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
辩”，他自己也觉得的（10）；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
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亚圣”，次于孔子一等（11）。《孟子》有东汉
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的见于
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称为重，但《论》、《孟》词意显
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
；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
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
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
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
候，他还在改定《大这。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
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
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
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
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欺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
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
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
孝宗淳熙年间（西元1174——1189）。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
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注释：（01）九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十
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
《尔雅》《孟子》。
（02）《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顒《中
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03）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04）（05）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06）朱子《大学或问》卷一。
（07）《孔子世家》。
（08）《中庸或问》卷一。
（09）《公孙丑》。
（10）《腾文公》。
（11）《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
《战国策》第八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这些大臣都是世袭的，他们一代
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机会成熟，
便跳起来打倒君主自己干。那时候各国差不多都起了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
家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让姓田的大夫占了。这些，周天子只得承认了。这是封建
制度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
为东、西周；东、西周各有君王，彼此还争争吵吵的。这两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
时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国诸侯相等了。后来列国纷纷称王，周室更不算回
事；他们至多能和宋、鲁等小国君主等量齐观罢了。
秦、楚两国也经过内乱，可是站住了。它们本是边远的国家，却渐渐伸张势
力到中原来。内乱平后，大加整顿，努力图强，声威便更广了。还有极北的燕国，
向来和中原国家少来往；这时候也有力量向南参加国际政治了。秦、楚、燕和新
兴的韩、魏、赵、齐，是那时代的大国，称为“七雄”。那些小国呢，从前可以
仰仗霸主的保护，作大国的附庸；现在可不成了，只好让人家吞的吞，并的并，
算只留下宋、鲁等两三国，给七雄当缓冲地带。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坏中，七雄便
各成一单位，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政局比春秋时代紧张多了。战争也比从
前严重多了。列国都在自己边界上修起长城来。这时候军器进步了，从前的兵器
都用铜打成，现在有用铁打成的了。战术也进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从前精明，
从前只有兵车和步卒，现在却发展了骑兵了。这时候还有帮人家作战为职业的人。
这时候的战争、杀伤是很多的。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
人盈城。”（01）可见那凶惨的情形。后人因此称这时代为战国时代。
在长期混乱之后，贵族有的作了国君，有的渐渐衰灭。这个阶级算是随着封
建制度崩坏了。那时候的国君，没有了世袭的大臣，便集权专制起来。辅助他们
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等的士人。那时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
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是所谓“好客”、“好士”的风气。其中最高
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
财的，况且难得有把握；重要的还是作外交的工夫。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通
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一些帮手。担负
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既然这般重要，所以立
谈可取卿相；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成，出身的贵贱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
局势。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
前一派叫“合纵”，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是联合东西各
国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合纵派的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是张仪，他
们可以代表所有的战国游说之士。后世提到游说的策士，总想到这两个人，提到
纵横家，也总是想这两个人。他们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苏秦起初也是连横派。
他游说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穷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
瞧不起他。他恨极了，用心读书，用心揣摩；夜里倦了要睡，用锥子扎大腿，血
流到脚上。这样整一年，他想着成了，便出来游说六国合纵。这回他果然成功了，
佩了六国相印，又有势有钱。打家里过的时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头，嫂
嫂爬在地上谢罪。他叹道：“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真是少不得的！”张仪和楚
相喝酒，楚相丢了一块璧。手下人说张仪穷而无行，一定他偷的，绑起来打了几
百下。张仪始终不认，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说：“唉，要不是读书游说，
那会受这场气！”他不理，只说：“看我舌头还在罢？”妻子笑道：“舌头是在
的。”他说：“那就成！”后来果然作了秦国的相；苏秦死后，他也大大得意了
一番。
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那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
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
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
帮你的帮你，不帮你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
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
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
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
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人主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这需要
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锈”和“卿相之
尊”，说得不好了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
不算多。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
进言，广博和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
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
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
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02）。蒯通那枝笔是很有力量的。
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
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
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
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
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
事“浅陋不足道”，但“人读之，则必乡共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
移之而已”。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03）。这部书除文辞之胜
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西元前四○
三——二○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
；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注释：（01）《离娄》（02）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
史辩》第四册。
（03）李格非《书战国策后》。
「参考资料」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第二册（清华大学讲义排印本）。
《史记》《汉书》第九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
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
》、《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
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
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
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
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
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
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
》、《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
；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
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
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
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
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
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
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
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
；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
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
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
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
《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
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
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
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110 ），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
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
跟去。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
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虽然我恢复了世传的职
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
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
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
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
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
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01）司
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
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02）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
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
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
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
（西元前104 ），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西元前九九），李
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
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有吃的，耗
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
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
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
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
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
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
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
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
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
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
宦者作的官，中令书，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
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
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
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
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