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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的帽子扣不上，因为当时苏共还是中共的「老大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但说彭「里通外国」正是恰到好处，而彭事实上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也不错。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赫曾与他会谈过一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会见时，苏方费德林担任翻译，我国防部翻译被拒绝入场。密谈三小时多，彭谈话后，非常得意，向一些同志说，赫把（将）去南斯拉夫（访问在）机场讲话的稿子拿给他征求意见，他建议赫『不要说铁托是非马列主义者．．．．』赫欣然接受．．．」（注１３：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彭不懂俄文，要说他与赫暗地有勾结，也仅此一次会谈而已，但因此断然说他「里通外国」，显然是罗织入罪，存心栽诬。
类似的栽诬，历史上早有先例，谙熟史书的毛泽东自然记著。一四四九年，明朝军队在土木堡被蒙古大败，英宗皇帝被俘，大臣于谦主持抗战，整整八年，抗战胜利，蒙古不得不释放了英宗。英宗复辟后，竟诬于谦「迎立外藩」，没有证据，单凭「意有之」便砍了他的头。毛说彭、张「里通外国」，一样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而且连「意有之」也不必说，就那么定案了。
九月十一日，毛在批斗彭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绝对不可以背著祖国，里通外国」，好像此案证据确凿，已不容置疑。张闻天挨完斗，回到家中，对夫人诉苦：「讲我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说完对著老伴不停地淌眼泪。他不明白，毛的目的是要搞臭他们，为达此目的，毛是不讲道理、不择手段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所作所为同整整五百年前的明英宗有何不同的话，那或许可以说这一次是旧日统治者的王气、霸气在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这并非是说死在紫禁城那个黄圈圈里的几十名昔日帝皇的亡灵附上了毛的身体，也不是说唯有毛的头脑被封建毒素所污染，因为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将毛视作或比作皇帝，他们的封建意识不一定比毛泽东少。
一九七一年九月，曾被毛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不甘失宠，谋刺毛不成，事败身死之后，朱德给林的评语是「犯上作乱」。这是个已沿用了两千年的标准术语。他显然把毛看成皇帝了。
一九六二年，副总理李先念在商业部长姚依林（现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副总理）向他转达毛的指示时发过牢骚说过：「是啊，第一代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都是厉害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也有类似的话：「历史上的第一任都很厉害，如秦始皇、毛主席等等。」
连彭德怀也这么看。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曾与张闻天交谈，谈到历史人物，彭说：「中国皇帝一般第一朝是厉害，因为他不厉害就搞不起来。」
不仅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将毛视作皇帝，毛本人也是这么看的。张闻天当总书记时，毛说张是「开明之君」，并不完全是戏语。在他的思想深处，领袖与君主是划等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毛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号召大家学敢于骂皇帝的海瑞，实际也就将自己摆在嘉靖皇帝的地位上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在湖北孝感召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间一位年轻的妇女代表因头天通宵挑灯锄地伤了风，不小心将喷嚏打到了毛的脸上。毛倒十分和蔼，对她说「不要紧」，又开玩笑地说：「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啊！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虽说是笑话，却也可看出，「皇帝」这个词在他脑子里总是潜伏著的。（注１４：参加座谈的梅白是这样回忆的，见《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是当时也在场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晏桃香冲著主席打喷嚏的事，根本没有。」见《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存疑。）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会上公然声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注１５：《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李锐将柯的讲话告诉毛泽东，本以为毛会斥之为无稽，不料毛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是有所指的。」意思是有人反对毛（当然指是反对冒进的周恩来等人），柯这样说是为了对抗周，巩固毛的权威，自然未尝不可。
柯的马屁拍得恰到好处，过了两个月毛就将他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可知，中共以后将毛神化，将对毛的崇拜弄到「句句是真理」的程度，固然与林彪、柯庆施的吹捧有关，主要还是毛自己刻意造成的。他只是比较聪明，自己不开口罢了。
柯要中央委员们迷信、盲从毛，众多中央委员无一站出来予以斥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并不认为彭、张等人反党，却又在作决议时举了手。由此我们更可以设想，如果发表上述言论的人有机会坐上中央主席的位置，尽管可能干不出毛泽东那些荒唐事，没有魄力搞反右、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但一定会要求别人迷信、盲从自己，搞独裁的。中共在这种人治理之下决不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再引述几段刘少奇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在军委大会议上的讲话：
「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也有其他的人。．．．．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我们没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但是彭德怀同志还是不死心哩．．．．」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要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
「他（指彭德怀作者注）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著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指一千多名与会的军队干部作者注）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
「藉著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
「彭德怀同志几十年以来，背地里，背著中央，背著主席鬼鬼祟祟地说了主席和许多中央同志的坏话，阴谋搞他的个人崇拜．．．．」（注１６：引自作者保存的该讲话全文。）
助毛打倒彭，再助毛搞臭彭，特别是在军队高干中消除彭的影响，这也许是身为二号人物不得不做的事，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却过于低劣。七年后，他恰恰就在这上面栽倒，再也没有爬起来。美国作家艾德加．斯诺一九七○年底访问中国，会见毛之后写的《漫长的革命》，有这么一段：「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文革中，毛利用业已如火如荼的对他的个人崇拜，煽动无知的青年「誓死保卫毛主席」，轻而易举地将刘少奇打倒，这一定是以搞个人崇拜为荣的刘少奇从未料到的。
其实，真正看透了毛的只有林彪一人。他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条旁曾写下批注，对毛有极为准确的评价：「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注１７：引自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四四页。）相比之下，刘少奇的言论就显得太可笑了。
