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刚强的未婚妻并没有因为婚检刚强戴上了乙肝“小三阳”的帽子就离他而去，在爱情上他要比安心幸福得多，他的打击主要是来自同事和领导，在甘肃，有些同事一听说刚强肝出了“问题”，马上就避他惟恐不及，这种回避对刚强雪上加霜。
“当我知道了我的体检结果以后，马上就打电话告诉了和我住在一块儿的几个人，我的意思是提醒大家以后多注意和我的接触。原来我以为同事们一定会多多少少给我几句安慰，起码不会一点同情也没有，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接电话的人立刻告诉我：‘哦，我们已经知道了，大伙现在就正用８４消毒液消毒楼道和你住过的房间。’”
刚强的同事们躲避刚强就好像刚强已经是一个肝炎传染者，跟他同宿舍的一个同事，知道了刚强的情况后，“除了睡觉，屋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儿——”然而“小三阳”在医学上本来只是慢性无症状带菌者，没有什么传染性，可是作为一般人，人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也不会主动去了解肝炎和“小三阳”的关系，在一个单位，大多数情况下谁的肝一旦出了“问题”，谁在他人的眼里就会立刻成为“瘟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状。
事实上为了制作《乙肝歧视》的电视节目，我们摄制组曾经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做过两次街头访问。
我们在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分别找了几十位过路行人向他们询问知不知道“乙肝病毒携带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具不具备传染性？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被传染？怎么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科学地相处？被问的过路人几乎百分之百的都做不出准确回答，有人说：“可能传染吧”，有人讲：“反正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有人很警惕：“听说唾液也可以传播”，也有人很谨慎：“即使不是那么容易被传染也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知道乙肝很厉害，极少数的人懂得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怎么不是一回事”？几十位过路人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整个社会对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恐惧让人瞠目。曾经有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去一个单位食堂吃饭，排队到了窗口，他跟里面的服务员说：“对不起，我是‘澳抗阳性’，要小心一点，您能不能给我一套一次性的餐具？”结果后面排队的人听到了，呼啦一下就跑了个干净。
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最害怕逢年过节单位里聚餐，这种场合对于他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有的单位搞联欢或晚会，“乙肝病毒携带者”总能正赶上被安排在那个时候加班或值班，大家都去欢乐了，他自己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独自品味什么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尴尬。
还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外伤需要手术，医生害怕伤者的骨头在手术中万一扎破了自己的手从而沾上他们带“毒”的血，竟找出种种理由不给患者实施手术。
还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得了阑尾炎、胆囊炎等急症不愿意去医院救治，他们害怕一去医院抽血化验就暴露了自己的“特殊身份”，直到阑尾炎穿孔或胆囊疼得自己在家里满地打滚儿也不肯出门。
还是在上海和北京，除了街头访问，我们又用电话分别采访了各五家用人单位，咨询如果我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有没有机会到贵公司应聘？
上海的五家公司或企业异口同声地表示：“那我们就不能考虑的了”。
北京的五家公司或企业其中只有一家明确回答：“我们倒是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公司不是搞食品的，但能不能录用就得靠你自己去竞争了”。
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把他们视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低口下心，难怪刚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曾经毫不掩饰地倒出了他对周围世界的彻底绝望：“‘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般都不具有传染性，但人们对此置之不理，对于我的同事，我甚至把他们拉到网上去过，让他们看看乙肝专家怎么说，可人家不去，去了下来也还是躲着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和一切‘健康人’之间就有了一堵墙，一堵怎么也推不倒的高墙。”
因为乙肝“小三阳”刚强被炒了鱿鱼，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现在他和妻子在廊坊老家只能靠每个月政府支出的二三百块“最低生活保障费”来艰难度日。作为男人他的尊严已经被一个“小三阳”搞得荡然无存。为了能给自己讨回一个“说法”，为了能重新被派上工作岗位，刚强两年来曾上下找过公司的各级领导，陈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告知专家的意见，可领导们只有一句话：你是“小三阳”，“澳抗阳性”，我们公司不能用，就是我们极力推荐了你，用工单位也不会要。现在健康人还用不过来呢，何况又是市场经济，买方市场？
