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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之后，评功加封的凭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初，康生的病势日趋严重，他便把自己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干脆交给江青直接指挥。江青大喜，当即带该班子去天津进行示威活动。沿途，江青一再宣扬，梁效和唐晓文
是“我的两个班子”。唐晓文受到江青的宠爱，就象侍臣一样，更加效忠于江青。在江青天津之行的整个过程中，同梁效一起，接连炮制《简报》，待将来一旦要出《“女皇”大事记》时，《简报》岂不是轰动世界的内幕巨著！
至于“唐晓文”的顾问×××，对于江青则是更加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在谈到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的感想时，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也不能忘记这一点”。由天津口到北京之后，“唐晓文”的头头立即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说要汇报天津之行的“盛况”。康生的秘书回话说：“我们都知道了，已经看到了《简报》，很好嘛！”“女皇”出巡，除了鸣锣开道者之外，又随从一大批“文人学士”，所谓《简报》，就是出自这些“侍臣”之手，其内容不过是招摇过市之时的具体行踪。比如到了小靳庄，接见了什么人，替谁改了名字，送谁一顶草帽，给谁一个发卡，有什么批示，发了什么指令之类的东西！这批“侍臣‘写成报道，随感，欢呼场面，群众怎么激动，自己怎么幸福。这些报道者自认为不是光宗耀祖，也是三生有幸！把这类《简报》作为”首长通报“专发上层。这都是”新天朝“的史籍！康生对江青天津兴师动众的势头极为关注，对其精心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及其顾问×××的”争光“
甚为满意。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虽然重病在身，对于“保江组阁”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在晚年，确实想在江氏王朝里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贩毒立功。“理论权威”康生总想以贩卖理论来唬人，总要以理论换得“新天朝”的席位，也总以理论为自己的墓志铭增添让后人拜谒的条文！康生操纵的写作班子，按照江青的心意连篇累陵地炮制吹捧女皇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了名的妇女，不管是祸国殃民的女妖，还是确有建树的女杰，只要为心狠手毒的任青所欣赏，这些写作班子便篡改捏造，塑造成“创造历史”的伟大形象，武则天固然要大书特书，什么吕后，甚至连慈禧太后也要列到让人崇拜的江氏石坊上。他们一方面捧颂，另一方面还在攻击，叫嚷什么要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人们自然清楚，这是为谁鸣锣开道。
二、秘密组织班底。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指示”上海市委尽快物色一批准备充当中央各部部长的青年干部。四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派到中央各部的备选名单。到了十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央委员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上海之外，在辽宁也作了组织准备。作为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大权的康生，
当然对这一重大人事安排，不会漠然置之。
三、在政治局内发难。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轮。它战胜艰险，远航欧洲，胜利归来，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江青一伙却利用此事，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反对造风庆轮，其矛头所向直指党中央委托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十月十六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直接向邓小平同志发难。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邓小平同志：“对风庆轮这场斗争，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调查”。“四人帮”就一拥而上，滥施攻击，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
四、向毛泽东同志告状。十月十六日的会议，没有达到“四人帮”预谋的目的，于是，他们连夜开会进行紧急策划，决定派王洪文于十七日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告状。王洪文到了长沙对毛泽东同志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搞串联。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同时，又大肆吹捧江青、张春桥等人。明显透露了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的企图。
但是，“四人帮”没有料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支持他们，反而批评了他们，明确支持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接着，又针对江青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提议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总理还是总理，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此为止，康生导演的“保江组阁”的丑剧，只好改换题目另做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将其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召到家中作了一次交底谈话。他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
又说：“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我不甘心死呀！”很明显，康生在这个谈话中所说“党内斗争复杂”，是指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计划受到了挫折；所说“我们党危险了”，是指“四人帮”一伙处在了危险之中；所说“我不甘心死”，是指保江登台之愿没有实
现，把“造反派”召到身边，嘱托他们继承康之遗志，保其舆论基地，以防翻案！
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日趋不利。邓小平同志受托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同时，还严厉批判了派性，提出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却得到了广大于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因为它在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局面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应当指出，“四人帮”所做的许多误国害民的恶作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因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一九七五年初，针对江青对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辱骂批评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批评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要他们“不要随便批文件，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警告他们
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
