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正义感，对军阀战争甚愤恨；对社会上的狗官、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他都不满意。后弃职回家仍做皮匠。这个人倒有点穷骨气，也有一点文才，赞成组织团体灭财主，实行平产。想到此人许多优点，越想脚就越有力，也走得越快。
东方刚白，到了湘潭城南八总大先桥河边，叫开他的门，郭惊问：“出了什么事呀！夜晚跑来一定有事。”即闩门到楼上一间小黑房里。我将经过告诉了他和他父亲郭三老倌，郭告其父，不要使外人知道。问我：“在哪里吃饭的？”我说：“昨早在潞口畲连部吃早饭的。”郭吐舌说：“近二百里了。”三老倌说：“还有一点凉饭，先吃一点，睡醒后再吃早饭。”郭得云拿着渔网说：“你睡觉，我去湘江打鱼。运气好打条鱼做早饭菜。”我就在楼上小房里稻草上睡着了。醒时，红日当空，已八九时了，三老倌端着饭和洗脸水，郭得云拿着一大碗鱼上楼来了。饭后郭问：“谁会到这来找你呢？”我说：“他们知道我跑脱了，张荣生和李灿过两天可能来，别人不知道这里。”郭对他父亲说：“张是个小个，做裁缝出身的，李是高个，学生出身。他俩来即告彭在此，其他任何人来问，答不知道。”三老倌点头，说：“我认识他俩，来过一次。”
郭问我：“你想去哪里？”我答：“想去广东。”郭说：“人生地不熟，不如就在湖南。时局会变的。”我说：“现在身无半文，吃饭也成问题。”郭说：“我去军政机关打听，看有什么消息，也许下午才能回来，你们先吃午饭不要等我。”我把秋大衣交给他，请他带去典当，买几升米回来。郭说：“不急，暂时可维持。今年有手艺做，每天可得三四升米钱。今年还特别，江里鱼也上滩，早晚可搞一两斤，能买两三升米。不过，你如去广东，路费就没有办法想。”他问：“现在你当连长，总可寄点钱回家吧！”我说：“是代连长。给祖母、父亲每月各寄二元，弟弟也大了，让他自立，他们艰苦些，将来好杀财主。”郭笑：“我也艰苦了大半辈子，还未杀到一个财主。”他问：“救贫会情形怎样？”我说：“发展了几个。”我问：“你发展得怎样？”他说：“有一个对象还未正式谈，只同他讲了要救穷人，没有团体不行。过几天，你可去他家住。在乡下比较安静，同他谈谈看。”他问我，同救贫会的人通信吗？他有办法替我送去。郭下午四时许回来说，驻军、县署都没有我的消息。一连三天都是如此。
一天晚上，郭对我说，今晚搬到乡间去住。大概十时左右，我随郭到城外一个菜园内。有两间茅房，是他的外甥李桂生（有十六七岁）家。李母眼睛瞎了，人很和气，也清洁，一看就知道是郭得云的姊妹。第二天，郭送来《水浒》、《三国演义》、《资治通鉴》、报纸等，并说以后每天报纸由他送来，或桂生上街卖菜时带回来。
第四天，李灿从长沙搭早班轮来了。他一进门就说，知道你在这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杀恶霸事，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第二师司令部（李灿是该司令部文书）只批存案，根本未转。”我们商谈了行止，我说：“我回家种田去。”他说：“暂时不宜回家，还是谨慎点的好。”我说：“不然就去广东。”他说：“找谁呢？”我说：“找鲁广厚。”他说：“回师部我即可写信，将你的情况告鲁，如他能设法找工作，要他回信。”李灿要我到他家去住，宜章离韶关近，与鲁也易联络。李告我，周磐给你寄来二十元。他自身也带来十余元，这样，路费就勉强够用了。
李灿搭午班轮回长沙，走时说，过几天约张荣生、黄公略同来再商量，但先要和鲁广厚联系。
又过了十来天，郭得云带引李灿、张荣生和黄公略来到我处。李桂生在街上买了猪肉、鱼和一瓶米酒，准备午饭。郭、李、黄、张、我五人谈到救贫会章程，将平日交谈成熟的意见归纳为四条：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讨论这几条基本内容时，是很热烈的。特别是当李灿提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时，爱国情绪很高的黄石（公略），高兴得跳起来，说：“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推举郭得云对这四条原则加以研究，拟成条文。大家决定，这就是救贫会章程。准备在另一次救贫会全体会员会议上正式通过，作为正式会章。并决定根据这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在救贫会员中秘密地作解说，讨论和征求意见。由张荣生回队传达。
现在看来，这几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但也是不完全的。救贫会是属于在共产党影响下，军队中士兵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时，只有李灿、张荣生、王绍南、席洪全、祝昌松、魏本荣和我七人。黄公略是这次加入的。这次开会的成员，两个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两个是手工业工人，一个是贫农，都没有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讨论后，李桂生买回了鱼、肉、酒，他母子和我们共七人，大吃了一餐分别饭。午饭后，黄、李、张搭轮回长沙去了。这时大约是十二月下旬。
这时我已满二十三岁，青年已过，进入成年了。
去广东找朋友
