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没有提出反对军阀割据，实行民权主义，统一中国。这些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只有实行民主，统一中国，才能抵抗外国侵略，才有可能发展实业，否则是废话。
回家种地
回到家里时，邻友正在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按当地农作物季节，是在清明三月中旬下种（公历哪月记不起了）。当时家庭情况：早年母死后欠债累累，除留有两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我回家时，抵押之地已赎回及半，若全部赎回还需二百元还债。二弟金华学徒（捻棕绳）已出师，三弟荣华年约十六岁，可算半个劳动力了。家中还有多病的父亲，八旬的祖母。我把杀恶霸被通缉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五叔，乡间完全未闻有此事。五叔说：“你不要说，那些恶霸知道了，他们又会兴风作浪。”我父亲说：“也不要告诉你弟弟，他们年轻嘴不稳。”我说：“不外出了，准备在家种地。”五叔和父亲都说好。我五叔又说又笑，高兴地说：“这下算是苦出来了。”我和弟弟等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
我同父亲说，要把那些财主杀光，穷人才会出头。父亲说：“你表兄周云和要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他妻子小产了，母亲气死了，你的五舅成了孤人，住在九坛冲大山中，你这回要是被逮捕了，还不是同云和一样。”我说：“明天去看他。”父亲说：“那好，就便把红薯种挑回。”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父家，时已中午，边谈边吃红薯饭，谈他儿怎样被捕和枪毙的。我说，为什么要枪毙他呢？舅说：“在长沙和湘潭组织反汤机关，被破坏了，他和两个朋友逃回家来。”我说：“他逃回家做些什么事呢？”舅说：“他对老百姓讲，汤芗铭在湖南杀了几十万革命党，汤是袁世凯一伙的卖国贼。打倒汤芗铭，不完粮、不纳税、不送租，民众高兴，士绅不高兴。被人秘密告发，被捕后枪毙的。”
当晚宿他家，谈至深夜，我要他到我家去住。他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慢慢会翻过身来。”我说：“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他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早饭后，装满了两箩筐红薯，约有百斤，给了他一元。他说：“不要这多钱，五担红薯换一担稻谷，稻谷一担两元五角，一担红薯只值五角大洋。”他没有钱找，我说：“不用找，留你用吧！”他流着眼泪望着我走。我也回头望他数次，他仍然站在坡上望着。我这位舅父，从不占别人分文便宜的，是一个极端忠厚的人。
回家已过午，三弟准备好了开荒的锄头，兄弟俩边开荒边谈家境。他说，哥在湖区挑堤的那几年，家里真难过，全靠祖母讨米过活。
我在家劳动生产四个月，和弟弟及个别邻友也谈了一些打富济贫、耕者有其田、俄国共产、中国有了共产党、长沙立起了劳工组合、女人要放脚等。
端阳节前，驻在湘潭的六团军需正胡子茂（民国五年，我入伍时的老连长）来信说，袁团长知道我回了家，他要办工厂，要我替他雇请几名织毛巾袜子、织布缝衣等的技工来厂当师傅。我也想去长沙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到长沙未找到劳工组合门径，遂到湘潭替他找了几名技工，到胡子茂处交代清楚。胡说：“团长有意要你帮他办工厂。”我说：“个内行，还是回家种地。”我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
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22〕
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或七月初，黄公略、李灿等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告我六团团长袁植，团附周磐亦要公略转达此意。黄、李替我办理一切入校手续，并照我在郭家所说替我改名为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在团部安置一少尉（排长）候差，以解决日常费用（后改为原一连中尉），以薪金三分之一给连上其他两排长。讲武堂定于八月考试人学。当时我还有些犹豫，因文化低，不一定能考取，在家种地觉得也好，大概一星期没有回黄、李的信。张荣生以请假回家为名来我家，说：“救贫会员和连上兄弟都希望你去讲武堂学习，以后好回连上来。要实行灭财主和洋人，还是要搞军队，李灿和其他救贫会员都是这样看的。他们推我前来，催你前往。”我说：“好吧。去试试，考不取再回家中来种地。”张荣生听了很高兴，天明就回家去了（离我家十余里）。
八月去长沙考试很顺利，考取后即可入校住宿。每月伙食费五元，八人一席，五菜一汤吃得很好，不要其他任何开支。八九月之际搬进学校，比其他学员到得早些。现在，审委（注：即专案组。）追问我几件事：