专家的解释在“健康人”眼里可看可不看，可信可不信，而同事和领导们对刚强的态度使刚强的眼前慢慢地幻化出一堵“墙”，很快这堵“墙”就把刚强和“健康人”分成了两个世界。那么这堵“墙”究竟是平地而起于刚强的感觉里，还是由谁砌的？如果这堵墙肯定是由人把它砌起来的，那么砌墙的人又是谁？是刚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自己？是戒备心重重的“健康人”？还是整个社会目前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严重歧视与集体无知？
我又一次想到了无知。
“无知”是什么？它有的时候会不会把科学阻隔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让人始终处于某种恒定与麻木之中？
当我感觉到了刚强的“墙”存在着的时候，我几乎同时明白了另一种存在，这就是：“乙肝歧视”的墙的确是人为搭建而起的，只不过搭建这堵墙的不是张三李四一两个人，因此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无法也无力将它推倒。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以为我和刚强的关系已经很友好了，他应该认为我这个记者大姐是能够理解他的，但是当我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现在觉得我和你面前也有一堵墙吗？”没想到刚强的回答依然是硬邦邦：“有！”
刚强的“墙”看来实在是太坚挺了，看来为了推倒这堵“墙”我们也只有依靠社会的巨臂。
我觉得我有责任试着去揭开敷在“乙肝病毒携带者”头上神秘的面纱，不管这层面纱是轻轻地覆盖在他们头上，还是长期地、死死地已经将这些可怜人裹住。
按照医学的解释：“乙肝病毒”（ＨＢＶ）本身并不是病，它对肝细胞的损伤主要是由人体的免疫反映所引发。我们的机体抗病毒的免疫应答在清除ＨＢＶ的同时最容易使肝细胞受到损害，而一般人感染了“乙肝病毒”，２／３的可以正常携带，终生不发病，１／３的人会发展成慢性肝炎，这１／３患者中又只有１／３的比例有继续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为了制作《乙肝歧视》可以说十多天里我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始终搅在一起，眼前“１？郾２亿”的庞大数字慢慢地在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确切，心一直在往下沉。
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人们一提起这种病，朦朦胧胧地也许听闻过甲、乙、丙、丁、戊各种类型，这当中“甲肝”和“戊肝”确实是可以通过被病人污染了的水、食物、餐具等传播给他人，医学上称之为“粪—口传播”，但是其他“乙肝”、“丙肝”、“丁肝”其实并不容易通过接触传染，而乙肝的传播渠道主要是通过血液，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知道乙肝的传播渠道和性病差不多的大致原因。
平心而论，中国人害怕乙肝，躲避“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应该一味地受到不够善良的谴责，不应该统统地被送上道德的审判席。正常人保护自己的健康天经地义。但是，在中国，相当多的“健康人”都不明白“乙肝病毒携带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实在说不过去。弥漫在全国上下的“乙肝歧视”目前正客观上给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巨大的心理压力，究其原因我们的政府、媒体对此关注得太少恐怕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疏忽。
为了驱散笼罩在众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头上的阴云，我走访了在北京的一些医生和乙肝专家，其中北京地坛医院院长徐道振就是其中的一个。徐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回答我一见面就提出来了的一大堆有关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疑问时一边引经据典，一边深入浅出，他的解释让我在沉闷了许久之后第一次有了些许的舒缓。
首先，徐教授告诉我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中间不能直接用等号连接，但是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体里都有病毒这是事实，不同的是：同是感染了“乙肝病毒”，有的人是以急性肝炎的形式出现；有的人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利会发展为慢性乙肝；而有的人带了“乙肝病毒”可以一直不显病或终生不发病，这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不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这种传染是不是只和性病一样？传染了会带来什么危害？”“怎么发现？”我想这是我见到徐教授后最想得到的答案。
徐教授听完我的一堆问题，他老人家摇了摇头，笑了。
我不知道徐教授为什么笑，能感到的倒是他的笑很轻松，同时又很有内容。
徐教授告诉我：一般的条件下“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不会轻易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道理既复杂又简单：“乙肝病毒”的传播渠道确实是和艾滋病大体一样，通过血液、母婴和性的接触，其中母婴传染是先天的，这在过去很让人无奈，但是现在新生婴儿只要在出生后的２４小时之内接种了“乙肝疫苗”就可以基本上阻断传染，这个问题变得不需要再争论；第二个方面，血液用品和血液接触可以构成传播，但乙肝病人不能够献血，他们的血液不会出现在正规医院的血库里，一般也和“健康人”离得很远；第三，性伙伴之间有机会相互传播，但一方有毒，另一方没毒，“没毒”的一方如果提前注射了“乙肝疫苗”，身体里也就有了抗体，就不会再被传染。就是没毒的一方没有及时地注射“乙肝疫苗”，一旦染上了也没有什么可怕，一般人会很快产生抗体，这样有了抗体的一方也就不会再得乙肝，效果比注射了“乙肝疫苗”还要好。
