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悄侵植恢睦锱Φ氖栊醋鳌：罄次野芽际栊醋鞯氖奔涓奈�1988年”，是因为小小的虚荣心：不愿别人看到写于1988年之前的这些幼稚的诗歌，更不愿别人知道，从开始写诗到写出自认为“像样”的诗歌中间经过了数年的时间。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没能上高中考大学，产生严重的幻灭感，伴随多年。
1985年，17岁，春天，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大约10万字，自己用牛皮纸糊了信封，写的是《青年文学》的地址，不记得是否贴了邮票，上午上课时我溜出教室，把小说塞进校门口的邮筒，听见“咚”的一声响，我如释重负地转身回去上课了，此后这篇小说便杳无音讯，下落不明。
1987年，19岁，卫校毕业，夏天时阅读同学赠送的由蓝棣之先生主编的《现代派诗选》，接触现代派诗作，秋天时，诗歌写作有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质的变化。
10月，分配到县医院工作，直到1997年离开，在医院工作了10年。
1988年，20岁，秋天时写出《捎给秋天》《秋月》等诗，自认为自诗歌写作以来，第一次写出了“像样”的诗歌。开始把之前数年写的诗或烧毁、或藏起，为的是不让人看到那些幼稚的所谓诗歌。
放弃小说写作，开始把精力全部用在诗歌创作上。
1990年，22岁，5月，只身去到浙江的舟山群岛，在东海的青浜岛滞留半个月，写出《一只鸟飞临大海》《寄平原》等一组诗，这组诗歌后来发表后，从此开始走向诗坛。
1993年，25岁，1月，写出《桃园之冬》，标志着后来被人称为“成熟写作”的开始。
1994年，26岁，9月，为圆早年的大学梦而想上“作家班”，于是去到北京大学，见到谢冕老师。“作家班”停办了，大学梦重新破灭，坐在北大校园里掉了半天泪，就回许昌了。
1996年，28岁，接到通知，诗歌人选了由谢冕教授主编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丛书，要出诗集。于是大量烧毁写于1992年前的处于摸索阶段的诗作，以致把整理好的诗作拿给我那本书的编辑耿占春先生时，他笑说：“这么少，我都没法编。”
1997年，29岁，5月，从许昌去到郑州。
1998年，30岁，7月，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4年，36岁，2月，从郑州来到北京。现居北京。
感爱杜涯
■ 谢 冕
杜涯的诗是难以言说的。那一切女性的温柔缱绻都不属于她，尽管她也是女性。我想说，杜涯的诗很深刻，却又怕这“粗暴”的评语“伤害”了她。因为她的诗甚少关涉我们熟知的那些世态人情。她的多情与柔软是别样的，那就是在大自然的律动中敏感到属于生命和时间的哀愁，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旷世的哀愁。相形之下，如今遍地可见的“欢乐”，一下子都失去了分量。
初读杜涯（当日她还在一所寂无人知的县医院里），便被“嵩山北部山上的栗树林”的疼痛和无望所感动。那里有一种如今被人们普遍遗忘的、对自由诗来说是异常可贵的旋律。
2005年11月26日于京郊北七家村
生命价值的精神包容
■ 叶 橹
杜涯的这些诗，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似乎唤起了某种“陈旧”的回忆。它们有那么一点艾青早年那种出于内心感受的“节律感”，也有一点何其芳《预言》时期的朦胧飘忽感，还具备戴望舒诗中的淡淡的忧郁和对美的追求。然而仔细一想，贯穿在杜涯诗中的那种精神和现实感，又是同上述诗人有所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与现实毕竟是有区别的，极具个性的诗人也无法拒绝和摆脱“现实”的制约和影响，每一个诗人都难以从“历史”的定位中脱身而出。虽然杜涯也是女性诗人，但如果把她的诗同冰心、林徽因的诗比较一下，她们的差异是远远大于上述男性诗人的。这大概也是不能单纯地从性别上来识别诗人的一个依据吧。
