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制度”和“趋势”的问题。
制度，就是大明朝独特的荫官制度（荫官历朝都有，但明代比较有特色）；趋势，就是“文官荫武职”的特殊趋势。
明代的荫官制度，本书前文曾有浅议，此处不再赘述，单说一下这个“文官荫武职”的神奇趋势。
根据考证《明实录》可以发现，有明一代的“文臣荫武”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其发源于景泰年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耙岳痛嶙溆谄斩ā保暗邸按图涝幔衿渥咏跻挛朗老ЩА保链酥蟮木疤┒辍⒕疤┪迥甑龋庵帧拔某家裎洹钡募窃鼐涂疾欢铣鱿至恕�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景泰年间的“文臣荫武”记录可以发现，当时那些文官荫子武职的情况，应该视为对文臣军功勋业的个别嘉奖，其制度化运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此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视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以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
当时，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并未开列于典章，从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相关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荫武优待的大臣，还是文官集团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荫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
作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荫子武职故事，常为后人援引为再开荫叙恩典的依据。例如于谦之子于冕，本受荫任府军前卫副千户，但到了成化朝，于冕“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后“累迁至应天府尹”。但这个，仍然还是特例。
然而从正德朝始，文臣冒滥军功以荫叙世袭武职的情况就陡然增多了，这明显是受到武宗尚武情节及宦官佞幸冒功风气的不良影响。
据《弇山堂别集》载，正德五年“宁夏平”，边功加恩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刘忠、梁储等，阁臣皆加官荫子。此次推恩虽未将阁老们荫子武臣，但边功恩及内阁实“自兹岁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东、河南贼平，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各荫子锦衣世袭正千户，辞”。
此后正德十二年，朝廷“录大同打鱼王山及镇西南山庄坪等处功”，将监督太监张忠“加禄米二十四石，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正千户”，并“总兵左都督刘晖子副千户，提督侍郎丁凤子百户，俱世袭”，又以“兵部运筹有功”加尚书王琼“少保兼太子太保，荫子如忠”。
该战役本因诸将官杭雄等拼杀“乃有此捷”，而太监张忠提前回朝，并无功劳，只是因兵部尚书王琼题请，“故忠再受赏而并及琼”。当时王琼“与权幸相结纳”，多次冒领军功，“数承荫叙”。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锦衣卫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臣、兵部尚书王琼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荫其子弟为锦衣卫千、百户，另以“运筹定议，协力成功”为名敕内阁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各荫子侄一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
总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随内臣、近婞冒滥军功以荫子武职，诚为不稽。
此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为拉拢朝臣，以拥迎驾戴功再开大规模冒滥荫子，其中阁臣荫子之命令尤为不稽，受荫大臣纷纷请辞。
然而，这个势头已经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后期开始，大明边事迭起，使得朝廷较为常态化地加荫文臣子弟以武职。
内阁大臣、兵部僚员、地方督抚、殉节绅宦等以各类勋劳得荫，在原历史上，这种趋势长期持续直至明朝灭亡。嘉靖中后期以降，内阁重臣如夏言“暴贵自拟世袭锦衣”，翟銮“以故相行九边”荫锦衣，其余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一批阁老、重臣，皆以推恩军功勋劳，得荫子锦衣。
更关键的是，皇帝们对于这些大臣的后代，并没有什么不信任，甚至还格外信任，比方说现在的刘守有，将来的王之祯、吴孟明（吴兑之孙），这些锦衣卫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荫官之后。
既然制度与趋势已经如此，高务实又有何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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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那章之后，有书友书评担心高务实的亲戚在锦衣卫中掌权会影响皇帝对高务实的信任，这里就多解释了一下。还剩一点非制度的人性问题下一章说，我先洗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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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 皇帝不担心
万历八年，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实际主持纂修《大明会典》，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并且根据嘉靖、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查档案），对过去不曾明确的“文臣荫武”问题作出了规定性说明：
“凡恩荫世袭，文、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
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大明会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在万历朝被确定（这是个史实）。
说完这些，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文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
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文臣之后？
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问题出在爵赏困难，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
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文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
其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
对此，很多人也提过意见、建议，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
