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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灭了，我把头靠在父亲的胸口上，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久久地坐在黑暗中。我和父亲后来还谈了些什么知心话，到今天我已记不起来了。在这之前，我父亲在我眼中是个绝无过失的完人，就跟上帝一般；那天夜里，他却告诉我他做了一件事，一件一定会被世上看做是犯罪的事。然而，也就在此时刻，我却感到自己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感情。窗外天幕上的星星渐渐苍白了，接骨木树丛中已有一只小鸟儿开始唱歌，第一抹晨曦投射进了我们朦胧的房中。我父亲站起来，走到放着一大叠账簿的写字台边。墙上那幅真人大小的画像上的祖父，头戴发囊，身穿浅黄色短袖马甲，似乎正用严厉的目光俯视着自己的儿子。
“我要再算算，’父亲说，‘要是结果还是老样子，’他跟请求宽恕似地瞅了瞅祖父的画像，迟疑地加了一句，‘那我的下一步就难了，因为我不得不去求上帝和世人怜悯我。’
“我按他的希望离开了写字间，不久房子里也有了人声，天已大亮了。我做完了必须做的事，走进花园，再从后门到了街上。哈勒每天早晨去他当时干活儿的工场，总要打这儿经过。
“我不需要等多久，钟一敲六点，就看见他来了。
“‘哈勒，等一等！’我说，同时招手让他跟我进花园里去。
“他惊异地望着我，可能从我脸上已看出不幸来了吧。我把他拉到园里一个角落上，握着他的手，好半天吐不出一个字。临了儿，我还是一五一十告诉了他，然后求他说：
“‘我父亲要来找你，你可别对他太狠呀。’
“哈勒顿时脸色苍白，眼神也变得使我害怕起来，他也许只是完全绝望了。
“‘哈勒，哈勒，你该不会把老人怎么样吧？’
“他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口上，惨笑着望着我。
“‘绝不会怎么样，’他说，‘只是我必须马上离开此地。’
“我吓了一跳。‘干吗呢？’我结结巴巴地问。
“‘我不能再看见你父亲。’
“‘你会原谅他的，对吧，哈勒？’
“‘会，阿格妮丝，我欠他的，比地欠我的，还多啊。尽管这样没必要让他在我面前低下他白发的头。再说’他像顺便加了一句似的，‘再说，我觉得眼下也还不是自己能当师傅的时候。’
“我听了什么也没讲，我只看见，那昨天伸手就可摸到的幸福，如今已消失在渺茫的远方。可是又毫无办法，看来哈勒所要走的，便是最好的出路。
“‘你几时动身，哈勒？’我只再问了一句，而自己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留心别让你父亲今天来找我就是了，’他回答，‘到明天早上，我便会料理好这儿的一切，别为我难过伤心，我会很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的。’
“说完这些话，我们便分了手；两人谁都心事重重，再也谈不下去。”
讲故事的老处女停了片刻，然后又说：
“第二天早上，我又见了他一次，以后，就再没见着，在我整个漫长的一生中，也再没见着。”
她把头耷拉在胸前，两手暗暗在怀中绞扭着，以此克制内心的哀痛。从前，这哀痛时时侵袭那个金发少女的心，今天，它仍使者处女衰朽的身躯战栗不已啊。
不过，她这么垂头丧气的并没多久；一会儿，她便强打起精神，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去了。
“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她用手指着那块饶有她父亲名字的玻璃说，“这个人吃的苦比我多。让我还是再讲讲他的事吧。
“哈勒走了，他写了一封诚恳的信向我父亲告别，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不久，人家对我父亲采取了最后的法律手段，决定当即公开宣布他破产。
“从前，从前我们城里发布通告的流行办法，不像今天这样在教堂里由牧师在讲道之后代念，而是在市政厅敞开的窗口上，由市府的秘书当众高声宣读，而在这之前，钟楼上将鸣小钟半小时。我家正住在市政厅对面，所以每当钟声响起，便看见小孩子们和一班游手好闲的人聚到市政厅的窗下，或者站在市政厅地窖酒馆前的台阶上。宣布一个人破产的方式也如此，所以久而久之人们把这做法本身也当成了一件坏事，使‘敲某某人的钟’变成了一句咒骂人的话。过去我自己也漫不经心地去听听，可现在，一想到那钟声就不寒而采，生怕它会给我本已一蹶不振的父亲以心灵上的打击。
