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玩着手里的高脚杯，一会儿啜一小口，我喝的不是酒，是耐曲尔山楂果茶。我偏爱酸甜的食品，所以我的胃一直不大好，胃酸过多。我的饼干筒里常备着苏打饼干，随时用以中和多余的胃酸。
你太太很会烧菜么？我漫不经心地问。
会烧。他答得不能再简短。
又是好久，两人都没说话。楼上有人在唱卡拉0K，实在是“呕哑啁哳难为听”，地地道道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你太太现在还做空姐吗？我似乎找不出别的话题，满脑子都在勾画“章太太”
的形象。
她不工作，是全职主妇。
有baby？
一个女儿。
那你们的婚礼，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还是在美国？马来西亚？
别问好不好。竹安打断我的话。
我嘴巴张在“亚”字那里，一时语塞。
我红了脸，有点嚅嚅地说：我只是随便聊聊，没别的意思。完全没有现实意义。随口说说而已，本来无所谓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跟竹安说话，就养成了加上前缀或后缀的习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开头或结尾加上一句；完全没别的意思，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好像我随时随地都要向竹安表明，我无意嫁给他，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我不会死乞白赖地缠住他不放，只要他说bye一bye，我就说0K。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到体无完肤的刺痛和屈辱。
竹安伸出手，放在桌子上，拉过我的手，紧紧地握在手掌里。
我三月底就要回新加坡了。公司调我回去。钟夏，我会再来看你的。
三月底，那是江南杏花春雨的时节。我强忍住眼泪，不让它们掉下来。
我去送你，如果你还要的话。我说。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和余重分手。这样不死不活地算什么呢？柳吉不明不白地插在我和余重中间，我不说破，与其说是顾忌他们的脸面，不如说是顾忌自己的脸面。再说我也没有热情没有耐心去说破它，好像要公堂对簿、要兴师问罪一样。就像有人懒得离婚一样，我也懒得分手。分手也许比离婚要省事一点，没有孩子判给谁的问题，也不存在财产的纠葛，净身出户的，怎么搬来再怎么搬走就是了。我不到二十五岁，虽然爹妈没把我生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但也不至于离了余重就嫁不出去。但换一个人又怎么样呢？指望和他忠贞不渝还是心心相印？少小相识，恋爱了这么多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萍水之缘了。我爱竹安，但我清楚地知道，纵然竹安肯离婚娶我，我也不见得比跟余重结婚更幸福。我和竹安在一起非常快乐，不过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当它是个虚拟的游戏，不问人间烟火，不想生老病死。
我刚刚编发了一期杂志，上面有一篇开导丈夫有外遇的妇女的文章，上面说，这全看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婚姻，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还是要打赢一场胜仗，打败所有的女人，独个儿霸占住老公？这文章醍醐灌顶，让我顿开茅塞。我想我绝没有精力去打败所有的女人，我只要在这悲苦无奈的人生路上，有个根据地歇歇脚、喘口气就足够啦，至于别人也要搭搭便车什么的，也只好由她去了。虽然现代社会已不需要你挑水来我浇园，我织布来你耕田，但我毕竟需要结伴而行。
反过来讲，或许是我不明不白地插在余重和柳吉之间。
如果余重提出散伙，我绝对与人方便。
然而，余重根本没有要散伙的意思。他还在热情洋溢地张罗装空调、买微波炉，甚至在情人节那天买了一对情侣表回来，自己戴上一块，给我一块。
我挤够了公共汽车，就买了辆新自行车。我们这个住宅小区丢车的风太盛了，车子根本不能放在外面过夜，余重就每天毫无怨言地替我往楼上扛车。阴雨天气，他总也不忘提醒我带雨具；如果天一点不给人思想准备地下了雨，余重总会在下班前挟着雨披去编辑部接我，小梅她们总说我好福气。她们不知道，余重从来不做饭、不洗碗，吃完饭把饭碗一搁，就靠着沙发把一双臭脚摞到茶几上看电视。
男欢女爱那回事也不是完全没有。余重不喜欢穿着衣服睡觉，他嫌穿着衣服睡累，也不让我穿衣服。他只是习惯性地碰碰我，好像对女人的身体熟悉得过了头，再也没有一点点好奇，两个人在一起，仿佛一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柳吉依旧是我们的常客。好像久治不愈的风湿病，一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整个冬天就这样灰朦朦地过去了。
穿上春装的时候，我去为竹安送行。
我穿着花了两个月薪水买的美丽的裙子去为竹安送行。就在举手敲门的一刹那，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敲开这扇房门了！