鲁广厚是我在民国七年——八年时所交往的那批知识分子朋友之一。他是鲁涤平的本家，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冬进韶关讲武堂，民国九年春（一九二○年）毕业回湘当排长。在岳阳练兵时和我同连，常以不得志自居，有些狂士味，月薪不够用。李灿妻兄肖文铎是鲁涤平的参谋长。鲁广厚常有信致肖和鲁，同李灿亦有来往。李灿是宜章县人，小地主家庭（四五十亩田），要我去他家住，离韶关亦近。李灿要鲁广厚回信至宜章东门外泰昌合粮行。我们商妥，但不告诉郭得云，因他家贫好义，实在不想再烦扰他了。我也写了信给鲁广厚，告以自己处境和到粤意图。
在李灿、黄公略、张荣生走后，我在李桂生家又住了约一星期，缝制了单衣服等。过数天，搬到我姑母家。搭小火轮至衡阳，徒步经郴州到宜章，住东门外李灿家叔开设的泰昌合粮行。时值腊月三十日，李灿已有信给粮行为我做了准备。
正月初一，在粮行住了一天，初二日我随驮盐的马班去韶关。当天到乐昌，第二天到韶关，第三天到花县。鲁住东门外，鲁对我谈到他的生活近况和他所组织的军队，说，许司令（可能是许崇智〔19〕）成立独立营暂托他管，将来可能要扩大。这是许司令为孙总裁准备的，命他暂兼营长。现在一、二、三连准备已全，第四连还在搭架子，人枪还只一半，请我任四连连长职。鲁广交游，善辞令，每日来宾约会，晨夕不绝，开支亦大，营长月薪不过百二三十元，决难如此应酬。
在花县住到元宵节。花县元宵节很热闹，那里的妇女不裹脚，耕田种地，砍柴挑粪，推车抬轿，多是女人，很少男人做这些重活。勤务兵说，湖南这些活是男人干，广东相反。在这里，对女人放脚是解放妇女参加劳动的关键，增加了认识。
旧历正月二十号左右，到增城东南约二十里之乡村——独立营营部驻地，第四连是零碎收编来的，人约四十，旧枪三十支，准备买新枪换装。这里离惠州有两天行程，副营长罗××说，陈炯明〔20〕部态度还好，前面十余里就有他的部队，日常来往无甚隔阂。营、连军官不少是鲁营长的同学、同事、同乡。
到职约半月，某日拂晓，遭陈炯明某部突然袭击，一部被缴械，一部逃散，损失大半。在增城集合残部后，鲁广厚赶到，说，这次损失是他的大意，过于相信朋友和同学关系，他们大鱼吃小鱼，毫不讲信义。我说：“我这个朋友也没有帮好忙。”鲁说，这完全不能怪你，四连刚成立，新兵枪支破旧。副营长插话说，还剩了二十余人枪。他连自己换洗衣服都没有了，其余行李全丢。鲁说：“等两天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过了两三天，他约我同去惠州。说：一、二连武器是买来的新枪。叫他们把枪退还给我！到惠州，见到他妻子，穿戴甚讲究，像个贵夫人，住在朋友家，佣人不少，大概是个什么团、旅长公馆。来访者多系中级军官，称哥道弟，满口江湖话。看来，鲁和这些人似是哥老会。他开支甚大，这些钱从何而来，是否同商团〔21〕或外人有勾结？不明底细，我最好敬而远之。
数日后和鲁回广州，鲁营准备缩编为连，副营长改任连长。我决心离去，但又无别处可投，决定回家种田，在家乡去做些农民工作。我向鲁正式提出辞职返湘归田，鲁说：“不必急，等些时，还是可以想办法的。湘境很严，路上也不好走。”我说：“决心回湘不再麻烦你了。”他说：“如果一定要走，又怎样走法？经韶关入湘，检查甚严。”我说：“检查倒不要紧，不过我想搭轮经上海、汉口回湘，可以见见世面。”我坚决表示回湘，鲁也不再留。鲁对副官说，买英轮船票直达上海转汉口，不受检查，免得麻烦。另送二百毫（二十元）路费。我说：“谢谢你。”鲁说：“不要谢，就算是你这月薪金。”
大概是旧历二月下旬（公历记不起），从广州起程，途中遭大风，在厦门停泊三天。在上海因无钱未停留，只好在码头上走了一会儿。买了票转轮到汉口，渡长江刚赶上徐家棚煤车。煤车平日不搭客，我又没钱买票，听列车员口音是同乡，就向他说明自己的困难情况，请他帮忙，尽我所有给了一点茶钱。他和车站打了招呼，说是他的朋友去长沙，这样，我就搭上煤车。他要我爬到中间一节敞厢，沿途无人过问。
到了长沙，到湘雅医院找姑母，她在那里做女工。向她借了五元钱，花了一元多钱买了一身单衣，洗了身上的煤泥。
翌日搭轮到湘潭郭得云家，才知道他已于半月前害病死去了！听他父亲三老倌和李桂生先后谈病情，是害伤寒病，病中发高烧神志不清。年近八十、忠厚待人的三老倌，忧愁满面，身体已大不如前，奄奄一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孙子（即后来成为叛徒的郭炳生）已弃读学皮匠去了。孤苦饥迫，难以为生。我除安慰外，问他郭得云有无遗言。三老倌说：“救贫会章程未写他就病了，他自知将死，说把小孩托彭照管，外无他言。”
这时，得知袁植、周磐率第六团团部和第一营驻湘潭城，离郭家不远。写信给王绍南、张荣生，他们不久即来。我谈了去粤的情况，说明自己决心回家种田，在本乡做些农民工作。张说：“也可就近照顾救贫会工作。”他们谈到欧高参因贪污被撤职查办。黄公略仍在二营八连当排长，驻湘乡，离我老家仅三十里。第三营驻衡山，第一营及直属队驻本县城，李灿仍在二师师部。
张说：“你去年十月、十一月份的薪金，除预支外还有三十元，已发到连，司务长魏世雄在问怎样处理，我去拿来给你吧！”我说：“好！替三老倌买一担米和一月油盐煤，寄五元钱给长沙湘雅医院姑母，还清昨天的借款。”王绍南说：“再买两斤肉来，我们三人和郭老倌及他的小孙子一块吃晚饭。”还剩十多元钱，我就带回家了。还谈了救贫会情况，他们都同意第一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希望写成正式章程，更具体些。他们希望我回部队。张说：“看看袁植、周磐对你的态度究竟怎样再说。”他们都驻在湘潭，因此表示以后郭老倌的生活由他们照管，要我不必管了。我说那好吧！第二天即回家种田去了。
