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
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
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
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
《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过来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
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
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
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
明些。”（03）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
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
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
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
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
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
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
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04），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是过
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
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
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
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
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
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
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
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
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
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列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
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
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
起了他的感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
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
（05）；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06）。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
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
》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
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的
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
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
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07），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
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
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
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
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
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
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
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
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08）。
“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
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
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
帝建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
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
藉，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
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
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
些学者，老远的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
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
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
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
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
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
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
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
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年），
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
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更有机会造谣，
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到的稿子。他兄弟班
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
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
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书郎，兰
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作了
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
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班固三十三岁，在
兰台重行写他的大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
年，班超也作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
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的读
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
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作中护军，参议军机
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刻石纪
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
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
；他们都敢怒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虽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
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记元四年（西元九二），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
自杀。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
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
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
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
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
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
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
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通史，将
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和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
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
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
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09）。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
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
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
多叫作“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
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 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存在；无
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
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
》，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
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
编订目录（10），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
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
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
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汉书》里
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
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
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
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
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
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
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
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
（12）。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
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
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
观者以为胜于《史记》（13）。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14）。汉代
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
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
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
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
》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
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
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
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15）刘知几《史通》却以为
“《史记》虽叙三千年史，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
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16）。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
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
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倒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
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
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
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
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
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
懒得去看（17）。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
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呈；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
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
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18）。郑
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
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
惟有此作”。作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
是片段罢了（19）。其实通古和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