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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情报专家。从三十年代起，康生在我们党内就做情报工作，象社会部、情报部以及一些审干肃奸的机构，他都参与过和领导过。在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假叛徒、假特务。似乎在我们党内，所有老干部的历史他都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他都通过秘密的情报加以掌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他一插手，总要把一大批好同志，弄成“叛徒、特务”，他象患有顽固的职业病，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他“肃反”的眼睛一看，就变成他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那套逼供信的手段。对我们党的很多干部来说，一提到康生，便产生一种无法安定的恐怖感。
他的这五张画皮被在身上，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对广大干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也被他欺骗。长期以来，对他的问题得不到系统的清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康生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罪恶，向全党展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凶恶的敌人。从康生的历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忘记“左”的危害，会亡党亡头。
康生是从“左”倾错误中发迹的。从三十年代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由“左”倾思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或大或小的危害，几乎都跟康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他是利用“左”的错误，干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处心积虑地糟蹋党和人民的战士和功臣。他是以“革命”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他是以折断党的脊梁为其主攻方向的。
不好说康生的“左”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承袭者。他把地主阶级的上馅下陷，倾轧欺诈的处世哲学，搬进了共产党内，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口里念着极左的词句，手里拿着的剑却直接刺向党的要害。
我们党多次受到“左”的袭击。“左”给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是，肃清它的影响，防止它的复发，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内的成员、党的历史以及党的社会环境，对于“左”的滋生和发展易于助长，却不易于防止。所以，康生及其一伙常常利用这种条件。他们深知，只要点火，只要吹风，就会吹遍全国，就会搞得难于收拾。
“左”的影响和流毒，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远远没有肃清。“左”
并不是宣布它的错误，就会得到制止，人们也就相应地警觉起来纠正它。
它有深厚的土壤和传统的条件。康生之所以长期得心应手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就是利用了“左”倾顽固症才实现其野心的。
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左”给我们党和人民的危害，并不是也不应当是放任右的东西占领我们的阵地。当我们反“左”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有所抬头，企图把没有免疫力的人引向脱离党和社会主义的轨道，这当然会遭到强烈地反对的。
第二，要肃清“家长制”的残余和影响。
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后来又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土地上，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我国人民觉醒的界碑。我们党在为自己壮丽的事业奋斗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诗，整个旧社会被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打得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了。可是，旧社会的污毒井不能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更不能把它装入棺材埋在地下，封建制的残余，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盘旋。这种残余也浸入了共产党，家长制就是突出的反映。
康生就是利用了党内的家长制行奸作恶的。家长制、一言堂，当然不是我们党所应该有的。但是当着人们缺乏对封建主义侵袭的警觉、听不得不同意见、社会上又没有民主传统的时候，它也就滋长蔓延起来。康生专门
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以骗取信任，由报喜不报忧，到歪曲事实搞浮夸，以至打击陷害同志，爬上更高的职位，窃取更大的权力。这不能不说是家长制作风所带来的危害。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防止家长制作风的发生，就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万万不能放弃的政治生活的根本制度。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我们党的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倾听多数同志的意见，才能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则，也才能防止一言堂、个人专断的发生；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使领导不受蒙蔽，才能防止大权旁落，也才能避免对投机钻营分子的无原则地使用和提拔。
第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和每个共产党员前进的重要的力量源泉。共产党要健康地发展，共产党员要锻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必须牢牢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这一条，党便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党，党员也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崇拜自发性。就是无产阶级，也不会自发地成为先锋队的组织，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锻炼。有了先进思想的灌输、启发，通过自身的觉醒，才能起到先锋队的作用。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天生的自来红，只有不断地改造，不断地提高，才能成为符合条件的共产党人。所谓“一贯正确”者，就是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种说法。
康生从来没有认真地作过自我批评，似乎他从来就是正确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不能作自我批评的人，就不会掌握党所要求的批评。康生就是把批评当成棍子，专门整人的。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康生这种人，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同志之间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多少年来，康生之流搞乱了党的作风，把本来是教育人帮助人的武器，却变成了他迫害人的大棒。
第五，政治运动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倒易于遗留下严重后果。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促进了群众的觉悟，对我们取得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就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时所采取的方式，应当有所不同，再沿用我们那时熟悉的一套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和同志之间的问题，就容易把搞阶级斗争的方式照搬过来，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社会秩序建设和