我虽然不提倡以性别来划分诗人群体，但“女性诗歌”在这些年的诗歌评论中毕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像杜涯这样的诗人，并不像有些女性诗人那样，只要一读她的诗，就知道她是女性。杜涯的诗，如果只读其诗而不识其人，我以为是未必能从其诗中读出“女性”的。这究竟是她的优点还是缺点，恐怕是很难下结论的。
以我的看法，杜涯的诗最能打动我的，并不是她的“女性视角”，而是她对诗的本质的亲近和深入。像《秋天》中的诗句：“我的衰老的上午／我望不见远处的山／我追赶一车黄花并看着爱情走远”，除了“黄花”一词稍近女性而外，读不出任何“性征”的意味。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它出自男性诗人手笔，我倒以为“黄花”一词更具品味的蕴涵呢。
杜涯对于诗的本质的亲近和深入，其实是以对生命存在的本质的亲近和深入为前提的。在《无限》中她写道：“在秦岭，我看到无名的花开了／又落了。我站在繁花下，想它们／一定是为着什么事情／才来到这寂寞人间”；在《岁末诗》中她说：“我坐在窗前，看阳光在树枝间细碎、冰凉／听见风吹过屋旁的树林／地上，陈年的枯叶翻卷”。诸如此类的诗句，自然是从很多人生感受中获取到的。她写季节时序的变化，写对父母的怀念和思念，似乎都体现着对生命的既依恋又豁达的淡然处之的意味。她的诗时时处处流露出一种意味和精神：生命是温馨的，同时又是寂寞的，无论是树木、枯叶和黄花，还是微不足道的“草民”，它们都各自有着存在的理由，这些理由便是它们的生存价值。对于这种生存价值的认定，便是对一切生命存在的肯定。以此来看待花开花落，树叶枯荣，人的生存与死亡，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豁达开朗而少去计较那些生命自身之外的“荣誉”和附加物呢？不妨读一读她的《岁末为病中的母亲而作》和《为一对老夫妇而作》，这两首诗，也许体现了杜涯对“草民生活”和人生价值的一种认同和肯定，也是她的精神包容的呈现罢。
再度重复与重新言说
■ 耿占春
在最初评论杜涯诗歌时，那篇文章写到过：在当代诗歌文体实验或创新的复杂变化中，杜涯的诗歌文体与主体都显得相当单纯，然而仍具有悲伤的感人至深的力量。她拥有简朴、一致的诗风，和几乎是单纯不变的主题：时间消逝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令人伤感的变化，她总是写到逝者、村庄，写到难以排遣的伤逝之情，以及对眼前的、瞬时即逝的现实的追寻。在杜涯诗歌中，令人悲哀的不仅是死亡，时间的任何微小的变动都产生死亡。哪怕在完美的一刻。死亡有许多名称和隐匿的面孔：孤独、遗弃和一切流逝之物。她从容地把叙事性成分融入抒情诗。杜涯是一个乡村生活、甚至是最贫苦生活的一个抒写者，把贫苦、疾病和不幸的岁月转化为诗。这是诗歌对生活的最高肯定。同时那篇文章的结尾也流露了对杜涯诗歌写作的一种疑虑：由于这类主题的恒定，也易于流于重复，缺少新意，这是文体与主题的单纯所带来的写作上的另一难题。
七八年之后，今天阅读这些诗歌更加明显地感受到杜涯的“重复”。在她的新作和旧作之间的连续性是以极小差异的重复实现的。对杜涯来说，重复现象几乎是“语言病理学”的表征，是诗歌创造力的不足，还是相反，是一种什么样的极大的心理能量如此固执地重复自己？当然诗歌本身的要素中已经包含着重复：韵脚是语言的重复，节奏是音乐性的重复，在杜涯的诗中，还有时间主题的重复，情绪的重复。杜涯似乎在使用自己创造的一种“后语言”：似乎一切都已言说完毕，一切再度重复，再度重新开始言说。她也许永远在重新开始写她自己已经写出、但没有写尽的那同一首诗。德勒兹曾经谈到文学上的伟大重复者，他们把语言的病理学力量升华到更高的艺术层面。也许杜涯过于关注时间的变迁和生活世界的流逝，她的诗歌才如此固执地坚持一种不可能的重复？