“他悄悄告诉我，他已就这事请求一位要好的市参议向市长疏通。市参议是一位好心肠的牛皮匠，向我父亲打保票说，这次宣布他破产时一定不敲钟。可我从可靠方面打听到，这张保票靠不住。因此我一方面既让父亲继续相信这无害的谎言，另一方面却极力劝说他，让他到那天和我去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到乡下一位亲戚家里去。然而父亲苦笑了笑，回答说，他在自己的船完全沉没之前绝不离开。忧惧之中，我突然想起我家拱顶地窖紧里边隔出的那间小库房来，在那里头，是从来听不见钟声的。我便据此情况定下一个计策，而且也成功地说动了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开一张库里存货的清单，好使日后法院的人来点收财产的难堪的手续简短一些。
“当那可悲的时刻到来时，我和父亲早已在地窖中做起自己的工作来了。父亲将货物归类，我则就着灯光把他口授的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有几次，我似乎听见远远地传来了嗡嗡的钟声，便故意提高嗓门讲这讲那，直到木桶和货箱推来搬去发出巨响，把所有从外界侵入的声音都吞噬掉。事情看来完全顺利，我父亲也干得十分专心。可谁知突然之间，我听见外面地窖的门开了，我已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我们的老女仆来叫我，而随之传进来的，是一阵阵清脆的钟声。我父亲侧耳听着，让手中的货箱掉到了地上。
“‘这耻辱的钟声啊！’他长叹一声，便无力地倚在墙上。‘真一点也逃不脱哩！’但转眼间，我还没来得及讲一句话，他便站起身，冲出库房，沿着楼梯嗵嗵嗵地跑到地窖外面去了。我随即也跑上去，在写字间里没寻见他，最后到起坐间里才发现，他正两手相握着，站在大开着的窗前。这当儿钟声停了，在对面晨光朗照的市政厅，有三扇窗户被推开来，市府的差役把一个个红绒坐垫放在靠窗的长椅上；同时，市政厅前那些石阶的铁栏杆上，已经爬满了一大群半大的顽童。我父亲呆呆立着，两眼紧张地盯着对面。我轻言细语地想劝他走开，可他不听我的。
“‘你甭管，孩子，’他说，‘这事跟我有关，我必须听听。’
“这样，他留了下来。一会儿，头戴扑了白粉的假发的市府老秘书，出现在当中的一扇窗前，当他旁边的两位市参议在红城坐垫上把身子靠好以后，他便拉长自己那尖嗓子，宣读起他双手捧在眼前的判决书来。在春日的宁静气氛中，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灌进了我们的耳鼓。当父亲听见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回荡在市集广场上空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可他仍然坚持着听完了，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只祖传的金表来，放到了桌上。
“‘它也属于抵押品，’父亲说，‘锁进钱箱去吧，明天好一块儿加封。’
“第二天，法院来人查封财产，父亲已起不了床，他夜里中风了。几个月后，我们住的宅子也卖了；我用一来从医院借来的轮椅，把父亲推到了郊外新赁下的一间小房中。在那儿，他还活了九年，这个瘫痪了的身心交瘁的人。他在身体好时也帮人写写算算，但主要的家用，却只靠我这双手去挣。不过后来，他倒是怀着上帝一定会怜悯他的坚强信念，在我的怀抱里平平静静地死去的。他死后，我到了一些好人家里，也就是你祖父府上。”
我年老的女友不再吱声。我却想到了哈勒。
“这么说，”我问她，“你后来从未得到一点你那位年轻朋友的消息吗？”
“一点儿没有，孩子。”她回答。
“你知道吗，汉森，”我说，“我不喜欢你那个哈勒，他这人说话不算话！”
她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你可不能这么讲，孩子。我了解他这人，再说除去死亡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也可能叫人身不由己啊。好啦，咱们回房去吧，你的帽子还在那儿，马上就该吃午饭了。”
我们锁上那空荡荡的典礼厅，循来路往回走。这次那个瞅得见幽灵的人没开门，我们只听见他在门里边的沙土地上一拖一拖的踱步声。
我们回到房中，上午的太阳仍有最后一束光辉射进窗户里来。汉森拉开一个小橱子的抽屉，取出一只桃花心木的区儿；匣儿式样虽然老旧，却打磨得光光的，兴许是小木匠早年送给她的一件生日礼物吧。
“这个也得让你瞧瞧，”她边说边开匣儿。匣中藏着一叠有价证券，持有者的名字全是：哈勒·延森，本城已故木工师傅哈勒·克里斯蒂安·延森之子。然而，证券签发的日期又都不早于最近十年。
“你怎么得到这些证券的？”我问。
她莞尔一笑。“我又没白给人家干活儿麻。”
“可签的全不是你的名字呀？”
“那是因为我父亲欠了人家的债，我来代他还呗。再说，我的遗物和所有死在这儿的人一样，都要归养老院的，所以我当即就请人把这些证券签上了哈勒·延森的名字。”在把匣儿重新锁进橱子之前，汉森把它放在手上掂了掂。
