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 ※ ※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上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
陈伯达原以为这一回大约连政治局委员都当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为“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内中的奥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选举结果。这张名单是林彪集团鼎盛时期的象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
这五个新的政治局委员，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陈伯达，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占有七个席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张名单也表明，“中央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体进入了政治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尽管中共九大新闻公报宣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严重地存在着裂缝。倒是毛泽东早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的一句话，符合客观实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中共九大之后，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触日益频繁，在党内结成了一派……
第六十六章 毛家湾的座上客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江青呢？
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 ※ ※
北京，中南海、毛家湾、钓鱼台唱起了“三国志”：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坐镇，林彪在毛家湾拉帮结派，江青在钓鱼台跟康、张、姚密谋。
毛家湾是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胡同，它不像中南海那样是全国皆知的政治中心，也不像钓鱼台国宾馆那样气宇轩昂。毛家湾在北京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毛家湾分前、中、后三条小巷。在一道灰色的高墙之内，是一个又一个院子。那里原是高岗的住所。林彪本来住在北京西直门里南草场胡同。自从林彪成为国防部长之后，权重一时，便迁入毛家湾。经过扩建，林彪公馆的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可是在外边只见到堵灰墙而已，老百姓谁也不知“副统帅”住在这里。
陈伯达本是毛家湾的稀客。通过“热线”联络，他跟毛家湾的关系日益密切。往常，当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住在钓鱼台时，江青常常拉他看“参考片”。陈伯达对于电影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不去看又不好，因为江青往往在看完电影之后开碰头会．陈伯达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如今，毛家湾也放起电影来。陈伯达一反常态，变成看电影的“积极分子”。每逢“林办”来电话，请他看电影，他必定去。
从米粮库胡同到毛家湾，小轿车十分钟就到了。不过，陈伯达的车子总是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车子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
每次来毛家湾“看电影”的“观众”，无非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彪，已经很明显地形成他的集团了。每一次“看电影”，都成了林彪集团的一次秘密约会。林彪，是中共九大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文有陈伯达，武有黄、吴、李、邱，“秘书长”有叶群，正是羽毛丰满，势力超过江青集团。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扩大她的影响，提高她的声望。她与林彪暗中较量着。
据陈伯达回忆：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新闻稿子。
“九大”一结束，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什么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又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今后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去了。
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后来，当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叶群却又神秘地离开北京毛家湾，飞往苏州。林彪瞒着江青，也不惊动在上海的张春桥。
可是，张春桥迅速得知苏州来了一位“大人物”，并马上电告江青。
林彪刚刚抵达苏州，江青就“追”来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来，弄得林彪极度不快。
林彪秘书张云生记述了林彪与江青的这一幕争斗：
没过几天，江青就寄给林彪一包文件，请林彪表态支持。
这包子文件里，共有两份篇幅很长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述得一团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谓“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另一组材料的标题是《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这是前边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转发全党的。
其实，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这两份文件送给林彪。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两份文件，不予理睬。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林彪怎么办呢？他又写了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林彪又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压了下来……
毛泽东、林彪、江青在演出颇为有趣的“三国志”！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第六十八章 国家主席之争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国家主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就明文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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