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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里头除了徐元春之外，大多都是跟高务实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批人，但只要有这样的趋势，就已经能让高务实感到振奋了，因为这证明了他的做法是有效果的。
我只要能做出榜样，让人相信我的做法是可以获利、获大利的，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而当这样的人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也一定能让整个国家“转向”！
古往今来的任何政治，惟利益永恒！
利之所在，人之所趋。
说句不客气的话，当年下西洋如果不是郑和掌握，文官集团插不上手的话，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后世有学者证明，下西洋其实并不亏钱，或者说它本可以不亏钱。只是由于文官集团至始至终插不上手，所以后来才被说成是劳民伤财的无用之举，最后被扔进了垃圾堆。
换句话说，倘若下西洋是文官主导的事业，文官们把下西洋看做捞取功名、事业的一桩美差的话，你看看现在大明的舰队是什么模样？没准都特么开到欧洲去了！
与其说文官集团是在打压下西洋这件具体的事，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打压宦官集团，从而借机打压皇权，争取文官集团自己的利益。
为什么高务实敢做出这么多出格的事？一是他跟朱翊钧的关系亲密，朱翊钧不会轻易怀疑他；二则是因为他高务实乃是文官！
所以文官集团在面对高务实的一些新奇做法之时，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你高务实狗胆包天！”，而是“既然你高务实能做，那我岂不是也能做？妙啊！”
这就是差别，也是高务实为何非要认准“科举正途”的原因。
有这个身份在，他只要没zàofǎn，一切举动实际上就都是在为文官集团创造新的“利润点”，文官集团岂能跳出来找麻烦？
为什么历史上万历收矿税，搞得文官集团骂骂咧咧抵制了几十年，而现在高拱收商税就偏偏能执行下去？
因为虽然有些商人是文官们的“投资人”，皇帝要收他们的钱，文官们当然要为投资人说话；可如果这笔钱收起来之后，是由文官们自己掌握的，那……这个就可以商量商量了。
所以，历史上的矿税之争，并不是因为这笔税收了之后真的有多严重——那点钱对于富庶的大明民间而言连个屁都不算——而是文官们觉得，你皇帝老子不能把税全给收进自己的口袋啊！
嗯……英国佬的《大宪章》没有请大明的文官们来帮忙修正一下，真是莫大的遗憾。
高务实把欧洲的各种形式简单地描述了一下，早已把罗明坚神甫惊得说不出话来——高求真阁下远在大明，却居然知道欧洲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好多大事！
他对欧洲的了解，在整个远东一定无人可及！
不过，更让罗明坚神甫奇怪的是，高求真阁下看起来明明是要通过自己的口，来警告腓力二世陛下不要在远东挑衅大明，但他话里话外却似乎有一些像是……像是在为西班牙出主意，这是为什么呢？莫非，他对西班牙王国颇有好感？
这就纯属是误会了，高务实对欧洲人几乎都没有多少好感，他话里话外指出西班牙将自己的力量过于分散，实际上完全是居心叵测的——不管西班牙把力量集中起来做什么，都绝不可能放过家门口的事不管，而用来在东亚地区搅风搅雨。
今年，西班牙就要合并葡萄牙——高务实记不清具体月份，说不定现在已经合并了——而葡萄牙和西班牙正是现在南洋的最大势力。一旦西班牙真的听信了自己的话，把力量收缩起来，捏成拳头打出去，这一拳也绝对不可能打到东亚。
至于，到时候腓力二世这一拳究竟是打向英格兰，还是打向奥斯曼，又或者法兰西，甚至尼德兰……那关他高务实什么事？关大明什么事？
你们欧洲打得越乱越好！
英格兰和法兰西要崛起，都得先过了西班牙这一关，所以西班牙现在跟英法乃至奥斯曼的战争，对于大明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高务实才不介意跟西班牙人做点生意，让他们的财政状况更好一点，能跟英、法、荷兰等国打得更加难解难分。
你们不打得更凶一点，西葡帝国不把主力往国内倾斜，那我的南洋攻略岂不是就麻烦多了？
所以，腓力二世陛下，尽情的打吧，我已经准备好做这个黄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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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 京华集团的定位
威逼利诱，轻车熟路。
这十年来，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最近这大半年来，高务实好像一直都在干这种事，不敢说登峰造极，那也应该称得上炉火纯青了。
现在安南的军权已经被掌握，京华集团和安南都统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已经基本划分妥当，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政务这块的工作了。
实际上，政务的重要性还真不比军务差。而其重中之重，简而言之就只有四个字：殖民地化。
高务实眼中的京华集团，尤其是在对外的时候，就类似于欧洲人的所谓“东印度公司”，它当然是要盈利的，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殖民开拓的先锋。