“宝藏是重新积攒起来啦，”她说，“可幸福呢，那包含在宝藏中的幸福呢，孩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汉森说这话时，窗外正飞过一群欢叫的燕子。接着，又有两只扑扑地飞到窗前，唧唧喳喳叫着，落在了窗框上。这是我今年春天看见的头一批燕子。
“你听见那些小贺客了吗，汉森？”我高声喊道，“它们正赶你过生日的时候飞回来啦！”
汉森只点了点头。她那仍然很美丽的蓝眼睛，凄凄惶惶地望着那些唱歌的小朋友。随后，她双手抚着我的胳膊，慈祥地说：
“去吧，孩子。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想到了我。可眼下，我希望一个人呆着。”
许多年过去了。一次，在我去德国中部旅行后返归故里的途中，我碰见了一个人。那会儿蒸汽时代已经到来。在某个大火车站上，一位白发老人走进了一直只有我独自坐着的车厢小间。他从送行者手中接过一只手提箱，把它推到了坐位下面，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这回咱们算同路啦”，便坐在了对面的位子上。他讲话时，嘴角周围与褐色的眼睛里都现出善良的神气，我简直想称这是一种很把人好感的神气，使你禁不住想和他倾心交谈。他外表整洁，那褐色的呢外套和雪白的领巾尤为显眼；他态度文雅，更令我产生与他亲近的愿望。所以没过一会儿，我俩便开诚相见，彼此诉说起自己的家世来。他告诉我，他是一个钢琴制造师，住在史瓦本邦的一个中等城市里。但我感到奇怪，我的旅伴虽操一口南德方言，可我刚才在他手提箱上看见的却是“延森”这个姓；而据我所知，这只是一个在北德人中才有的姓氏。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笑了一笑。
“也许我差不多变成史瓦本人了吧，”他说，“到眼下我住在这个好客的地方已经四十年啦，在这四十年中我还从来没离开过哩。可我的故乡却在北方，所以有这个姓。”接着，他便说出了他出生的那座城市的名字，且正好就是我的故乡。
“这么讲，我们真是老乡啦，”我叫道，“我也是那儿出生的，眼下正准备回去哩。”
老人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地端详起我的面孔来。
“仁慈的主安排得太好了，太好了，”他说，“如果您高兴，咱俩可以同路到底。我打算去的也是咱们的故乡。我希望在那儿和一个人见面要是上帝允许的话。”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到达当时的铁路终点以后，我们前面还有五英里路程。我们马上换乘舒适的弹簧马车；时值秋高气爽，我们便把车蓬推到了后面。故乡的景物慢慢显现出来，森林消失了。不久，路边上的士埂连同长在上面的活篱笆也不见了，眼前展开一片没有树木的辽阔的平原。我的旅伴凝望着前方，静静地一言不发。
“这样地无边无际，我已经不习惯了啊，”他突然歼了口，“你不管朝哪边望去，都似乎望不到头。”说完，又默不作声了。我也不去打搅他。
路程已走了大约一半，公路在穿过一座小村子以后又伸进了旷野里，这时我发觉老人向前探出脑袋，像是在努力搜寻什么似的。接着，他又把手搭在眼睛上挡住阳光，明显地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我原本视力还挺好的，”他终于又开了口，“可这会儿再怎么用劲儿，也瞅不见城里的钟楼。年轻时漫游归来，我总是从这儿首先向它问好哟。”
“您记错了吧，”我应道，“那座矮小的钟楼在这么远的地方是看不见的。”
“矮小的钟楼！”老人几乎是生气地嚷道，“它可是几世纪以来就作为水手们辨别航向的标志，几海里以外都看得清清楚楚呐！”
这一讲，我才恍然大悟。
“噢，原来您想的是老教堂的那座钟楼，”我犹豫地说，“它可在四十年前就给拆掉了。”
老人瞪大两眼瞅着我，好像我在瞎胡扯似的。
“老教堂给拆掉了四十年前！我的主啊，我在异乡呆了多么久哟，竟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点消息！”
他两手互握着，灰心丧气地缩在角落里，过了半晌才说：
“从眼下算起差不多五十年以前，我就在那座如今仅仅留在我记忆中的美丽的钟楼上，向一个人许下了和她再见的诺言；我这次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找她啊。我现在想对您，要是您愿意听的话，讲一讲我的那段生活，对我希望找的这个人，您没准儿能提供一点儿线索吧。”
我使老人确信我是同情他的，于是，就当我们的车夫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中打着吨儿，马车的轮子慢慢地从沙土地上辑过的时候，老人便讲起了他的故事。
“我年轻时本希望成为一位学者，可由于父母早亡，留下的钱不够供我念书，我便只好重操父业，也就是说当了木匠。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