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清楚，敌人却知道得那么一清二楚。没有党内人告密，敌人是不会知道那么详细的。他们到龙华司令部后，每人只提审过一次，非常简单的问一问，核对核对。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叛徒告密的问题。吴滨沭在这个材料中，没有点名，究竟指谁，尚难断定。不过，能够掌握何孟雄等同志历史情况者，绝非一般人。康生自一九三〇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一月又被提为中央组织部长。可疑之处，当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有的书刊在谈到康生其人时，也曾谈到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国内的反映基本相同。
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记辞典》中写道：“康
生一九三O年曾在上海被捕，据说，由于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丁惟汾的干预，他迅即获释，当时丁的侄儿（或外甥）也在上海被捕“。
美国纽约法拉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了金品和丹尼斯。勃雷德华斯合著的《谁是继承人——毛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书。其中第六章《斗篷与匕首》中写道：“张少卿，化名张耘、赵容、康生。在上海，他曾领导过三次暴动，虽然被捕过，但其后又被释放，继续在上海组织地下党的活动达四年之久。在他向国民党告密之后，由于他在这个不走运的机构中是一个骨干，所以这一机构立即被周恩来撤销。但是，他隐瞒了他的叛变行为而混迹秘密情报机构长达四十年之久。”
英国伦敦一九七四年出版了理查德。狄青著的《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一书，其中写道：“康生一九三〇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他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某种保护。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成为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协调人，他为了保住他的职位而与国民党内部人士保持某种联系。”
这几份国外书刊，虽然没有提供事情的具体情节和过程，也没有说明材
料的来源，但是都一致肯定康生在“三〇年”或“三十年代初”被捕叛变过。与上述所引材料对照，确有相同之处，至于这些材料来自哪里？姑且不谈，一般说来，上海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藏身之地，同时，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搞战略情报的中心基地。
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租界内设立了情报机构和巡捕房，他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行动，或是同国民党特务机构勾结起来，专门从事刺探中国共产党机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得知一些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从这方面说，他们的材料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们所载材料同国内许多人的怀疑和揭发如此惊人的二致，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增加了康生被捕叛变问题的可疑性。
康生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经常无缘无故地不由自主地表白自己“没有被捕叛变”过。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此事已把他弄到神智颠倒，精神紧张，情绪异常的失态程度。这里略举数例：第一，有一次，在延安中央党校开会。当时没有任何人向康生提出历史问题，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就没有被捕过”。使在场的人个个感到莫明其妙。
第二，一九五〇年五月，康生准备由济南动身前去杭州养“病”的前一天，同样在没人问及他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他突然对他秘书说：“我过去在上海，把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我前门进去，后门就逃走了，就出不了事。可是，有人不理解我这个情况，还怀疑我在上海过去那样白色恐怖下，别人都被捕了，我怎么没有被捕过。
第三，一九五〇年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一起专程赶往杭州去探望康生的病情，康生趁机反复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第四，一九六八年，当康生看到台湾出版的《匪情研究》上谈到“康生在沪一度被捕，旋即获释”之后，立即在旁边作了一个表白性的批注：“胡扯造谣。我从来没有被捕过。如果被捕，早就杀头了。”
第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康生神智已经昏迷了，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问题哩！他躺在床上，在“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同时，仍然对人断断续续地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没有；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九二四年，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没有……”
康生如此神经过敏，如此反复地无缘无故地表白自己，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一句俗语：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
关于康生的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摆了上述材料，究竟应当从中得出什么
结论，这还有待人们去探索，立此存照，以供探索者参考。
第三十一章保女皇是为了保自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仓皇出逃，结果折戟沉沙，焚尸于温都尔汗。从此，林彪集团也就彻底垮台了。
康生和林彪之间，本是文武结合，相互利用的关系。康生之所以看中林彪，是由于林彪手中握着枪杆子，权势所在，又是接班人，康生当然贴心投靠；林彪之所以看中康生，是由于康生笼络了一批笔杆子。既要篡党夺权，就要靠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捧一拉，两者就自然合伙了。可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急不可耐地抢班夺权，暴露了野心家的面貌，遭到了严厉地批判。康生一见大势不妙，于是和江青一起，匆匆忙忙改画脸谱，演起由合到分，由得宠到“受害”的换马丑剧。“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到处散布林彪早就把矛头指向了他们。演戏毕竟不是事实，假话只能蒙骗一时。
无庸置疑，林彪集团的彻底垮台确实给康生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是不是说，康生从此之后，洗手不干，不再继续篡党夺权了呢？当然不是。
就象一个赌棍，并不因为输得精光而不再下赌注一样，康生又继续押宝，以作垂死挣扎。怎样挣扎呢？是自己亲自出马吗？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年老体衰，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投下最后的赌注，倾全力死保江青这个“女皇”了。
康生与江青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共同挣扎的因素，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江青借口康生有病，不是打电话向康生表示问候，便是亲自登门拜访、看望。每次去，总少不了带点什么盆花呀，狮子狗呀，影集呀，炒菜呀之类的慰问品做掩护，实际是借机密谈，积极策划保江青出面“组阁”。
一方要当“女皇”，找忠于自己的保驾，一方要尽“顾问”之责，寻新靠山。
各有所求，但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新王朝”！
然而，“保江组阁”的策略，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因为康生、江青一伙，长期以来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关系甚密。林彪反党集团的许多篡权活动，他们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参与者和舆论制造者。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败露，已使康、江一伙处境困难的话，那末，林彪反党集团于九月十三日的彻底覆灭，就使康、江一伙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定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住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稳住阵脚，以求一逞。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