忧郁而感伤的精灵
■ 罗振亚
杜涯的诗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其间布满了树林、月光、桃花、河流、秋天、村庄、风等质感的自然意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故乡、爱情、命运、人生、童年等相对抽象的思想意象。按照新批评的理论原则，这些意象“词根”多次复现于杜诗中，已经累积成高度私人化的“主题语象”，凝聚着诗人的主要人生经验和深度情绪细节。诗人《回忆一个秋天》“木叶在我的四周／纷纷落下”；感觉《嵩山北部山上的栗树林》“在春天，兀白花开，／然后花谢，／不能挽留”；《秋天》的树林仿佛是自己的命运“仿佛是它使我迅速衰亡”；《岁末诗》中不经意间“又一年的光芒从窗外呼啸着远去了”……中心语象和落下、凋谢、衰亡、远去等动词组合，使杜诗总凝聚出一种忧郁的人生况味，一股对自然生灭、时光流转的伤逝之情。
杜诗之所以多以感伤的挽歌调式弹出，既是因为人类向内的情感发掘容易走向感伤，又源于诗人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噩梦记忆的执著纠缠；更和诗人长期在医院工作对美丽而脆弱、悲凉的“生命”感知有关。尤其是身置“此在”世界却始终宿命式地寻找“前生”，眺望和猜想那个平原上村落外形而上的“精神故乡”，这种诗人气质必然使她“生活得真实、幸福，而又痛苦异常”，使她的诗在平静内敛背后隐藏彻骨的悲戚与感伤。而这些意象和情感经验的不断复现的弥漫性，则强化了忧郁的情思氛围，赋予了杜诗一种走笔轻盈却有如胁迫的扣人心弦的感染力。
华兹华斯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味起来的情感。成人后的杜涯虽然一直生活在城市，但灵魂却始终牵系着留在乡间的人、事物和记忆。过去时的乡土诗歌资源，和从乡土外超功利观照乡土的审美视角，敦促她常启用回想式的感知方式，写记忆和想象中的家乡。一般说来，逝去的情感是苦涩的，逝去的记忆（包括痛苦）却是美好的，用回想方式去叙说逝去的情感也便心律繁复、五味俱全，为诗平添上一层亲切而神秘、清晰又朦胧的光影，实感和空灵融会。“绚烂而又宁静”的《桃花》和纸灰、坟墓、泪水叠合，给人的就是这种既热烈又暗淡的感觉。
杜涯是天生的诗人，直觉、敏感、体悟的细微和爱幻想的天性，决定写诗成了她的宿命，听从感情的引领使她径直走进了诗的大门。所以她的诗是素朴、浅淡的，没炫耀知识，不卖弄文采；叙述干净自然，语言透着洗尽铅华的清新。为给情感寻找合体的意象外衣，她常从具体质感的事物出发，借助叙述性语境的配合，营造整体情绪氛围，抒情节制而含蕴。《为一对老夫妇而作》在田野、坟、乡土路、死于破草房等琐屑庸常意象、事象的弹跳中，颇有筋骨地表现了“老夫妇”平凡苦难却顽韧的性情，和诗人的悲悯与对生命本质的无奈惋叹。
杜涯的诗味似橄榄，苦涩而新鲜，清淡却绵长。
阅读杜涯
■ 张清华
这些年杜涯一直是我关注和喜欢的诗人，她的诗非常特别，极具磁性和魅力——我用了“磁性”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她的诗歌总是在朴素当中产生奇妙而丰富的吸纳或者增值，令人回味深长。这当然首先源于她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所特有的感性能力，事实上在诗歌中当理性或者是感性的东西“单独”起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宁愿选择感性，因为说到底还是感性离诗歌更近些。然而读杜涯的诗，她的感性却还接通着某种神秘的东西，这就是存在。她在对往事的追怀和叙述中，唤起了我们对于存在的体味，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生命经验的唤起而实现的。生命记忆中那些最敏感的细枝末节，在她的点化下变成了令人伤痛的“存在之伤”，这种存在之伤因为与生命本身的血肉联系，而产生了令人震撼和纠结难忘的诗意体验。
