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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是一九三五年助毛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取得军权的主要人物（会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主持军务，直至长征结束）。此外，他又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按说，王是助毛取得领导权的第一功臣，也就最有资格劝阻毛的一意孤行，最有责任制止毛将中国往灾难的路上领。可惜的是，他从未那样做。毛进城掌权之前豁达大度、谦虚从谏，但掌权后对于同志，无论曾如何有功于他，一旦触犯了，立即翻脸，决不留情。王稼祥对此有所认识之后，便采取了缄默以自保的方针。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回忆王稼祥的文章中说：「建国后，我们党所犯的多次『左』的错误，特别是对人的错误处理，他都很不赞成，并且甘愿冒当时一些人对他的非议而不随声附和。．．．．他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些重大失误，特别是长期重用某些坏人，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又感到无能为力而没有进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感痛苦的事。」（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新华文摘》。）
由此可知，王稼祥对于毛的批彭，也只是「不随声附和」而已，但这样也已经得罪了毛。文革中，毛听任康生等人批他、斗他，送下去劳改，始终不闻不问，到他病得不行了，才批准他回京治疗。直到被毛封为「接班人」的林彪于一九七一年死去，毛要收揽人心了，才说了王几句好话，而王不久即「在极痛苦和极度矛盾中」（胡耀邦语）死去。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总书记的彭真，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明白不满的。他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在大跃进最热闹的五八年十一月办了个杂志《前线》，创刊号的发刊词长达两千多字，根本不提人民公社，却大讲「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著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可见他领导的北京市委那班人没有跟著毛泽东发高烧。在庐山上他没有对彭德怀井下石，却也没有起来主持正义。据文革造反派的揭发，彭真于会后不久的十月间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对你们的斗争是过火了一些，我当时听了也觉得不顺耳，但未作声。」
一个「未作声」，一个「不随声附合」，一个「什么批评的话也没有讲」，从上述三位人物的态度，我们便可以想像彭、张二人在政治局中是如何孤立了。
党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本身并不热心鼓吹大跃进，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最无原则，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为了最后表决时跟著毛泽东举手。除了举手，他们还吟诗填词，由于硬要同庐山的政治扯上关系，写的东西也就只能是初中生水平，如「经过辩论求团结，领导英明正确声」这种讨好毛泽东的，或者「住行衣食无忧虑」这种为人民公社粉饰太平的文字。毛对这几位老人始终很客气，原因也在这里。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未上庐山（后来据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文章说，当时邓摔跤骨折，在疗养），他对此事的态度不详。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留守北京，也未上庐山。会后他私下对薄一波表示不赞成批判彭德怀，而且彭回到北京后，他是第一个去看望的，但他也只是说：「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说吧！」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非虽不可不讲，但为了「大局」却似乎可以不要原则。毛泽东对彭发难的第二天，聂荣臻、叶剑英二位元帅曾一同到彭的住处，同他谈了两个小时，劝他反省自己，「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他们显然认为彭的信不错，但在党内引发冲突便破坏了「全局利益」。维护毛的威信，团结在毛的周围是他们的第一原则。他们对彭说：「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注６：李锐《国防部长浮沉记》序。）由毛来管住大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从来就没想过，要是毛下台或者死去，中国人民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二人一直供奉毛，任凭毛在文革中恣意乱国乱党，一直闹了十年都未实行兵谏的原因。他们明知毛在把中国往灾难引，却还是恭恭敬敬地应付他，直到他死了才将他的夫人、亲信一网打尽，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始终被那个「大局」、「全局利益」箍著，从未解放过。
