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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凡以纯粹的精神切入现实，大多落得失败的结局。倒是那些自以为恶的存在留下了自己的根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激进主义，便是这种恶环境下的产物，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不同臧否，说明了其复杂性。学院派的公平说与诗人式的乌托邦之梦，在中国历史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
陈独秀与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是激进思潮的鼻祖，而应被看成这一思潮的产儿。他们的身上几乎都有点狂人的意味。以最为中正、平和出名的周作人为例，那时看重和喜欢的，竟是很有奇气的人物。比如一生迷恋的辩士路古阿诺斯，其横扫千军万马的精神伟力，当不下于他身后一千余年才出现的尼采。
周作人留洋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待到《新青年》红火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中，也提起过这位激进的狂人。如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就写道：
Lukianos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1918年至1922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异常激烈、活跃，所写文章亦令世人刮目。如《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锐气绝不亚于鲁迅。尤其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境界与学识，都在陈独秀、胡适之上。《人的文学》在根本态度上，是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所不同的，乃是不把其口号化、排他化，而是学理化、人道化。在诸人的合唱里，别立一宗，《新青年》因为有了这类文章，而变得沉甸甸了。
周作人的性格内向，周身儒雅，毫无斗士气。虽是鲁迅弟弟，却无其兄的峻拔，不过由于久浸书海，渐渐地也染有反骨，他的文章，让人看到了那一代人启蒙的准备有很长的时间，学理上与欧洲的反基督教传统渊源深厚。他不仅在古希腊的辩士文化中看出怀疑主义的重要，而且又从文艺复兴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汲取了人文的力量。有趣的是，周氏并不以为过去的遗产均无价值，他承认那些文化的产生乃顺时代要求之故，只不过不适应现实人的生活罢了。《人的文学》说：
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陈独秀看了这文章，遂致信周氏，以为“做得极好”。那是补充了他和胡适的不足的。陈独秀自己知道，仅仅有斗士、狂人的态度的确不够，周作人式的注重常识或许会增加这支队伍的精神含量。其实那时的同人们确有很大的差异，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乃实用主义的移植，蔡元培则搬来了德国教育的理念。鲁迅是有点尼采和安德烈夫式的阴冷的、怀疑的东西占据了许多空间。鲁迅的思想在那时和周作人有诸多交叉的地方，周作人的一些文章，有的是经鲁迅的修改才得以发表的。比如周作人的译文、讲义和随感，不妨说，二人在杂志上讲述的是相近的话题。当胡适大谈语言上的进化，描述文学改良的时候，周氏兄弟却强调了“思想改革”的重要。因为无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都有可能是荒谬意识的寄生场。而解决的途径，便是彻底地、无情地清理旧物。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崇拜祖先和崇拜传统的可恶。1919年2月在《每周评论》上，曾以《祖先崇拜》为题，抨击了国粹家们的迷梦。那文章还引用了尼采的话，我猜想，是鲁迅提供的吧。文章的结尾道：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常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从路吉阿诺斯到尼采，这两个狂士的语录鼓舞了周氏兄弟的写作。他们的文章不自觉地染有这些激进的、怀疑主义的色调。看《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文章，那般叛逆的气息是内在的，无论在学理的层面，还是性情的层面上看，路吉阿诺斯与尼采的不以圣贤是非为是非的野性力量，都影响了他们。尼采的冲荡之气使鲁迅颇为受益，而周作人则学会了路吉阿诺斯在学识的层面质疑祖先的方式。中国古代有许多高傲的、放荡不羁的人物，王充、李贽就大气磅礴，不为旧俗所限，目光与气魄都是超人的。不过到了周氏兄弟这里，又多了一些超迈的哲思。特别是鲁迅，比周作人走得要远，他冷然地行进在荒野里，发出了狼一般的吼声。那声音绝不是书本讲义与学术宣言里可以找到了。它是摩罗诗人式的，是尼采与路吉阿诺斯式的。我们何时在中国文人的文本，能听到这类声音呢？在一个古老僵死的国度里，如果没有，它的出现，那我们则真的成了万劫不复的可怜之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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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队伍里，还有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胡适。胡适是个新的明星，名气在那时仅次于陈独秀。《新青年》起先刊登了他在美国寄来的一些日记、译文。后来开始与陈独秀讨论起文学改良的问题。胡适与陈独秀是老乡，在美国学过农业、哲学等学科。但内心却很平和，也有士大夫的某些。嗜好。这个青年在美国时，就注意到了文学改良的问题，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自由的观念，抵抗保守的暗潮。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章，行文不像陈独秀那么激昂冲动，但却平实深厚。他和陈氏的文章，因为带有纲领性的气韵，在当时影响深远，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好像还在他与陈氏的影子里。就思想的明确性与新鲜性而言，胡适带来的旋风，四处流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与陈独秀一样，也像一把火，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闪光。
《新青年》同人中，他是唯一新从国外回来的人，受了七年的美式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可说雄心勃勃。据北大人的回忆录，他是个英俊的青年，谈吐里有诱人的语调。他的课堂效果很好，人的魅力与学术的魅力集于一身。因为所学的专业理论较新，又力主白话文运动，他给人的印象是初升的朝阳，似乎比陈独秀还带有新意。又因为新归国时心理反差之大，对故国的旧习、陋俗较为敏感，所以发表的言论便一语中的，鼓动性绝不亚于他人。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有些穿透力，《易卜生主义》、《文学界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不朽——我的宗教》，都带有较浓的美国学人气味。胡适不像陈独秀与钱玄同、鲁迅那么嫉恶如仇，谈天说地时本乎理性，文字的背后是缕缕的暖意。他虽支持陈独秀、钱玄同的某些激进的观点，可不同意一蹴而就的莽撞，以为一切须顺应一种秩序。在进化的途中，是不能绕过一种环节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有他一篇与陈、钱讨论文字改革的通信《中国今后文字问题》，看法就不同于二位。作者说：