次代表大会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才认为时机已到，开始施展其“保江组阁”的本领来。
康生究竟施展了哪些本领呢？
第一，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
忠奸本来是不能并容的。反周是康生的宿愿。“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就旁敲侧击地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人”，是“同汪精卫合作”的人，是犯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职业病”的人，并纠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周恶浪。结果是损兵折将甚多，收效甚微。这一点确实证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并没有屈服于淫威之下。这就不能不使他暗自咬牙盘算：周恩来虽是他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但是，反周不易收效，目的难以达到，闹不好有使自己垮台的危险，林彪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康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暗算，不敢公开表露。
自“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尽力排除干扰，力挽危局，采取一切措施，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思想上，狠抓批林整风运动，大力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组织上，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解放和使用了一些老干部；在教育上，提出排除障碍，拔除钉子，坚决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主张，并恢复了教学和招生中文化考核制度；在经济上，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形势有所好转。对于这一切，康生和“四人帮”统统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们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等于束手待毙，彻底完蛋。因此，当他们于一九七三年八月站稳脚跟之后，就立即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他们“组阁”的障碍！
第二，“影射史学”出笼，帮凶得心应手。
怎样“反周篡权”呢？明反吧，不敢；不反吧，不甘！怎么办，还是康生鬼点子多。一说害人，真是满腹经纶，于是，“影射史学”应运而出，假托“批孔”，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
“批孔”，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可是江青、康生立刻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借题目，做文章。他们既不批林，因为批林会批到自己头上；又不批孔，因为批孔会把人引向故纸堆。因此，他们密谋的绝招是：借“批
孔“之名，行”批周“之实的策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迅速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稿子1作些增补。×迅即照办。康生看到×的增补稿极表赞赏，立即批送江青，从而为江青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大搞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作了准备。正因如此，江青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她擅自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康生大加赞扬，说”康老立了一功“。什么功？显然是指康生倡”影射史学“
之先，为她提供了炮弹。
既受“女皇”赞扬，康生认为此举得中。动员大会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对×××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安慰和鼓励，他说：“动员大会×××去了没有？身体怎样？请转告×××，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孔子杀少正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接着又布置新的任务说：“现在再叫×××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内容和写法是：（1）关于柳下跖其人，儒家反对他；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他怎么样？（2）对《庄子。盗跖篇》做个简要的说明，并译为白话”。×××受宠若惊，自然心领神会，对康生交办的新任务，当即表示“乐于接受”。康：生向×布置新任务的第五天，即二月三日，又指示其秘书向江青写了报功信，说：“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要我告党校，请×××教授加以注释，并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搞成后印发中央同志参阅”。
二月二十二日，康生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康生的御用写作班子）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报送江青审阅，《痛骂》一文批送姚文元掌握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痛骂》一文，既然是“痛骂”，那就蛮横、撒野，不讲任何道理，搬出了“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态度，把《庄子。盗跖篇》的寓言变成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世竟能当面痛骂孔丘的“反孔英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如果说康生的指桑骂槐，以古喻今的策略，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中还是隐晦的话，那么，在《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中则是赤裸裸的了。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成为江青、康生一伙的得心应手的攻打武器。他们自诩为“柳下跖”，把他们攻击的对象辱骂为“孔老二”，无非告诉人们，他们是祖传的“造反派”，而别人却是承袭的“保守派”。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写的一封信中就1 此稿是康生于1969年9月以“注释”《毛选》五卷为由，指示×××写的。
曾写道：“你们要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于徒孙们”。江青此话，既说明了“影射史学”的用心，也证实了康生指使人搞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样板”作用。
康生报送江青审阅的《庄子。盗跖篇》译文怎样了呢？江青嫌译文“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上考虑不够”，立即送交其御用写作班子——一梁效修改。三月二十六日，梁效将译文修改完毕退江青。三月二十七日，江青又将修改稿批转康生。康生见到修改稿，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养病，立即得意地作批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接着，他又指令中央党校的“唐晓文”，立即编写《鲁迅批孔言
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
料，继续为江青效忠。这几个材料搞出后，康生特别指使其秘书给“唐晓文”打电话：“康老说他身体不好，材料寄江青同志，要写上是尊领导嘱咐送的”。他们就是如此紧锣密鼓，进行这场肮脏的罪恶勾当的。
第三，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
“唐晓文”，是根据康生指令于“文化大革命”之初成立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成为康生的一个“传声筒”。康生经常不断地向其交任务，指方向，自不待说，就是挂牌子、闯门面，也由康生具体指导。而“唐晓文”
也“紧跟康生每一阶段的指示”，忠实体现康生的意图。康生要“批孔”，唐晓文便连篇抛出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因而，博得了康生的喝彩，赢得了江青的赞赏，成了一枝同梁效、罗思鼎齐名的笔杆子！
当然，唐晓文是按康生的指挥棒去迎合江青胃口的。江说要锋利，唐晓文就句句带刺；江说要有“现实感”，唐晓文就赶快给柳下路穿上红卫兵的衣服。对于江青的赞扬，不仅要明吹，而且还要暗颂；对于江青的效忠，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一二五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