我不知道我所转述的徐教授的“说法”是不是１００％的正确，但大意错不了。根据数字记载：中国现有人口十几亿，６０％的人实际上已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得过了乙肝，自己并不知道，不知不觉地也就好了，好了就有了抗体，也就没有机会再被感染。徐教授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已经得过了乙肝的人，什么时候得的，他不知道，已经好了，体检有证明。“我这一辈子几乎天天和乙肝病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打交道，我没有再被感染，也一点都不担心再被感染。”
现在的问题就是剩下的４０％。
按徐教授的说法这部分人如果所有人都进行了“乙肝疫苗”的注射，那么这些人也就都没有必要再担心被周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拉进乙肝的泥坑，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轻松。４０％？这不是１０个人中的４个，也不是１００个人中是４０，是十几亿人口中的４成。
我问徐教授：“那么这么说，我们‘健康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是不会被传染的？”
徐教授：“轻易传不上！”
“‘乙肝病毒携带者’摸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摸，比如书本、电脑，抹布，甚至餐巾纸、卫生纸也都没有事？”
徐教授还是笑：“轻易没有事！”
“那么道理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把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爱人吓得如此恐慌？”
徐教授：“那原因就很多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常识？这点常识普及起来还不是太容易？！”我有点激动，也有些莫名的气愤。
徐教授：“道理是这样。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就没有哪个部门去专门做这个解释工作，对这件事我们也很无奈。我们医生能有几张嘴一天把道理说给几个人听？！”
按照医学的解释：“乙肝病毒”（ＨＢＶ）本身并不是病，它对肝细胞的损伤主要是由人体免疫反映所引发。我们的机体抗病毒的免疫应答在清除ＨＢＶ的同时最容易使肝细胞受到损害。如果人的机体对受感染的肝细胞产生了过强的免疫应答，肝功能就必然会受损严重，这个时候人就会得上重型肝炎。而一般人感染了“乙肝病毒”，２／３的可以正常携带，终生不发病，１／３的人会发展成慢性肝炎，这１／３的患者中又只有１／３的比例有继续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那么什么情况下‘乙肝病毒携带者’会变成慢性乙肝？１／３的又１／３又是怎么会走到肝硬化或肝癌那一步的？”
形象地说，“乙肝病毒”就像潜伏在我们人体里的“特务”，一些人感染了乙肝但不显病，这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一直和我们“和平共处”。“小三阳”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和我们处于相对的“冬眠期”，这个时候“乙肝病毒”几乎完全无复制（即繁殖），病人的病情相对稳定，传染性所以很小。
往往一个小孩儿小的时候是“澳抗阳性”，大了，免疫功能增强了，身体里的良性细胞容不得ＨＢＶ在自己的身体里存在了，于是良性细胞就开始要赶走躲藏在肝脏里的“乙肝病毒”，免疫过程即开始。“乙肝病毒”和人体“和平共处”的时候医生是很难帮助患者治疗乙肝的，但双方一旦在身体里“开战”，医生倒有办法借助药物帮助患者打胜仗。所以在医生看来一个人得了乙肝并不纯粹是一件坏事，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什么时候在身体里已经“开战”，他自己必须随时知晓，不然有些人的身体已经开始自行清除“乙肝病毒”了，转氨酶也高，又没有及时治疗，慢性肝炎就会出现，而慢性肝炎一旦持续了５到１０年，“乙肝病毒”还没有完全得到清除，这种状态下这个人就有可能出现“肝硬变”，癌也有可能产生。
采访完徐教授我心里既透亮，又窝囊。透亮的是我终于从专家的嘴里听到了以前很多次从“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嘴里听到过的“我们轻易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说法；窝囊的是关于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医学常识并不难懂，也并不难普及，可是中国截止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连“虚拟人”也搞出来了，“载人飞船”也遨游太空了，但是面对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却糊里糊涂？
科学是人们战胜“乙肝”和正确对待“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最好指南。
科学告诉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是洪水猛兽，社会不应该因为“无知”或“缺乏常识”就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满怀歧视。
撩开一层“神秘的面纱”并不难，但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医生、专家，社会各方面都应该施以援手，“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应该到了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奔走、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