当兵六年的感想
上述这段时间是人类历史极度动荡和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三年，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改良主义失败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人民组织义和团进行抵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称帝；列强瓜分小国，继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各派军阀割帅据称雄，连年不断地进行军阀战争，一夕数惊，不可终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迅速破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据，投军阀部队当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诞生，为人民带来了希进；帝国主义大战导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鼓舞了一切被压迫人民，这一切无不是压迫与反抗，进步与倒退的阶级斗争，而进步总足战胜倒退，战胜反动。
我从出生到一九二一年已满二十三周岁，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到当兵，体会了工农兵一些实际生活，建立了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入伍当兵后，接受了辛亥革命前辈军人的一些传说。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蓬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可是他们的腐朽反动，阻碍不了历史向前发展，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后人超前人，继续不已地前进着。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公，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黄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军三军军长和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一九二一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
我出生于人类历史飞跃的时代，而落后于这个伟大时代。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懂得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不懂得革命是组织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我在当兵时是一种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杀欧盛钦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救贫会章程的四条原则，是当兵六年的思想总结，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也是非常惭愧的，对灭财主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是模糊的。我在当时还不懂得地租、高利贷和资本剥削在性质上的相同和区别。至于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一九○五年在檀香山同盟会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后又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条原则对灭洋人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混乱的。灭洋人含有排外思想，和一九○○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类似。“发展实业，救济贫民”这个口号，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提出过，当时（一九一八年）营长袁植就有“寓兵于工”的思想。四条中没有提到拥护孙中山总统临时约法，没有提出反对军阀割据，实行民权主义，统一中国。这些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只有实行民主，统一中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