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
既大胆，又谨慎，既果敢，又平和，这是胡适给人的初步印象。他的文章对旧学颠覆很强，可你阅读的时候却不感到武断、霸气，隐隐地闪着热热的光，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和之力。胡君爱谈“改良”、“尝试”、“建设”、“求证”一类的话，这些比陈独秀的“革命”“血色”“不许”一类的言辞要和蔼得多，真真是彬彬君子。在对反对派的攻击、咒骂面前，他还能语气平静，并不把对方压下，而是靠学理的力量交锋。《新青年》五卷一号上，他致汪懋祖的信说：
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势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客人以讨论”。
他的这一精神，很快吸引了北大的师生，在红楼内外，获得了诸多钦佩的目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在那个时代是需要勇气的事，而洗耳倾听反对派的声音，则是难得的雅量。胡适于二者均有所得，激进与平稳兼备于身，所以他既可以和陈独秀、钱玄同为伍，又能与周氏兄弟保持友谊，我们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胡适眼里，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说话时不免有些武断。文学界改良最早提出时，陈氏还有点怀疑，待到看到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时，陈氏的态度大变，且为之一振。他认为改良还有点温吞，不妨以“革命”口号出之。于是新文学界运动便借助这个武断的老革命党人之力，在国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后人每每言及五四新文化，讥其激进云云，岂不知那时的改革，倘不是激进主义做后盾，新文学还不知要推迟几年呢。像鲁迅的出山，就并不是自愿的。先有理论后有行动，这是专制国度下国民进化的途径。理论在那时的重要，确是超过写作实践的。
比之于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的知识背景，胡适的理论来源有点摩登的意味。他后来介绍的易卜生等思想，比周氏兄弟译介的武者小路实笃、爱罗先珂诸作品，都显得大气。他推崇的杜威思想，在当时红极一时，因为是杜威的弟子，又请其来中国讲演，便在那时造了很大的，势头。实用主义是杜威精神的本色，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科学实验诸活动密不可分。而《新青年》同人们是推崇科学的，以科学为依托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能不跻于文坛而诱世？陈独秀、钱玄同那么看重他的学识，其实隐含着一种期待。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如没有科学理念的强大支撑，终究是薄弱的。
初期的时候，周氏兄弟与胡适较为要好，连钱玄同、刘半农也走进了他的周围，成了谈天的友人。鲁迅碰到旧书的版本问题时，多次与之交谈，各自都欣赏对方的某些观点。鲁迅并不了解胡适推崇的杜威理论，胡适也未必深解鲁迅的那些精神意想。不过彼此均知道在中国该做些什么，相互间是有些暗示的。不同心而要协力，在他们是不言而喻的事。胡适倡导新诗，周氏兄弟便也写新诗，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胡适也颇为共鸣，说了些赞美的话。《新青年》杂志真是人才济济，天才者众。相互间的互补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振动是长久的。”他们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坛再未有过如此灿烂的群星，想到这里，不禁为后人而黯然神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在人类的衍生史中，美丽有时就这么短暂。
关于胡适有许多传说，在今天已成为一些人的偶像了。不过我在佩服他的同时，也隐隐地觉出他的浅，理论几乎是西洋人的，并无多少真正自己的东西。无论是文本还是思想，和周氏兄弟比都有一些距离。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似乎缺少鲁迅那种峻急和迅猛之力，以及灵魂的深广。我偶尔看到鲁迅后来挖苦他的文字，也在想，他们后来分手，固然有价值观上的不同，另外一个因素是，鲁迅在根本点上，就看不上他，那也是一个原因吧？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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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在鲁迅博物馆翻看着钱玄同留下的那批旧杂志，就怦然心跳。《新青年》：里的文章，情思漫漫，今人似乎也难有那些作者的气度了。读他们的文字，便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是那样多，几乎每个话题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人心都充盈着一团火。后世一些无知学人讥讽他们狂傲偏执，不懂建设，唯有破坏。其实认真读那里的文字，关于教育改革，关于文字改革，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不仅议论多多，方案与实践是时常可见的。那一代人并非一群虚无主义之徒，内心还多有一些改良的方略，且有着精神的寄托。而那寄托里，就有传统文化遗产的因子。比如鲁迅对汉画仪的青睐，钱玄同的喜写篆字，刘半农爱写散文，胡适的考据癖，这些与明清文人，不能说没有交叉。有的甚至是从传统的非正宗的流脉里过来。他们即便是破坏偶像，喊打倒孔家店，也是因了胸有法国、美国革命的参照，精神深处，有着路标的。刘半农关于文字学的思考，就参照了洋文语法，并不是书斋里的胡闹。钱玄同议论文字学，就有章太炎的某种风范，在迅猛里又添有沉稳，功底之深非别人可以比肩。钱氏的《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都有着很深的学养。我们看钱、刘二君关于新文化的那出“双簧戏”，演得何其之妙。钱氏化名王敬轩大肆攻击新文学运动，而刘半农撰文力驳之，文章气韵生动，一时并世无两。鲁迅后来以赞佩的口吻回忆过那时的刘半农：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在《新青年》编辑中，刘半农的学识是较弱的，后来虽去了欧洲得了博士学位，但都不及胡适、周氏兄弟深厚，尽管这样，他的一些思想和学问，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特色，并非一无是处。他对文学与文字，音韵与语法，四声实验等，研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