一般的中央委员在此事件中表现各异。例如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对彭本有个人成见，而且一贯在政治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毛泽东，因此「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罗的女儿罗点点语）。相反地，山西省长，后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山西接到庐山的电话，知道中央要「反右」，当即在电话中表示：「再不能反右了，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然而，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敢抗上。对于中央委员们来说，党籍是命根子，他们不愿被开除，只得跟著毛反右。如原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一九五八年因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南斯拉夫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非中央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被召回国接受批判。此时为免再度栽倒而永不翻身，只得违心地跟著批彭。
周小舟本被毛视作亲信，刚开会时还帮毛改过诗稿，但他在会议中公开表态，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这无异于背叛，毛恨之入骨，宣布他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与彭一起打倒了。
李锐本来也深受毛信赖，是毛原来指定的「会议纪要」起草人之一。他在会上的言论使他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从此「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中」，「被淹得半死不活」（李锐自述）。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去、毛泽东威望大跌，周恩来得以重建政府，指示将他从监狱释放，他才重见天日。
年方三十七岁却已给毛泽东做了十一年秘书的田家英，与李锐是极好的朋友。他曾告诉李，毛缺乏经济知识。因此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找田、李等人开小会交谈时，二人曾向毛建议由陈云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庐山会上，有一位中央委员将田、李二人私下讲的话在全体大会上「揭发」出来。下山回京后，田给李打的电话又被人窃听。此后田虽仍继续当毛的秘书，却明显受到了冷遇。文革初他被撤职，罪名中有一项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事由是毛以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起点发动文化革命，说过「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在整理毛的讲话时，田不赞成将彭的名字写进去。他被定为「一贯右倾」，限期搬出中南海。他对妻子说：「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指为毛做了十八年秘书作者注），落得如此下场！」随即自杀身死，结束了年轻的一生。
张闻天在他那份发言中曾说到：「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这话说得虽好，却说明他眼光并不敏锐。就在两年前，五十几万人讲了几句不同意见，甚至一句也没讲，都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的帽子，劳改、坐牢，家破人亡。他那时不站出来主持正义，如今却又幻想讲了不同意见可以不戴帽子，实在是没有看透毛的为人。按一九五七年抓右派和五八年拔白旗的标准，张闻天那份发言足够分成一百份，每一份都可以扣上一顶右派帽子或插上一面白旗，而他竟然对毛给他一顶「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没有思想准备。毛七月二十三日发动批判的第二天，他还在小组会上陈述己见：「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书卷气使人直想起与狼辩论、细数狼不该吃他的理由的东郭先生。
一搞成阶级斗争，当然就没有「温良恭俭让」了。各省长的警卫负责人被告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他们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刘的批准，山下九江市的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这几个人不得相互接触。
毛泽东当然也明白，哪怕把这几个人全扣押起来，只要政治上没把他们彻底搞臭，他们就可能东山再起。要是纠缠在大跃进、炼钢、办公社、吃食堂这些问题上，他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即使一时赢得了足够的赞成票将彭、张二人打倒，也难保众人内心就服，难保日后不翻案。为此他千方百计将他们弄成「反党集团」。会议集中批判他们，说他们的目标是逼毛检讨，进而推翻毛，并追究他们的「秘密反党计划」，把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此外，毛又找了几件与庐山的议题不相干的事情大加渲染，力图将他们搞臭。
一是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问题。
一九四○年八月，彭德怀指挥调动一百零三个团的兵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到十二月初为止，共毙伤日军二万人，伪军五千人，而彭指挥的八路军自己也伤亡了二万二千。战役进行期间的九月十八日延安几乎倾城出动，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起先，毛泽东是高兴的，他于九月三十日给彭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如下：「德怀同志，百团大战真叫人兴奋，这样的仗可否多搞一两次。泽东。」（注７：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中国现代史》一九八五年第九期。）