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工作，恰恰是不相适应的。其实，毛泽东同志于建国前夕，就一再向全党提出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了。康生恰恰利用我们遇到的困难，而把他所熟悉的那套以欺骗夸张为手段，以整人为目的“政治运动”，大轰大嗡，从而搞乱是非，颠倒敌我，制造冤假错案的。因此，每次运动，总伤害一批好同志，也总应运而生一批投机者，留给党一批遗留问题，往往“一年运动，十年未了”，使不少同志浪费了青春年华，党和国家遭受很大损失。结果，常常使原来的设想落空。政治运动不但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相反，却增加群众思想的混乱，使我们前进的阻挠更多了。
经济建设是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有节奏地前进，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扎扎实实地认真地工作。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其恶劣作用都超过无济于事的废话，同共产主义事业是背道而驰的。
第六，维护党风、党纪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纪是铁的纪律。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维护和遵循的，不允许任何党员破坏。可是康生不是这样，他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党风、党纪对他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当他破坏党风、党纪的时候，都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总是拉大旗作虎皮，从而借着这种破坏行为为自己的升迁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只要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欣赏，就可达到目的。
一个执政的党，始终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使自己的党员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不管职位多高，都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摆架子，不高人一等，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同剥削阶级的官僚鲜明地对立起来，把维护党风、党纪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见了康生之流的恶劣行径，愤而制止，坚决斗争，不容其蔓延和滋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会作为法宝传之后代。
第七，必须十分警惕投机钻营者和权欲熏心的人进入我们党的领导岗位。
林彪、康生、“四人帮”已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令人憎恶的样板。
他们的出现，说明我们党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康生的发迹史，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康生每次投机，都把自己暴露得非常清楚，也确实有不少同志知道他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他都能一关关地混过来，无非是从他的地主家庭和旧上海滩上学来的那套投机钻营之术。本来这些东西在党内是没有市场的，不过投领导所好，便为其开了绿灯！“文化大革命”
以他的实际行动，训练了一批他的后继者，可以说撒下了祸害种子！凡是投机钻营者，都有自己的野心，攫取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位和权相连，
权和利又相连，那种权欲熏心的人，一定官迷心窍。一旦权在手，就为所欲为，象康生那样，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野心家、阴谋家，是害怕群众的，是害怕事实的。只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完全可以防止这些家伙得逞的。
第八，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顶住了一切压力，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领导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国以后的头七年，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党的“八大”，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可是，由于我们党没有沿着“八大”的方针，而后又被康生这些人所蒙骗，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大大落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长期没有扭转的方针，把全党的注意力扭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使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有了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全党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康生所批判的所谓“维生产力论”，是他蓄意编造的，是康生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据。一个执政的党，不抓生产，不抓经济建设，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第九，要牢记个人崇拜的教训。
个人崇拜的结果，使我们党吃了大亏，而被几个野心家象林彪、康生之类所利用，搞成了造神运动，以至成为亿万人民思想的禁烟。这个教训，我们不应忘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杰出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
必须肯定，不管什么伟大的人物，当他代表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他就起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他和人民的意志以及历史发展趋向相反的时候，他也就对历史发展起阻挠的作用。个人崇拜把人民引向历史唯心主义，使人们不能摆脱旧的思想牢笼，永远成不了历史的主人。
第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是我们党的严重任务。
康生为什么长期以来成了什么“理论权威”呢？他除了几张吓人的画皮以外，的确是欺负落后。他谈起理论来，往往引经据典。只要按照他指点的线索，认真一查，就会发现，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同他讲的相反。
他所批判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结果都是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他所用的手法，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超越阶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判，来显示他的权威。他的这种思想和手段，是非常卑劣的。他是按照他的帮派思想，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帮分派，当成了旧上海滩上的青红帮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污辱！也是对我们党的污辱！康生对马列主义极尽糟蹋之能事。现在看来，我们党的一项严重任务，就是把康生歪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这些原理。
康生虽然死了几年了，可是他所散播的毒害，并没跟着消失。因此，肃清康生的流毒和影响，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有待于更多同志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
康生年表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青岛市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的一个大地主之家。
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德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存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年（宣统三年）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