（一）讲武堂开学是十一月，你八、九、十、十一月共四个月做什么去了？答：我的文化很低，要能听懂军事课程中的地形、筑城、兵器等，需要有初中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我八月初住进学校，开始自习文化做准备。入校后即没有外出住宿过，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初毕业出校时为止。
（二）入校前经过湘潭六团团部去见过袁团长吗？答：我到团部军需正胡子茂处，准备去看看团长袁植。胡说：不必去，团长有事，以后再去见。听说袁讨了小老婆，我最不喜欢听到别人讨小老婆和吸鸦片烟，我就没有去了。到长沙讲武堂时，某星期天袁来电话，我去他在长沙的公馆一次。
（三）袁团长为什么那样关心你？答：不知道。推测有这样的情形：一九一八年春二三月，在衡阳渡过湘江时，我奉命为后卫。全军退过右岸时，袁（营长）还在该地，他问我都过江了吗？我说，我是走最后的。话刚完，发现敌一部已经迂回到我和袁站处侧后千米。我说：赶快沿河走，我在这里掩护（约一班多人）。待他脱离危险，我才撤退的，敌也未猛追。会合时，他说，今天好危险，几乎做了俘虏，没有注意侧后。再在向张敬尧部进攻时，在宝庆战斗中，因选择攻击点不适当，钻入敌人火力集中点，我率一个排（连长周磐）向另一点进行佯攻，转移敌人火力，袁植负轻伤得救，这两次他可能有感激之心。此外，驻烷溪圩时，他兼语文教官，我有两次作文，听公略说袁是满意的，打了百分，而且送给刘●（团长）看了。一篇题《爱惜光阴》。内容现记得有：“大禹圣人爱惜寸阴，陶侃贤人尤惜分阴，况吾辈军人乎！欲为国负重任者也，岂不勉哉……”等，不满三百字。一篇题《论立志》。内容大意：“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何所底乎？……”亦不满三百字。当时，不懂标点符号，也不懂作文格式，什么叫论，什么叫说，到现在也还不懂。袁当时有一点爱国心，我也流露过，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叫做气味相投吧！此外，他也是为了培养私人工具。以上是我的推测。
进讲武堂后，我编在第一教授班，黄公略到校比我晚些，编在第四教授班。相距不远，每天都见到面。
讲武堂学员是少尉到少校现役军官（即营连排长），有一些人考取后，因为有钱，住在旅馆里玩，到十月才进校。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后改为先开课后开学，大概是十一月才正式开学的。课程有：四大教程即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小教程即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外加军制学和马术，还有山野炮战术和实习。这些东西，实在无味，但考试严格，不用功还不行。还有什么精神讲话，也讲些时事，讲国耻，这里面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学习原定半年，后因教材量过大——是按保定军官学校三年制教材编写的，故一再延长到近一年。可能是次年八月间毕业的。
湘军的矛盾和救贫会的活动
毕业后，我即回六团一连任连长。
十月左右，二师师长鲁涤平在姜畲（湘潭和湘乡之间）召集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反对赵恒惕，准备去广东投靠孙中山。团长袁植态度暧昧，会后回团部（离姜畲五里）途中，被鲁涤平伏兵杀死。
一马弁逃脱，回到湘潭报信。周磐立即电告我情况，并商对策。我说，现湘潭只驻一营兵并团直属队不过千人，须立即出发，到市西郊十里外靠山集合，以防万一。周同意。
不到两小时集合完毕，议了一会儿无办法，推我去姜畲师部了解情况。我说，团附应向全体官兵讲清情况，并征求我去当代表是否适当。周照办了。我立即约王绍南、张荣生、席洪全等人集会，说，如我明午回不来，就有可能被扣押，如遇到别军来进攻时，决不能缴械投降，可采取自由行动，实行打富济贫的主张，散发财物，救济穷人。愿跟随者越多越好，不愿来者绝不要勉强。这一计划可在会员中分别秘密传达，在士兵中秘密流传，军官中一句不谈。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张荣生说，你去危险不大，尽可能早回。周磐说，为争取时间，在团部骑匹马去。我说好。
不到两小时，即到姜畲，正在替袁植开追悼会，鲁涤平亲笔写了讥辱式的挽联：“生为我官、死为我殡、同僚十载、英雄流热血；……”（下联记不起了）欲盖弥彰，谁不知袁植是他派人杀了的。鲁涤平接见了我，说什么袁君不幸，是全军的损失等。我说明来意：因当时不明情况，部队已离湘潭，请示办法。鲁说，立即出发，经衡山、永州入桂转粤。
我拂晓回到团部集合地，他们在集体露营。我说明情况：师直属队很恐慌，即将南开。此地危险不大，但我们不宜久留，应开湘乡、永丰靠近二、三营。团军需正胡子茂说：“现在关系已断，无处领款，怎办？”他们正在为难之际，我说：“向湘潭商会借三万元，榷运（官盐局）做抵，以后向省财政厅转账。”胡说：“袁团长办的小工厂约值千元，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一部分是公款，怎办？”周说：“由你去处理吧。”袁有寓兵于工思想，过去谈过，我赞成。办小工厂是试验的。袁家不富，靠母亲纺织生活、念书、考保定。在当时有爱国思想，且有一定才能。
袁死后不久，军需正胡子茂辞职回家仍做茶叶生意；周磐代理团长，不久以后任正式团长。周磐家也不富，其父亲是篾工，在当时也有些爱国思想，但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袁、周对我都有一定信任，也可能是利用。
