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力二世的父亲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过英格兰的王冠。
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尽管后世对当时的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靠谱，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应该是不会大错的。
西班牙大方阵和西班牙舰队的强大想必不用多说，而实际上此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大，还体现在财力上。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
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
第四项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国王们提供了大笔红利。
这里不仅有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兰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理论上只要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还清债务。
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五项主要财政来源。
事实上，这项来源比来自德意志地区的赋税还更容易到手，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国会里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一贯只有在土耳其人打到家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然而，即便哈布斯堡王朝看起来如此强大，高务实却丝毫不觉得它不可战胜，因为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而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由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造成的，也就是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错因素造成的，有战术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使用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到了年，神罗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底一地就征集6万人，用以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
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底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首发
这样，皇帝指挥下的、因而也是他供养的军队一定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一直在继续，到了1574年，仅西班牙在佛兰德的大军就有86万人。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则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
海上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
在现在这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只可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
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舰。
费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艘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
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
甚至在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仍需一支庞大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佛兰德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时光飞逝，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
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
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
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找到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250万达卡，约为他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
结果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却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费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000万达卡。
费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大到什么程度？大到1557年时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杰尔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
能够聊以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都同意在沙托·坎布雷齐和谈的主要原因。
但是紧接着，费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
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西班牙的赋税增加了2倍，而费利普二世仅在年间就增税1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费利普的开支更大了，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需要超出400万达卡，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但西班牙也搭进去不少钱。
佛兰德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57年，费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矿产收入的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卡，而大约40年前只有1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1000万达卡，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
1596年，费利普以空前的额数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卡。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三分之二。
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兵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暂且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地域辽阔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
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佛兰德和德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
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尤其是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损失1000万达卡之多，这也使得西班牙的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那巨额的亏空。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任何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例如茵凡特红衣主教在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总是最终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
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的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二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
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于胜任了。
正像三个世纪以后的大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但却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
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大例证，一旦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好在它的大敌之一、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的包袱。
那么，回过头来看，此时的西班牙纵然强大，却又如何能威胁得了大明？
它甚至连高务实的京华集团都威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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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章 做黄雀（3更破万）
西班牙自己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有多少余力能用在外头？让高务实组织一支远征军去征服西班牙固然不可能，让西班牙组织一支远征军来强迫高务实也同样不切实际。
说到底，这个时期的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已经成为常态，冲突爆发后的花费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难于承受的负担。然而，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是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享有一段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
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刚一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甚至同时对付三面之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
用当时欧洲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就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流干鲜血。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高务实觉得，即便他处在腓力二世的位置都会很为难，很难应付这种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或许应该对这各个方面的敌人确定一个优先级，明确优先防御计划。也就是说，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是究竟哪些地区可以放弃呢？他也很难说。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反思，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聪明一点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这位神罗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
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堂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更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也至关重要。
讽刺的是，奥地利却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奥地利眼睁睁看着西班牙在西欧和海上单qiāng匹马面对众多敌人作战，却并未感到有帮忙的义务；反而西班牙意识到了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心甘情愿为奥地利帮忙。
也许，腓力二世过于沉迷于某些人对他的恭维：世界君主。
而现在，高务实打算提醒一下他——你没有做“世界君主”的本钱，真正拥有这个本钱的人，叫朱翊钧，只是他没有这个yùwàng罢了。
实际上，朱翊钧当然也没有这个实力，除非他能把大明的社会体系完全颠覆，甚至把大明子民们的精神内核都改变掉，否则大明从天子、官员到贩夫走卒，在对待大明以外的世界问题上，都是同一种心态：处中国而治万邦。
如果说鞑清末年以后的中国人大多精神自卑，那么现在这个时期的大明子民，则是精神过于自信，举国上下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治理好了“中国”，便一定是万国来朝八方贺，不管何处的蛮夷，面对大明都应该顶礼膜拜。
幸好，在坚持这种自信的同时，大明并没有如鞑清一样故步自封，所以在嘉靖年间缴获了葡萄牙人的火炮之后，大明立刻发现了它们的优点，并马上开始仿造，同时也不端什么天朝上国的空架子，该买就买。
甚至对于蕞尔小国的倭国，当发现他们的鸟铳比自家的更好时，如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也没有任何犹豫就拿来采用，而刘显父子麾下的“降倭夷丁”不仅会使用鸟铳，甚至还个个精通日本刀术。
整体来说，这个时期的大明虽然自信，但还是比较务实的，有那么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头。
这也是高务实有信心让大明能坚持下去，而不让鞑清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他曾经长期做秘书，是一个更偏向于做实事的人，如果把他扔去清末，他成为张謇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成为孙大炮，可是他知道，张謇救不回那个时代的中国。
然而在大明则不然，他有信心通过“实效”来带动其他人跟随他的脚步，甚至最终形成新的风潮。
他的京华集团现在就已经有了效仿者——有人跟随他的脚步踏入了私营军工行列，如王崇古的孙儿王谦；有人在上海悄悄搞了几个码头，更神奇的是这几个码头的幕后东家竟然是徐阶的长孙徐元春；有人悄悄买了一两条船加入京华的舰队，如朱应桢、张元功等勋贵；有人学着京华的做法想方设法控制长江水道上的运输船队，如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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