杜涯的诗歌有一般女性诗人写作的特点：细腻灵动，弥漫性强，有强烈的暗示性和悬浮感；但又没有一般女性诗歌写作所常见的自恋性，泛性化，以及无边际的弥散性，这是非常难得的。她不依靠对两性世界的关系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甚至也不只关心潜意识领域中的主题，而是非常智慧地完成了从经验世界向着生命意识与哲学思考的超越。这和那些仅仅以“日常生活”、“感情世界”为书写对象的最广泛的写作现象相比，的确是独具高格的。
杜涯还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叙事”能力，很少有写作者能够具有她那样出色的和持久而大面积的叙事。她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都有一个习惯的叙述线索，但又从来没有给人留下重复或者雷同感。常常是眼前的此情此景勾起对孩提时代的感伤记忆，或者干脆就是如烟往事的无端回味，但这些回忆往往能够激起读者同样的生命痛楚，或者是对存在的深沉之思。因此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叙事也是真正的抒情，她的《为一对老夫妇而作》那样的诗让我感动，因为其中饱含了对人生的体味和对生命本身的怜悯。
苦楝树或诗歌的修炼
■ 柯 平
杜涯在写于1995年的《苦楝花紫星星般……》一诗的开头处这样告诉我们：“苦楝花落在我的身上／像童年、夜晚、春天的一次伤害／——那些紫色的小花遽然之间／使我迈不动脚步”。这种叙述姿态相当质朴、别致，尤其是它的语调，平缓中带有那么一点点的魔力和自恋。这大约也是那个时代打算在叙事领域一显身手的诗人们的共同愿望——在厌倦了先锋和各类眼花缭乱的技术表演以后。也许，对那时从许昌卫生学校毕业已有多年，在家乡医院从事不起眼的护理工作的诗人来说，如何在诗中尽快找到自己的发声法和叙述方式，显然比现实的救死扶伤更令她着迷。因此，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她总是习惯不断发出这样的诉求：“像童年的又一次伤害——苦楝花再度／落满庭院／站在树阴下，我看到高大的苦楝树／年复一年，它们盛开、凋谢／年复一年，它们不能把我／带出黑暗”。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为这一问题提供完整答案的，依然还是作者本人，甚至连倾诉的对象也不打算作出改变——同样写苦楝树——在题为《楝实》的那首新作里，这位当年的精神修炼士这样告诉我们：“旧时光消失了，一切曾经那么美好／而当多年后我在遥远的地方／想起这些：楝树，灰喜鹊／捡拾楝实的上午，母亲，我惶惑于／我的内心：它只有平静／而没有了痛苦”。当年的哀怨，现在已为宁静宽容的爱意所取代，所包容，这就是时间的力量，也是思想和诗艺的力量。在这一棵楝树与那一棵楝树之间，我们看到的一切是以减法呈现的。记得在某篇短文中她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诗歌就是为了让人回到沉默。毫无疑问，现在作者在诗中试图告诉我们的，已是一个历尽沧桑者对生命的洞彻与感悟。
有人说，读杜涯的诗几乎每次都要面临挑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她似乎总喜欢在诗中有意无意设置某种圈套，好让我们过去的阅读经验全部落空，尤其就那些对语言狂欢、意象盛宴有着好胃口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相比从前的单薄和间或会出现的声调的不稳定，她近作里呈现的，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个人化的叙述方式，音调更沉稳，语言速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