其后，大概是十一月，部队开驻湘乡之永丰、杨家滩地区，我率一连驻湘乡毂水（现在的涟源县）。第一营扩编为第一、二两营（我任第一连连长），收得谢国光某部，即杨超凡部，改编为六团三营。当时第一营营长是刘道经，北方人，保定二期生，旅长唐希汴。
鲁涤平率二师主力和谢国光、吴剑学两个独立旅入粤后，湘西刘叙彝部（约万人）乘机扩大地盘，占辰溪、洪江、新化、溆浦一带，独霸贵州省鸦片出口过境税，引起贺耀祖、宋鹤庚等不满，发生驱刘战争（实际是争夺鸦片过境税）。自一九二四年二月左右至三月底、四月初结束。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刘营长请假归家省亲，我代理营长。六团由洪江经宝庆（邵阳）、湘乡回驻湘潭。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开到长沙靖港待命。后经衡阳、永州、全州向桂林迫近，解陆荣廷及其所部（他部下沈鸿英部叛变）之围。陆在当时是拥护孙中山的，在湖南屡受北洋军阀压迫时，陆是支援湖南的。
大概七月，正值盛暑，刘道经营长回营了，不久，又因事请假回家，我再代理营长。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回驻湘阴、长沙线休整。
一九二五年一二月间，六团开赴湘西北之慈利一带，协助贺耀祖〔23〕师等收复澧县、石门、慈利。
四月，开桃源之漆家河一带，防贵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约六七月间开安乡，一营驻县城，后驻武圣宫、嘛嚎口一带休整。
一九二五年，湘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剧烈，但在反苏、反共、防赤化上，他们是共同的。我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本营，进一步巩固第一连，谨慎地开展二、三、四连工作。希望在一九二五年每连能够做到有三五个救贫会会员，并注意在士兵中讨论时事。会员提议我多做些军官工作，对团也要多加联系，工作要突出而不要孤立；各连士兵工作由他们去多做些，上下配合，收效可能大些。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好。
在讨论时事资料中，介绍并讲解以下一些内容：苏俄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现在又帮助广东孙中山；列强在大战中，日本代替德国在华利益；巴黎和会对中国无益而有害；欧美商品和日货充满市场，这就是经济侵略；在政治文化上也在加紧侵略，企图瓜分中国。有些人不说这些帝国主义坏，反说苏俄坏，这就是颠倒是非；还有些人说共产党这不好那不好，事实，共产党才出生三四年，它没有割地赔款，也没有与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出卖中国民众的任何利益，它一出生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净是做的好事，反而说它不好，这有什么道理。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不去骂这些卖国贼，卖国政府，反而去骂共产党，这究竟有什么道理？一个人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如不加思考，随声附和，就可能站在卖国贼方面去了。还有人说，“赤化就是不好。”赤化就是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讨小老婆，实行男女平等，反对吸鸦片烟，这些到底有哪些不好呢？我们说，应当大赤化一下，化掉这些腐朽的东西，很有好处。
这些简单道理（在那时像我这样落后的人，也只能提些具体事实做教材），经过反复讨论后，在一营中，那些反动谬论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听不到了。可见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旧式军队中是迫切需要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广东北伐军〔24〕开始入湘境时，刘道经请假未归，后辞职了，我即任第一营营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当团长（正式去团部就职是农历年关前），经过两次代理和正式任营长，为时在两年半；不算代理，只有一年半。
几次回家情况
审委多次询问回家次数，和问了我家的瓦房情况。
我当兵后，回家共四次。前三次在上面历史叙述中已写过。第四次是因为一九二五年春父死时，我不在家，约三四月间，黄公略大病，在长沙就医，后转天花，不仅脸麻，且满身脓疮，我去长沙看他，见他病势极危，帮他另请大夫医治，我就便第四次回家。
当年家乡旱灾异常严重，地主囤粮居奇，贫者求籴无门，邻友饥饿情况甚惨。我强迫地主高价卖出十来担谷，费近百元，无偿分给我乡（现在的乌石大队）贫民户。地主陈满钻子背后大肆侮辱：“穷崽子，自己一个田角也没有，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灭地主、平地产之心更切。
带回六百数十元（内有周磐送的丧礼二百元），除给公略医病和买谷救济贫穷乡亲，所余四百元交给了弟弟。
一九二七年秋冬，我团经委会瞒着我，给我二弟四百元，连前款，他们即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