竹安一开门就把我拥入怀里。我们谁都没说话。他把我抱到镜子前面，让我笑一笑。我怎么也笑不出来。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镜子里的竹安，身材修长匀称，衣饰干干净净。镜子边上的墙边立着已经装好的行李箱。竹安的手里抱着盛妆而没精打采的我，好像抱着一个生病的公主。
我要喝水。
竹安取了杯水，拿在手上给我喝。
我喝好了水，仰起脸看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竹安俯下身，深深地吻我。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
我们说好了不许哭的。钟夏，不要哭，你要我陪着你一起哭么？
他把我拉到灯下，拿出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取下镶嵌在宝蓝色金丝绒盒布上的白金钻戒，郑重地戴在我的手上。
我不要。好像信物似的。我苦笑着摇摇头。
你权把它当成一般的装饰品。你戴着它，我会更高兴。
我的眼前忽然出现幻觉：在盛大的婚礼上，竹安穿着一套挺刮的黑色西装，结一条鲜红的领带，在宾客们的簇拥和祝福中，将白金钻戒戴在新娘的手上。那个披着洁白的婚纱的“章太太”竟是柳吉。而我和余重都远远地在人群中望着新人。余重向新娘眨眨眼睛，柳吉就甜甜一笑。婚礼进行曲演奏得惊天动地，根本听不清人讲话。竹安侧过脸，微微笑着，优雅地捧起新娘柳吉的脸轻吻……
我五月份就会飞来看你的，给你订最漂亮的生日蛋糕。竹安一边系领带，一边对我说。
我看到竹安端着一杯红葡萄酒向我走来。他的领带像葡萄酒一样红。竹安的身后跟着他的新娘柳吉。竹安走到我的面前，好像根本不认识我，柳吉抿嘴笑着……
我会给你写信，打电话，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好不好？竹安已经系好领带，开始穿外套了。
婚礼进行曲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只看见新娘柳吉抿着嘴笑，竹安的嘴巴一张一合地在动，但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钟夏！竹安叫醒我，你在发什么呆？
我恍恍惚惚地转过脸，迷迷朦朦地冲竹安笑着，眼泪婆婆娑娑地往下落。
别胡思乱想了，竹安用力抓住我的肩膀说，别胡思乱想了，你就看它是一场游戏，像小孩扮家家一样的，一场游戏。
不，我没这么洒脱，没这么现代，我把游戏太当真……竹安，别走，我受不了了！踮着脚尖，死死地搂着竹安的脖子不放，泣不成声。
一个人从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车子驶过西郊动物园，驶过波特曼的高楼，玻璃窗外移动的景色，都好似了无痕迹的梦一场。
我没想到的是，竹安这么快就从新加坡来了信。他简单地讲了公司的工作安排，结尾说他确定五月来上海。信不长，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隐忧一扫而光。我轻快地唱着歌，想象着美丽的星岛，热带的阳光、海水和椰子树，想象着繁华的乌节路，想象着热闹的水牛车，想象着雄伟的雪尔斯桥。
然而，接下来的来信也都大同小异，粗枝大叶地说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就完了，不谈心情，更不谈爱情。倒是电话里相谈要热情许多。当然多数是他打给我。
越洋电话太贵了。
我的生活落入了没有止境的等待和盼望中。
他确切地说要五月三十日抵沪。虽然分别还不到两个月，我的感觉仿佛已过了两个世纪。每次从波特曼酒店走过，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在那三十七层的高楼上住过一夜，而西郊动物园的那个下午，更遥远得如一个风中的承诺。
过了个“五·一”回去上班，听到一个惊人的意外消息：我们主任死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不到六十岁呀，“五·一”放假的前一天他还在上班。虽然这些天来他一直沉默不语，郁郁寡欢，但毕竟天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从来没听说他请医抓药的事。怎么好端端就来了一个脑溢血？这个可怜的老头，一辈子没结过婚，更没留下一儿半女。
猝死？就这么容易地死掉了？没了？我跺着他办公桌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
什么脑溢血？是殉情！他分明让情给害死了！小梅也跺了跺她桌子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一反常态。
整个办公室都像疯了一样。没有一个人去泡开水。后来就死一样地沉寂，好像这一屋子的人都随了那老头儿去了。
事隔很久以后，小梅才告诉我：老头儿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是班上的女同学，这在他那个年代自然是没门儿的事。中学毕业后，大家就分头到广阔天地锻炼去了，一会学工，一会学农，一会学军，受不完的再教育，干不完的革命，大家天各一方，杳无音讯。直到他死，那女同学都不知道老头儿这份心思。就在今年春天他们中学同学忽然搞起校友会，七拼八凑的，居然就见到了那女同学。
你可想而知，老头在心里牵挂了几十年的当年的女同学，如今是什么样了……
我总觉得这故事听起来太像一个故事了，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无论如何，我们那主任是真的死了，再也不能来了，再也没人用青筋绽露的老手拍拍我的肩膀了。
他桌子上的暖瓶，一直空空的在那里闲置着。