但这场战役使侵华日军「深刻反省」，不敢再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掉以轻心。在这之前，日军自华北抽调两个师团投入华中战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而战役结束后不久却从华中抽了两个师到华北来。随后的两年中，面对日军反覆进行的残酷的「扫荡」，八路军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三分之一，队伍也减少了。这样，毛觉得吃了大亏，别人也认为这是百团大战招来的麻烦。一九四五年中共开会总结华北抗战，彭就成了众矢之的。「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地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注８：《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薄一波的文章。）彭德怀只得检讨以自保。
现在庐山开会，毛要彻底将彭搞臭，这件事就又搬了出来。会上一致批判彭，说「百团大战是背著中央发动的」，「帮了蒋介石的忙」。总之，这成了彭又一大罪状。直到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提审」彭，由于彭不肯接受在百团大战上对他的指控，横遭一顿毒打，当场被踢断了肋骨。
毛最初并无先见之明，所以会有请彭「多搞一两次」这种战役的念头。等到日军调集队伍向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大举反扑，他才后悔不迭。日军的围剿和扫荡，固然加重了华北人民的苦难，同时多少也减轻了南方诸省百姓遭受日军蹂躏的程度。为友军承受攻击乃至真的帮忙，只要对抗日有益，如何算是罪过？只有著眼于保存实力以便日后向国民党夺权的人，才会得出「帮了蒋介石的忙」的结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一次谈话中（八月十七日）提到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的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国人自然要多受一年苦难，但共产党的实力的确可以增强不少，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由此可知，毛泽东为什么对招致日军打击、削弱八路军实力的百团大战那么深恶痛绝了。
在百团大战之前，中国人民抗日的第一个胜利的战役是消灭了几千日本兵的山西平型关战役，为了否定百团大战，平型关指挥者之一林彪特地出来自我否定了平型关战役：「平型关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任为中共元老，一九五○年病故作者注）作的决定。」并指著彭说：「你那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注９：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意即指平型关和百团大战一样，都属同日军正面交锋的大战，不论消灭了多少日军，只要消耗了自己的实力，那就是对国民党有利，不该打。
直到一九八八年，官方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为彭德怀辩诬的书里也还是说：「百团大战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但客观上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也是事实。」（注１０：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五九页。）这等于是说，共产党的军队就应当躲在战场之外养精蓄锐，以便日后向蒋介石开火，而不该与日军打大仗，让国民党军队得利。中共攻击国民党对抗日期间的合作没有诚意，这固然是事实，而共产党本身也彼此彼此。彭德怀为了打击日本鬼子而「帮了蒋介石的忙」，原因就是彭「不知其为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注１１：毛泽东语，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合作抱有诚意。
屈服于毛的淫威，彭很快作了检讨：「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毛并不因彭肯认错而高抬贵手放他过关。林彪后来说毛「要么不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此语不虚。为了钉死庐山一案，杜绝彭日后翻案的可能，毛又将彭与高岗一案联在一起。
毛在庐山搞的决议中如此宣称：「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从高岗被捕到庐山开会，五年来都没有查，怎么「现在」一下子就「查明」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是「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注１２：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写的一个批语。）这显然是栽赃。但这一招十分高明，因为刘少奇、周恩来是搞倒高岗的主要角色，将彭与高拴在一起，本与彭观点相近的刘、周便不会伸手助彭，毛也就胜券在握了。
由于彭德怀是党内有名的生活俭朴、不图享受的高级干部，在生活细节上无可挑剔之处，毛便说他是个「伪君子」，以其俭朴为伪装，掩饰其政治野心。这自然不能服众，连毛的老朋友、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也大不以为然地说：「怎能伪装一生呢？」
用「伪君子」是批不倒彭德怀的，为了使彭永无翻身之望，毛泽东又给他和张闻天安上了中国人最害怕的罪名：「里通外国」。
此前不久，彭访问过苏联，同「苏联老大哥」交道打得不错。张闻天是毛指定的首任驻苏大使，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常往头号盟友苏联跑，说他「里通外国」就更方便了。在这上面第一个发难的可能是林彪。七月二十七日，奉毛指示刚赶到庐山的林彪提了一个恶毒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通敌」的帽子扣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