什么照样搞呀？“并提出今后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康生非常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死保江青登上他们预备的宝座，那是虚幻的梦想。只有把自己积累的投机之术，再次使弄一番。为了把保险系数打得更大一些，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听了之后，使常人按我们党内的习惯，的确无法理解，也难以置信，可是这又是事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生之用心。事情是这样的，康生要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他一不
向组织揭发，二不向中央提出。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又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却于五月下旬，把外交部的两位女青年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谁都知道，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为其隐瞒和辩护。
这一点在延安整风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象江青这样的真正的叛徒，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保江过关。当时，与会同志对江的历史提出许多疑点，要她回答。可是康生不等江青回答，就大包大揽起来，不是说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说那个问题组织上清楚。这样，江青的历史问题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现在，康生要亲自出马，“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同他过去长期持包庇态度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谁都看得明白，他临死还立下这样一“功”，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以保持自己的所谓“晚节”而已！
康生的“揭发”，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当形势对他不利，特别是危及到他的头上时，他就来个特别的“揭发”；当形势发生波折，在他看来对“四人帮”有利时，他又对自己的“揭发”来个修正，另补上一个新的“揭发”。世上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赌棍！一般赌棍押宝时，不是押红就是押黑，总不能既押红又押黑。可是康生却是双押宝，他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不管怎样，他都是胜利者。就是死后，也要留下替他辩护的嘴！
时间推移到了九、十月份，也就是到了康生离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他趁邓小平同志离京之际，突然鼓起勇气，带病到毛泽东同志处进谗言，说邓小平同志“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等等。康生的谗言当然起了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谗言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就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也由守势马上转入攻势；全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此时，康生大半感到满足了，可以甘心了！于是病死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结束语
康生死后，“四人帮”为失去他们的“教师爷”进行过欺骗宣传。他们把煽动家的辞藻和阴谋家的谎话当做康生的业绩，因而愚弄过不少的人。
不过，康生自己的言行录，却一再戳穿了别人为他裱糊的装潢，以至完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类的金冠，理所当然地从他的头上滚落下来。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康生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在康生七十七年的一生中，特别是他在共产党内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知有多少血迹斑斑的脚印，多少共产党人的冤案，才构成了他那凝结着奸诈狠毒的罪恶史。
纵观康生的政治活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历史年代：从我们党的“七大”到“八大”，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年。这期间，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既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和破坏，在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他离开了中央的重要工作岗位，他只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起作用，因而，其危害范围大大缩小了，特别在建国以后，他活动的范围只是疗养所或医院，权力所及，只能限制在这个小天地里。这就为我们党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排除了一个不小的障碍。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那就完全相反，当康生得势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受难，人民倒楣的时候，象一九五八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窃据了中央的重要岗位，而且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党灾难丛生，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康生的手伸到哪里，那里便是非颠倒，劫祸连起。
只要略加回顾，便可找出康生同我们党的兴衰的关系，便可了解，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成了我们党的一个特别的祸害。正因为我们党认识了康生的真实面貌，虽然他已死掉，但还是坚决把他清除出党，撤销了对他的悼词，还了他反革命野心家的本色。
康生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揭露，因为他有几张画皮，使人迷惑不解并借以吓人。
第一，中央领导人。康生发议论，作指示，都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势。因为在他口里，似乎句句都有来源，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中央的意见，给人们的印象，他就是中央的发言人。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种使
人摸不清的身份，增加了许多揣测，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楚。所谓小道消息满天飞，其重要来源，出自康生。你说小道，过不了几天，却变成了大道！
第二，老资格。人们称他为“康老”，他也自以为很老，但他不是从年龄上著称的。他卖弄的是老资格，一谈起来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党内发生的事件，历史人物，摆些细节，谈些故事，似乎他都亲身经历过，听者只好目瞪口呆。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康生一谈共产国际，就同自己的光荣史联在一起，眉飞色舞，从莫斯科到巴黎，从苏联、东欧，到法国、意大利，从党到党的领导人，他都议论一番，评价一番，有的大骂一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都谈论一通，谈今说旧，由外国人引到中国人，又由中国人扯到外国人，应他批判之需要，适他政治之要求。他又经常会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士，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要把他那套讲出去。似乎别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他唱独角戏了！
第四，理论权威。康生有过这样几个头衔：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他的这些职务，以及他部署的工作，抓的问题，给人们总的印象，他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