就在我们主任死了不久，我接到竹安从南非打来的长途电话。
我在德班，他说。
天呵，你怎么跑非洲去了？我惊讶极了。
你别问，听我说。钟夏，我五月三十日去不成上海了，中国使馆不给我签证。
为什么？你怎么会被拒签？
说不清楚。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电话里不大好讲。
那么——，完蛋了，我们见不成面了。我一下子沮丧到了极点。
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约翰内斯堡，会逗留很久，所以可否请你把信寄到约堡？
真的没希望了么？不能再去试试？我执拗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我也没办法。听我说，德班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金色的海滩，长空万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邮局，按竹安说的地址，把信寄到了约翰内斯堡。
这封信发出去了好几天，我才迷迷糊糊地想，竹安到南非去做什么？那里在搞总统大选，街上整天发生爆炸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忙得焦头烂额，他去干什么呢？我不相信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还会在非洲有业务。
六
雨季长得让人看不到尽头。我在这漫长的雨季学着忘记竹安。
余重在淫雨霏霏的梅雨天里特别沉默。
我们那个用木板钉起来、涂了一层油漆的简易书架上堆满了东西，再也没有能插手的地方。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整理，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我把一大堆书报杂志摊在地上，然后蹲下分类，不一会儿就腿都蹲麻了，干脆坐地上了。
你就不会帮帮忙？我一累就离发脾气不远了。
余重很识相，他大概宁肯帮我干活，不愿听我唠叨。
一个旧的笔记本掉在地上，里面散落出几张旧门票。我拾起来看看，那是杜甫草堂的，乌龙寺的还有两张峨嵋山的缆车票。那是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余重一起去四川玩，他帮他小舅舅“对缝儿”，从国外往国内倒医疗器材，谁知道是洋鬼子的二手货还是假冒伪劣，反正低价买进，高价售出，投机倒把的基本法则。但我当时对这位国际二道贩子男朋友确实刮目相看，虽然他折腾两个月赚的钱除了付电话、电传费，也就够我们俩不太铺张地旅游一趟，去个四川还连九寨沟都没去。
我犯了—会儿呆，拾起那些长长短短的门票要撕。
别撕！他一把抢了去。
有一天柳吉来找余重看电影，余重没去。柳吉坐着聊了一会儿，我不太热心，余重也没怎么说话，她有点讪讪地起身告辞。我送她到门口，转身站在阳台上，看着柳吉美丽而孤单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外面雨下得挺大，她独自一人撑着伞走在雨里。而我和余重，坐在干净舒适的房间里，我回头撇了余重一眼，他正好也在看我。
婚礼举行的前一个礼拜，我犹豫再三，还是打电话告诉了章竹安。他早已经从南非回到了新加坡，现在人在菲律宾。我一直对这位福瑞广告公司代理人的飞来飞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也许是由于我身为井底之蛙的缘故。竹安每到一地都会打电话给我，联络的最大意义似乎就变成了行踪报告，单纯的电话联系变得空洞而失真。
竹安在马尼拉听说了我的婚讯说：我能理解。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游戏结束了。我撤退。我绝不纠缠。然后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再没章竹安的任何音讯。我不知道他到底还在不在新加坡，后来还来没来过上海。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我甚至怀疑他还在不在人世。我几次想向余重打听一下章竹安的下落，他们本来就认识的，余重在我认识章竹安之前就认识他了。但想来想去，我还是忍住了。我从来没向我的丈夫说起过章竹安这个人。
我们的婚礼柳吉是来了的，她做了我的伴娘。这是我的主意。我讨厌柳吉，请她来无非是为了向余重表示我的毫不猜忌、毫无芥蒂甚至浑然不觉什么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余重明显地流露出不情愿，又不好说反对，而我已经说出来的决定，也不好无缘无故地收回来，只是暗想，这才叫好心当成驴肝肺呢。
婚礼那天柳吉出尽风头，弄得她倒成了主角。最可气的是她喝得摇摇晃晃，举着酒杯、红着眼睛大叫：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愿你们夫唱妇随白头偕老，愿你们在地就是连理枝天上就是比翼鸟……柳吉说了一大堆吉祥话，最后闹洞房时却吐脏了我新房的床单，若不是顾虑到我是新娘，我当时就想冲上去揪住她的脖领子和她拼命。我怨愤地看看余重，余重比我还要怨愤，蜜月过完了，余重还念念不忘地埋怨：谁要你请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种人。
感谢菩萨感谢上帝，柳吉在我婚后再没来过我家，那电影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