然而有明一朝，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义构建，僵化不可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的文臣荫子武职，由于有军功推戴、子孙世袭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成为朝廷酬答功勋文臣的重要形式。
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却为时人默认共识。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谦之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之事，其实他当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作为乞请理由。
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次级”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观点，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编撰《万历野获编》时，就把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世官》条及《补荫》条纳入《勋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径称文臣荫子武职为“延世之赏”、“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称谓而来。
举个例子，嘉靖初年，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军功大者封爵，军功小者荫子锦衣，可谓是点明了“荫武”与“封爵”之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
嘉靖初年，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其奏疏中先论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公、侯、伯册封情况，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紧接其下陈述锦衣卫职官“额设”职官名目，并痛陈“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及“正德间，奄宦擅权，贵倖子弟以奏带冒衔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隐然有将勋、戚、文、武、内各类大臣的荫子锦衣都比附为封爵之意，可见荫子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贡时，是边臣首功（他是时任宣大总督），家里得几个荫官理所当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说了，因为他的各种功劳，高家得到的荫官名额到现在居然还没用完——晚辈不够了。
所以这个“文臣荫武”的趋势止不住，也不可能止住——德懋懋官，功懋懋赏，那些大臣的功劳摆在那里，但他官也不能升了，爵又不能加，不荫官子孙还怎么弄？
而说到皇帝不怀疑这些荫官的文臣之后大多塞进锦衣卫，却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根本的一条是，大明的文臣还没有造反的先例——你非要说胡惟庸那就没意思了。
在这个基础之下，便可以论及其他方面，其中又有一个趋势问题。
明代官场“自分缙绅、介胄两途”，文官铨选以科举为基础，武官铨选以世袭为基础，所谓“国家所以驾驭文武者，惟擢用与承袭而已”。
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身份性世袭社群，如戚继光也是这种出身，而如刘显这般靠着一刀一枪打出来的，那真是凤毛麟角。
而文臣子弟一但荫入锦衣卫世袭，就意味着这支子孙世代占籍右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明武官群体的内部封闭性，呃……也算是改善了锦衣卫武职人员结构。
不少进入武职行列的文臣子弟继续保有原缙绅家族的做派和社会交际网，同时通过婚姻、职务关系等，又不断渐染武士之风，成为沟通缙绅与武职两大政治社会群体的纽带。
实际上，文臣荫武子弟的这种社会媒介作用在明代中叶便已凸显。如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姚夔之子、中书舍人姚吉甫，就曾倡导父辈中同榜进士而“通朝籍，居京师者”举行联谊活动，引得在京官宦缙绅子弟唱和交游，有“四十年通家之谊蔼然如昨日”之盛况。
当时参与集会者多是文职士绅，而因父荫入武职的兵部尚书白圭子锦衣卫千户白镔、巡抚李秉子锦衣卫百户李靖也欣然参与。
再如大明的七朝老臣、吏部尚书王翱荫一子王竚为锦衣军职，王竚长女“适天津左卫指挥黄溥”，次女“适国学生杨镗”，孙女五人中“长适马溥、次适锦衣千户韦纲，次适锦衣指挥张禹之子，其次适锦衣千户赵輗之子，其次适腾骧卫指挥夏铭之子疄等”。这就是联姻的功能性表现了。
至万历以后，铨入锦衣卫的文臣子弟，凭借自身跨越“文”、“武”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及资源，在社会交往的基础上，还构建出一套政治庇护关系，保障自身及家族利益的长存。
这一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文荫子弟藉自身特有优势，逐步掌控了锦衣卫的权力。
在原历史上，现任锦衣卫都督刘守有之后，其孙刘承禧、其曾孙刘侨继续两代世袭锦衣卫官，而且皆升至都督一级并掌卫事。
而除了刘氏之外，吴兑之孙吴孟明、兵部尚书郭子章之孙郭承昊、兵部尚书田乐之子田尔耕，都是天启、崇祯时期显赫一时的锦衣卫都督。
基于锦衣卫司法职能的特殊性及文荫子弟的自身优势，明代甚至有人提指出“锦衣用人之法政，与司马门推择材官不相类也。以其介而仗立丹陛下，与执法笔簮之士大夫共对”，故而锦衣卫都督“惟儒而后能当此任”的理论。
也就是说，从刘守有之后，你要不是个文臣之后，你都不适合做这个锦衣卫都督！
皇帝说什么了吗？没有，皇帝不仅默认了，甚至看起来还挺支持——文臣之后既然也是忠良，朕为什么不用？
而且锦衣卫原本名声那么臭，现在换了几个都督之后，居然一时称贤，朕何乐而不为啊！
至于，你说锦衣卫会不会失控？
开玩笑，锦衣卫早就归东厂监督啦！钦差提督东厂这个位置，可只有内宦能做，总不会有哪位文臣这么牛掰，把儿孙切了送进来做厂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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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两个倒霉蛋
当身穿锦衣卫千户服饰的王之祯与高务本站在高务实面前，接受他的单独召见之时，高务实一眼就看出这两位兄长混得都不太如意。
王之祯好歹还算衣冠整洁，而高务本的青绿色锦服（并不是如影视剧中一样任何时候都穿飞鱼服）却是一看就有些皱皱巴巴，甚至高务实还仿佛闻见他身上有股难言的异味，让他下意识微微蹙眉。
“四兄，小弟这是半夜把你从茅房请来了？”毕竟是自家堂兄，高务实微笑着开起了玩笑。
“求真，你就别笑话愚兄了，愚兄现在身上就是这个味，洗都洗不掉。”高务本叹了口气，苦笑道：“你贵人事忙，恐怕不知道愚兄在锦衣卫的差事。”
高务实还真不十分清楚，别说高务本的事了，就算是他亲弟弟、现在过继给了高拱并来京在尚宝司为官的高务观，他都很少有机会照面。
他倒是邀请过在京的高家兄弟和侄儿（高务滋之子）住在他京中的宅府，但几个人都不愿意——因为高家在高拱他们那一辈就已经分过家，所以他们不是同一房的兄弟，哪怕是高务观，既然过继给了高拱，就是三房的孩子了，所以现在高务观住在高拱以前的宅子里，而高务本在京也是单门独户自己住的。
但高务实奇怪的是，现在高家是有他拿钱出来作为家族补贴的，高务本每个月至少能拿到上百两，再加上他家特别能生，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了，每个孩子还能领取三十两——这肯定花不完，所以他家怎么看也不会缺钱。
那他到底干了个什么差事，才能搞得身上的异味都洗不掉？
“是小弟疏忽了……四兄在锦衣卫的职司是？”
高务本叹道：“驯象所。”
呃……高务实干咳了一声，心道：你但凡稍微机灵点，也不至于混个这样的差事啊，堂堂高文正公的荫官，居然被人打发去养大象？
高务实显得略有尴尬，而这时高务本还补刀了一句：“对了，自上次求真你‘偏师定安南’之后，安南都统使司又送来二十多头大象，最近这些时间，愚兄都在忙这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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