历史上的英属印度，就是由“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建立起来的，在该公司灭亡之前，在印度拥有不下于二十万主要由印度人组成的“公司军”。
这么好的经验不去学习，那就太蠢了。
1757年6月23日，在位于恒河源头的巴吉拉蒂河边—个名叫普拉西的村庄，英国人和孟加拉王公西拉杰·乌德·德拉展开了一场战斗。英国方面的主帅罗伯特·克莱武率领一支3000多人的部队，其中包括900名欧洲人和2200名印度人，而他的对手西拉杰则投入了3。5万名步兵和1。5万名骑兵。
最终，仅有20多名英军士兵伤亡，而孟加拉军队却损失了超过1000名士兵。
从规模上来看，这场“普拉西战役”很难称得上是一场大战役，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格外重大。在这场战役之后，英国人的势力开始渗透到印度各级政府中，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代表着东印度公司正式成为英帝国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代理人”。
严格来说，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东印度公司”并不特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东印度公司”是西欧大多数国家为开拓殖民贸易而设立的一种公司模式，其贸易对象主要是印度、马来西亚等位于印度洋以及太平洋西面的亚洲国家。之所以被称为“东印度”，是与被当时西方称为“西印度”的美洲相区分而言的。
一开始，在西方各国设立的东印度公司中，模式最先进、实力最强大的其实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他们采用股份制公司的模式，并以长远经营作为目标来运营，因此被后世看作是“股份制”的开创者。在最强盛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整个东印度的香料贸易，并完全压制了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的业务。
不过高务实对于“荷兰先进公司制度”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在京华实施的制度本身也是股份制，只是……太具有中国特色了而已。
这个特色，叫做政治持股，而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权贵吃干股。
高务实从来没有在大明国内明确过“京华集团”所指代的对象，但实际上大家肯定都会这样默认：但凡高务实所掌控、招牌开头为“京华”二字的任意产业，都属于“京华集团”。
这个集团，是高务实完全控制的，没有股权一说。但具体到各个具体的产业，就有了另两种制度同时施行，即干股分红和绩效分红两种制度。
干股分红有两大类：一是权贵持股，这个想来已经不必解释了，朱应桢、张元功、李宗城等权贵或者权贵子弟在京华下属的各个不同产业里拿到的利润分红，就是干股。
干股不出钱，享受利润分红，但没有任何决策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投票权。
另一类是技术干股，刘家的百宝续命散就属于这一类。不过更重要的一个技术干股大头却是朱载堉。
朱载堉对一些生产设备，如炼焦冶铁工具、船帆形制、滑轮组等的改进，高务实也都给他在产品生产后安排了干股分红。
不过由于朱载堉对钱没有概念，所以高务实给的分红比例也低得惊人，只是由于他的“专利”实在有点多，最终这笔钱拢在一起倒也颇为可观。
而绩效分红，则是给予各产业的日常管理者的，如高瑞、高孟男、帅嘉谟、高思棠这些人，除了正式的薪酬之外，都是有绩效赏赐可以拿的。
不过高务实这厮的绩效赏赐，拿“低保”比较容易，拿后续的几个更高档次就很难。为了这个绩效赏赐的划分，高陌的内务处和高国彦的财务处联合起来搞了几个月才大致定了个绩效等级，当然，这就没有必要一一细说了。
但要顺带提一句的是：高珗、高璋、高璟这种带兵出征的“将领”，也拿绩效赏，不过这一类的赏赐，是由高务实自己独断的，只是走京华的帐。
所以高务实现在的股份制，是一种“中国特色”股份制，它既有先进的一面，相当于后世“股权激励”的做法，也有“腐朽”的一面……相当于权钱交易。
其中还有“灵活机制”，就是高务实可以用“面子”来找权贵们筹款，不过这一手属于备用技能，现在高务实还没有动用过——他的“现金流”迄今为止都还是充裕的。
只是不知道随着金港城的建设全面启动，以及开始建造纯粹的军舰之后，这个充裕还能不能维持。也许到时候他要考虑稀释一小部分股权，或者拿面子来换钱，这些得到时候再看。
既然不需要学习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制度体系，那么要学的就只有经营手段了。
永乐朝对安南的控制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入不敷出，亏本太严重；欧洲人的殖民统治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的殖民地政策可以盈利。
殖民地盈利，则又有很大一个原因，是类似于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代理人模式。
东印度公司首先考虑的是盈利，其次才会考虑持续开拓殖民地，而开拓更多的殖民地，又是为了更多的盈利——只有这样的“利滚利”，才是可以维持的。
