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幻听症”再度复发。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材料”交待说：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辨论”。⑥对这一说法，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文革”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又问了对方一些叶被井冈山总部揪出批斗的情况。叶铭汉得知此情后，对周培源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回答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周也就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日夕凉风至（2）
当叶铭汉把周培源的话向叔叔转告后，叶企孙并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叶又对侄子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侄子望着叔叔严肃、认真、惊恐和神秘兮兮的样子，甚觉悲哀，说道：“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企孙根本不相信侄子的话，说你到我家来听就知道了，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为了打破叶的幻觉，解除心中的恐惧，侄子不久到了叔叔单人居住的“家”中，叶企孙瞪大眼睛，神态严肃地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叶铭汉告诉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幻觉。叶企孙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叶还吹嘘因为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过了几天，叶企孙的一个老工友突然找到叶铭汉：“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并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叶不愿去。”3月30日一清早，叶企孙又慌慌张张地跑到叶铭汉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合（果）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又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企孙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学家赵忠尧家说明来意并打听真伪。赵说吴有训现在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企孙争辩道，没有听错，如果错了，那就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叶企孙的神经错乱症随着“文革”的深入渐渐“深入”得不能自拔，叶经常对他的侄子说：“电台里对他的每一行动都有反应，一天到晚，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反应。”同时他经常听到“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谁是更大的特务”。
在这样的高压和悲惨处境中，叶企孙又以“C。C。特务”而锒铛入狱。等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得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
自1969年底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尽管叶已神经错乱，但生理的需求与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寻找活命的食物与精神的慰藉，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时，叶便悄悄溜出家门，来到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由于一些科学研究部门进驻，这时中关村一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不少与叶熟悉的人在海淀镇见到了这一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若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观者无不为之潸然。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到了油干灯尽的晚年，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向来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书》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日夕凉风至（3）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范氏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入狱，想来叶渴望别人理解自己为人处世的情感，要比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撒手归天，默默告别了这个曾给予他欢乐与苦痛的纷乱世界。⑦
注释
①“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说，见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③2004年5月作者采访叶企孙助手何成钧之记录。
④从这则笑话也可看出，为何原燕京大学的遗产继承者与原北京大学闹校产纠纷。据原燕大教务长梅贻宝说，“一九七九年中共政府与美国建交后，曾交付赔偿金一笔。燕京大学的校产是其中的一项”。
⑤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锷、邓稼先、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叶企孙亲自指导过的学生。而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等，则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
⑥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是“文革”中于北京大学产生的两个水火不容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这两个组织曾一度控制了北大的权力，并对北大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折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文中提到的崔雄昆，乃“文革”前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共北大党委常委。“文革”开始后被红卫兵打倒，1968年10月16日晚，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集中地28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时年49岁。叶铭汉，1925年生于上海，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实验高能物理学粒子探测技术专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⑦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正（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文中称：“当时定熊大正为特务的依据有四条：一、熊大正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派到冀中军区的特务，并向冀中输送特务搞破坏活动；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会及东珠市口九号两个联络点，与黄浩和日本特务德先生接头，并派裕少青帮助德先生进行特务活动；三、他是叶企孙发展的C。C。特务；四、他在冀中军区成立'技术研究班'进行特务活动。现已查明上述四条依据都不存在。”“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孙、孙鲁同志介绍，通过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张珍和我党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员黄浩同志，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定熊大正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正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
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表示正式为叶企孙恢复名誉。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组织“叶企孙奖”基金会，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以示纪念。1995年，叶企孙半身铜像在清华科学馆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自此，叶企孙的名誉算是得到了恢复。｜
胡适的流亡生活（1）
梦里不知身是客
胡适的流亡生活
傅斯年自南京机场飞台的第三天，即1949年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当天，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胡氏闻讯，黯然的心境又平添了几分凄凉。
第二天早晨，胡适回到南京并收到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和“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陈雪屏来电，谓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丢人现眼。第二天一早，胡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国共和谈之不可为，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之请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梦里不知身是客｜3月23日，胡适抵达台湾，安顿夫人江冬秀，并拜访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的暗淡与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随便看看”。想不到这一看就是近十年的时光。轮船行驶在茫茫太平洋上，孤独的胡适内心像深黑中透着蓝色的海浪一样不住翻腾。焦思忧虑间，他挥笔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内中说：“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又说，我们的宗旨是“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而“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码头，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适仍记忆犹新，说：“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81街104号。此前，也就是在1942至1945年，胡适从驻美大使职位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想不到四年之后又旧巢重归，但此时的心境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同了，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6月12日，阎锡山等人在广州新组成内阁，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胡适深感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而此时的美国见风转舵，欲有抛弃国民党政府之意。7月26日，满含悲愤与羞愧的胡适，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
胡适的流亡生活（2）
1950年5月14日，普林斯顿大学聘请胡适为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胡适打算把夫人接至美国。6月9日，江冬秀抵达纽约。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九年寂寞的寓公生活。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之邀，抵台访问。此时胡适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合约已到期解除，没有了固定收入，只有靠江冬秀利用打牌的手艺挣一些钱勉强支撑（据说江冬秀打牌几乎每打必赢）。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道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一段话：“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