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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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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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党发出了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说明缘由的文件),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重读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

  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唯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黄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语言,要拐九十九个弯。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明明双方剑拔弩张,可是,却都“化了妆”:林彪敦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义,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        ※         ※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        ※         ※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

  陈伯达坚决站在林彪一边,成为林彪的“亲密战友”。1970年5月14日,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游长城。回来后,叶群赋诗一首,内中有句“相将奋起卫红旗”。据叶群自云:“相,陈伯达;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红旗,林副主席。”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了林彪之“相”。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其实,关于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位,究竟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便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如此明白的事,连“靠边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国家主席设与不设之争仍在中共高层激烈地进行着——

  —毛泽东不直接说不同意林彪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说我要当国家主席,而是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双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态度并不一致:

  毛泽东四次申明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态度非常明朗;林彪怀着争权夺利的目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另三名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则从不同的角度,主张设国家主席。

  1998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第一次透露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真实情况:

  “(1970)8月22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就是说,在五常委之中,四人赞成设国家主席,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四常委最后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六十九章 兵败庐山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        ※         ※

  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

  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录,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史敬棠告诉笔者,他当时只知道执行公务,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为什么急于要寻找这些关于“天才”的语录。

  虽然史敬棠20来岁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毕竟只是做秘书工作,高层的政治风云对于他来说如同庐山迷雾一样难知真谛……

  8月21日上午,林彪、叶群飞抵九江机场。

  与林彪、叶群一起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这位“军委秘书”酷肖林彪。他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往常,陈伯达总往毛泽东那边跑。如今他已改从新主,朝林彪这边跑。林彪抵达庐山的当天下午,“理论家”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

  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们所说的“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便是张春桥。因为直接与毛泽东冲突,他们不敢;与江青、康生交锋,还不是时候;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便是张春桥。在他们看来,张春桥的腰杆还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敌”,兵家历来如此。

  “相”来了,“将”也来了,除了黄永胜留守北京之外,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前来林彪下榻之处密商。

  ※        ※         ※

  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

  ※        ※         ※

  据吴法宪交代: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云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他一上庐山,就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往密切:“到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法草案修改后,主席如果批发,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到过我那住处一次,我又再重复这个话。”

  翌日———8月22日,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常委会上似乎风平浪静。毛泽东重复他在中共九大召开时说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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