刘尚未来得及搞「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林自己就搞得有声有色了。正是赢得了几分崇拜的林彪协助毛整死了刘少奇，甚至比彭德怀还早死几年。之后林自己又败在毛手下，也死于非命，而且死在彭之前。这三位中共元老相继死于毛，追溯渊源，正是因为刘少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做了毛的打手。
公平地说，搞臭彭、张、不仅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有过，连彭、张本人也有一份责任。如果他们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即使「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张闻天语），也不失为始终如一的君子，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投降了，太轻易地否定了自己，将自己的意见书贬成了一堆粪。
张闻天在八月十八日离开庐山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毛表示：「衷心感谢你，．．．．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毛得此信，当即批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即张闻天）这封信」，并下令印发给全体与会者。
到了九月九日，彭德怀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表示「诚恳地感谢你」，承认对自己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毛接此信，同样表示「热烈地欢迎」。由于这封信可以又一次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毛指示将此信印发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每一个党支部。
彭德怀这样轻易投降似乎令人不解，但他的确又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对于同志们劝他「表现耐怨的精神」，「著重反省自己」，他到不赞成，他认为：「今天不是耐怨的问题，而是是非的问题。」「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加深『左』倾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说服自己承认那封信破坏了「大局」，「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于是决定「采取更大的忍耐」，对毛低头认错，希望「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他对自己说：「这次我太急了。」（注１８：见彭德怀在庐山的笔记，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卷。）
至此，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闹剧。毛泽东固然在这剧中将他的专横、狠毒暴露无遗；彭、张的作为也表明从根本上说来，他们害怕身败名裂，更害怕被党抛弃这个党在毛和他们对立时显然已准备抛弃他们而跟著毛走。他们不懂得「舍身取义」之真谛，他们真的相信「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他们当了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竟没有看透在庐山被共产党杀头同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头是一样彪炳千秋的壮举。他们以为上帝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他们宁可违心地认罪，给自己泼粪，也不愿成为无党可归的人。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议付诸表决时，中共中央的委员们全都举了手，无一反对，无一弃权，包括那些「反党份子」们。
庐山闹了一个半月，以彭、张认罪为终，而轻率发动大跃进、祸国殃民的毛泽东非但不认错，反倒更加气粗起来，该纠正的、该反省的、该批判的，都成了伟大、正确的东西，统统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北京。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茜谈到大跃进时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注１９：《邓小平文选》第三○五页。）
这话不能成立，因为还在毛泽发高烧时，周恩来、陈云等人就已经明白此运动之荒诞了。他们只是因为「反冒进」，被毛批判，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作过检讨，明知举国胡闹，却被迫保持缄默罢了。至于「提议修改」五九年的计划指标，那并不等于毛明白了错误。在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的确冷静了一些，说：「我主张明年（钢铁产量）不翻两番，只翻一番。搞两千两百万吨有无把握？」「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将翻两番改为翻一番，只是高烧由四十一度退到四十度，人未清醒，遑论改错。更重要的是；对于问题的发生，他非但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反而倒打一耙，说「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昌。）好像搞起大跃进，别人都烧昏了头，世人皆醉唯他独醒，一堆堆烂屎都是别人拉的，他倒成了宽容大度的好人。就在这个会上，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检讨不该鼓吹「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造成粮食不足，毛却不以为然：「我们干社会主义还不能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吗？」只是在江说明「放开肚皮吃饭，还要二十年，这个口号现在提早了」之后，毛才不吭声。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谓毛「首先」发觉错误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到了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间，毛虽然在郑州会议上表示不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批评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的做法，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又承认「现在公社党委、省委、县委、地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注２１：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郑州。）但他不引咎自责，反而将一大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统统训了一通：「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紧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注２２：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郑州。）他这么说，纯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林彪说他「功为己过为人」，真是看透了他。
要是毛泽东真的明白了错误，决心改正，彭德怀和张闻天可能就不会在庐山放炮。他们一个主持军务，一个忙于外交，本来连会议也不必一定参加（中央让他们自己决定上山与否）。他们之所以出头发难，就是因为看到毛文过饰非，不想认真清理错误。毛泽东却说，中央已纠正了错误，彭、张在庐山又提，是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于发动」。所以，如果说毛已明白错误并提议修正，那么错的倒真是彭德怀和张闻天了。邓小平为了表明自己「坚持毛泽东思想」，给毛一个「首先」发觉、改正错误的结论，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毛根本没有认错。彭、张在庐山发表意见是必要而正确的。只可惜他们没有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他们自己又一战而败，未能坚持真理，反倒承认将自己打成「反党份子」，「是党的伟大胜利」。他们致毛泽东信中那些低声下气的用语，客观上助长了毛在党内专横跋扈的作风。从此党内只要出现歧见、不管谁是谁非，总是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告终，「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金科玉律。
不过文革浩劫还是七年以后的事，紧接著庐山会议的是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抓「右倾机会主义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