“京华十六条”里那么多关于商业的条款，就是为此而设。甚至包括其中政治意味很浓的一些条款，本质上来说也是为了能保障这些盈利。
但高务实知道，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有一点是他不能随意学的，至少在安南不能随意去学。
这一点，叫做掠夺式殖民地政策。
比如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很长时间内在印度莫卧儿王朝保持着零关税的特权，这一点高务实就没学。虽然“京华十六条”完全出自高务实的决定，但他却给安南留了一点安慰——京华也要全面缴纳百分之一的税。
历史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掌握了印度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之后，很快便以掠夺取代贸易，成为其获利的主要手段，高务实认为那正是他们覆灭的开端。
当时东印度公司zhèngquán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利用它来实现最大限度的掠夺。公司每征服一地，就掠夺国库、敲诈王公贵族。
1757年，东印度公司攻陷孟加拉首府穆尔希达巴德后，从孟加拉王公西拉杰的国库中抢走价值370万英镑的财宝。随后，东印度公司扶植米尔·贾法尔成为孟加拉的傀儡统治者。米尔·贾法尔又“赔款”100万英镑，向加尔各答的英国商人支付50万英镑。这些财富甚至超过了东印度公司全年贸易的总和。
最开始的和平经商方针被摈弃，战争、领土扩张，增加税收等取而代之，东印度公司看起来收益更丰了，却也已经一步步走向死亡。
发动战争、殖民、掠夺、贩卖鸦片……东印度公司在从事着高额利润的买卖同时，由于竞争消失，内部的**也日益加剧。
自1764年克莱武成为孟加拉总督以后，“公司曾经彬彬有礼的职员，如今都变得极为狂暴、贪婪；股东之间相互勾结，贿赂竞选；董事会也完全成为没有领导能力，无法实现有效统治的、纷争不断的机构。”
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个个都开始中饱私囊、私自积累财富。据英国议会的一项报告表明，1757至1766年间，东印度公司职员收到的礼物高达217万英镑。18世纪中后期，在印度服务的丰厚“报酬”，使其公司股票不仅被视作一种常规投资，而且是能让自己或亲属前往印度发财的资本。
这些情况如果让高务实来评价，就是“从商业公司到**王朝的蜕变”。
如果要作一些不太恰当的类比的话，这就好比鞑清入关之前的战斗力和入关之后的战斗力，短短十年二十年左右，就能从巅峰跌落谷底；又好比金田起义、永安封王时的太平军和定都天京后的太平军，根本不用十年，就堕落得没法看了。
所以，高务实不打算让京华集团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老路，他要学的主要是东印度公司的“前半生”。
那么东印度公司的“前半生”，行事特点究竟是什么呢？
是保持商业竞争、维护商业声誉，同时坚持利润优先而不陷入无休止的疯狂掠夺。
以上种种加在一块儿，可以用高务实非常熟悉的五个字来形容：可持续发展。如果一定要再多两个字，那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定不是高明的统治，只有认认真真地为了割韭菜而种韭菜才是。
所以高务实一边掌握安南的军政大权，一边又给安南建立南北二港，同时还允许莫茂洽与京华集团合作经商，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割韭菜而种韭菜”。
不惟如此，高务实还生怕京华集团缺乏竞争、缺乏活力，把金港作为贸易自由港来打造——位于北方潡河河口的新港口可不是这种纯自由港，因为北方部分他要保证莫氏以及莫氏相关的旧安南势力能够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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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渐渐写到“改革深水区”了，越写越慢了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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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章 高思棠当重赏！
安南“太上皇”高务实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轻松惬意，由于他广西巡按御史的任期已经只剩不足五个月，其在安南的时间就更紧张了。
他自己估计，顶多还能在安南再呆两个月，最后一点时间怎么说都要回广西——他这个巡按的本职工作还是得做啊，可没法不管不顾。
虽然现在广西方面本着“巡按本来就是到处跑的”原则，把部分察院人员都紧急派往升龙来了，一些需要巡按御史批复、裁定的公文也都二话不说直接往升龙送，但毕竟安南“独立”了这么多年，以前永乐时期打造的驿道体系早就没影了，这些公文现在多是走钦州入海，再经红河送到高务实手中的，比较麻烦，也不太安全。
麻烦好理解，但为何不太安全呢？
记性好的读者大概还记得，之前高璟的舰队出动南征的时候，高璟和胡老板、李老板在新郑号上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就提到过下龙湾附近的海盗问题。
随着莫氏zhèngquán的实权被京华集团取代，安邦宣抚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