第十四章 追回失去的
第十四章 追回失去的
木鱼山下
写作已经像是老年不屈的生命。
新时期十年度过三千多个日夜，有时一天只涂写一、二百字。可能一搁置就是半年一年。断断续续，他不肯放下手中的笔，居然出版了三本中篇小说和一部回忆录。他像座活火山，还在随时迸涌。《淘金记》的高峰已不可超越，八十高龄，还是奉献出属于他的小说精品。
《木鱼山》十二万字写了五年，一个字一个字攀过去。可怕的是思想的老化、僵化，艰难的是思想的调整与开放。但他还是部分地克服了。1978年10月，他草拟提纲写它的时候，刚从四川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他带来契机。
1977年初，他写了两篇回忆贺老总的文字。这是他“解冻”后的最早回声，但在省内竟不能发表。不是贺龙不能悼念，是他的身份成为问题。6月，其中的一篇寄到安徽去刊载。再过两个月，形势大变，《四川文艺》邀请省市作家座谈党的“十一大”，成为四川文艺界的一次盛会。老的、残的、病的，凡能行动的劫后余生的朋友，汇集一堂，时时催人泪下。沙汀做了发言。他真的复出了！
一个作家，他理解的“复出”，是拿出作品。开会前，他以极快的速度，在过去已有的零星草稿断片的基础上，两个月写出了《青㭎坡》。
这是一部依据1958年三台县双龙乡农民兴修水利的事实，加工而成的中篇小说。它写得匆忙，是个不足月的产儿。主要的意义是显示了沙汀的存在，沙汀的笔没有死掉。《青㭎坡》来不及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中国的“大跃进”，而没有新思想照射的旧现实，成了一堆苍白的材料。
该年9月，他带着这部文稿到北京寻求出版。严文井、屠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热情支持了他。韦君宜、卞之琳，以后还有上海的师陀，都提过很中肯的意见，他一一接受改正，但已不能根本扭转这部作品的缺陷。
（对《青㭎坡》的评价过低，不会使你难受吧？我也不满意。我纪实地写出中国农民苦熬苦战的优良品格，但这种优良品格和光荣传统，没有使我们早一天摆脱贫困。你想过吗，世界已不是愚公的神话时代了，如果我们随便“浪费”掉农民的“优良”与“光荣”，英雄的光环最终要被荒诞色调所代替）
阔别十载的首都盛满情谊。前一个多月，他差不多每日往来奔波访旧，想见到所有的朋友。交往次数多的是文井、立波、之琳、光年、起应（周扬）、家宝（曹禺），还有夏公、叶圣老、茅公、郭老、冰心大姐、冯诗云，多达七八十位。
趁巴金来京逗留两天的机会，他们在西苑饭店的临时会客室，直谈到上车前的半个小时，几乎忘却了时间。拜望贺龙夫人薛明时，他谈起出版社拟议中《记贺龙》的再版。有一阵他是想写贺龙的传记或小说的，还想搞一个一二○师进军冀中的长篇，可惜都没能如愿。为了改《记贺龙》，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搬到西直门国务院二招，住到了年底。
如果事先知道只差这么几天，他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挚友，他无论如何也要从四川早一点动身来呵。现在他简直不敢走近何其芳的家。但他怎么能不去呢？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拐进了西裱背胡同。决鸣和孩子都不在，一位街坊把他接进屋小坐。这是文学所的装订工人，对所长的逝世不胜痛惜。谈起其芳在“五七”干校养猪的认真劲，也很感慨：“这样好的人到哪儿去找！”他在医院，亲眼看到其芳手术后醒转，还在询问“校样”。在八宝山，那个中国唯一的女将军，本是来向另一死者告别的，当她知道这个灵堂里是何其芳，照直走进去。有人提醒她错了，她说：“没有啊，我来吊唁何其芳同志。这不是明白写的‘何其芳同志追悼会’吗？”
听这位老工人讲述这一切，他凭借想象，编织老朋友最后那些日子的故事。其芳最小一个孩子终于回来了，把他领进家门。他一眼看见墙上放大的遗像，弯下身鞠躬，泪水已滴入地面。
同哭周恩来一样，他无顾忌地嚎啕痛哭。
几个月后，1978年3月，他被调来接任老友的工作，做了文学研究所的新所长。
他比较痛快地答应来京。他在四川虽然儿孙成群，却没有这么多可以随意交流思想的人。一个老年丧妻的人驱赶不走寂寞是多么可怕！其时，他正在思索“四人帮”“左”的一套的成因，自然想起六十年代烈面西关农民巧妙地顶住上面瞎指挥的实例。他心中萌动一个大胆的作品，北京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想界，对他是必要的。
从北纬路饭店搬进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与卞之琳同楼，他有四层与小儿子刚宜夫妇安置了一个家。社会上“真理标准”的讨论启发人的心智，他决计写一部名为《抵制》的小说。
他要全力塑造一个敢于同浮夸、不实的上级巧妙周旋，戴了“右倾”、“保守”的帽子仍不怕钻磨眼的基层干部角色。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愿望。尊胜王达安的形象占据他的心思，他设计了汪达非这个主人公。在写作中，烈面的张书记不断闯入，他总是把他与汪达非合并。汪自己在县里挨批，一出场便为大队长贺永年所受的不公正的批斗难过，这个贺永年的原型是烈面的黄勤明。另外两个性格一阴一阳的队干部霍干人、赖体臣，也是尊胜的熟人。霍干人原是何干人，赖体臣用了谐音。他更熟悉尊胜人的性格，但抵制的鲜明态度，来自烈面的农民干部们。
他们的对立面是工作组。一个坏的工作组，在农村有“太上皇”一样的地位和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他最了解不过。他自己下乡就经常有这种身份。工作组的负责人“眼镜”代表“左”的思想，沙汀在表现党的领导上显出一种慎重，煞费苦心地安排了新任工作组组长、省委王部长这个重要人物。这是他解放后仅有的一次写高级干部。他是不是想到彭德怀了呢？写作之初，彭德怀的问题还没有全盘透亮，可人人明白他是冤枉的。
1979年7月，沙汀在笔记本上已经起草了近五万字的小说突然搁浅。年末，他列出另一部小说的庞大计划，摆出放弃《抵制》的姿态。1980年春回川度假，中间试图把《抵制》捡起来。半年过去，改到原来停写的第八章 ，还是续不下去，又一次搁置！
是什么妨碍了他？
由小说的第七章 或许能透出一点奥秘。这一章 写王部长在省传达庐山会议之前，病发住院。他爱人做为传达会的工作人员，向他不断报告会上戏剧性事件。发表出来的定本是这样记述的：
这次对中央政治局庐山会的传达方式，相当别致：先要大家议一议那位“大将军”写给中央的长信，然后才传达毛主席对这封信的批评、大会的基本精神和决议。而当他听到那封长信的内容时，正同一般干部那样，他是多么赞赏呵！因为那时候不少事实已经叫他感到困惑。现在他清醒了，认定我们的农村工作确乎很有问题。
然而，没有几天，那些对“大将军”的长信叫好，表示赞赏的代表，在听了毛主席截然同他们相反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