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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肉蒲团》有评语李渔在第二回评语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贬低了《金瓶梅》，他说：“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便俱自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绵远，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水浒》而外，①崇祯本插图王孝慈本，北大藏本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一、四十四、八十二各回署刻工洪国良。②从评语内容、语气看为作者自评。第二十回评语谓“知我者其惟《肉蒲团》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团》乎？”是属夫子自道。
未见其俦。有谓与《金瓶》伯仲者，无乃淮阴、绛灌乎。”意即谓《肉蒲团》羞与《金瓶》等列今天看，李渔没有能发展继承《金瓶梅》的积极方面。《肉蒲团》写未央生的艳情活动，游离在社会生活矛盾、人情世态之外，其思想与艺术价值远不及《金瓶梅》。3由《水浒》到《金瓶梅》，从禁欲走向纵欲，而李渔的《肉蒲团》则从纵欲走向禁欲，让未央生最后醒悟，割掉阳物，出家做了和尚。两位作家在同一个怪圈里循环徘徊。他们都有地为天用、采阴补阳的男性中心思想。到了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才升华一步，提高一格，对《金瓶梅》开拓的审美领域、展示的人体生命文化加以完善、发展。《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世情小说的两座高峰，而《肉蒲团》不过是两座峰巅之间的小丘。但是，《金瓶梅》、《肉蒲团》都是下里巴人。李渔自谓“巴人下里是其本色”李渔在小说戏曲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很遗憾，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总结、评价《金瓶梅》的理论遗产。对李渔称“奇”的《金瓶梅》的奇特之处给予科学地分析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新时代学人的肩上。①淮阴、绛灌：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两人皆佐汉高祖刘邦，累立军功，为一时名将。《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李渔在自己作品中多次引用此典故。《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予知此言为绛灌而发，以同堂共学者之非其伦也。”《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鸡》：“鸡亦有功之物，而不讳其死者，以功较牛犬为稍杀……然较鹅鸭二物，则淮阴羞伍绛、灌矣。”《笠翁文集卷一·蟹赋）：“及食所谓居蟹右者，悉淮阴之绛灌，求为侪伍而不屑者也。”②见《复尤展成先后五札》之五。
第五讲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作者之谜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此书作者富于开拓精神，具有敏锐的观察感受能力，是曹雪芹之前的一位伟大的小说艺术革新家。此书指斥时事，暴露明代后期的黑暗现实，刻画较为复杂的人物性格，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被称为四大奇书之最。作者化名兰陵笑笑生，隐去真实姓名。作者到底是谁，三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这里介绍诸说，以供参考。1。王世贞说与王世贞门人说。在《金瓶梅》传抄阶段，屠本畯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觞政》跋语）谢肇淛云：“唯弇州家藏者为完好。”（《金瓶梅跋》）似乎暗示《金瓶梅》抄本或稿本与王世贞有密切关系。之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述《金瓶梅》一书时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清康熙初年，宋起凤在《稗说》卷三直接提出《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二十二年后，谢颐《第一奇书序》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魏子云《论〈金瓶梅〉这部书——导读》云，“确切指出作者为王世贞（凤洲）”，“当为谢颐序”，这一看法是不确切的，早于谢颐的宋起凤已明确指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朱星仍持王世贞说。（见《金瓶梅考证》）2。李开先说。前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著《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脚注中最先提出。吴晓铃《大陆外的〈金瓶梅〉热》中说：“我个人认为是李开先（1501—1568），见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册三、章七、节三。”1980年，徐朔方有论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1984年发表《〈金瓶梅〉成书新探》把写定者是李开先，修正为“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日本学者日下翠赞同李开先说。（见《〈金瓶梅〉作者考》）
3。卢楠说。满文译本《金瓶梅序》提出“卢楠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这一记载，不知是据文献或据传闻，译序者未加说明。王汝梅在《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中考察了卢楠的生平著述，卢楠与王世贞、李开先的关系，认为卢楠堪称为李开先的崇信者，王世贞家藏完好的本子，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与下，在民间流传的素材基础上创作加工而成书。4。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旂（1550前后）之说。明末宫伟镠在《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金瓶梅条”云：“《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应旂）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南星）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据道光抄本）5。贾三近（1534—1592）说。张远芬在《金瓶梅作者新证》中提出兰陵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贾三近之说。又有论者举出理由论证贾三近不可能是《金瓶梅》作者。6。屠隆说。黄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主张作者为屠隆。魏子云从《金瓶梅》成书“两阶段”说角度，认为屠隆可能是袁中郎所见抄本《金瓶梅》作者，而不是《金瓶梅词话》作者。7。汤显祖说。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提出。8。李卓吾说。《真本金瓶梅》有王昙《金瓶梅考证》云：“或云李卓吾所作。”魏子云说：“我怀疑，李卓吾也许是《金瓶梅》初稿撰述人吧？”（《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9。沈德符说。魏子云提出“《金瓶梅》的前半部稿本，也可能是沈德符的父亲所作”，又云：《金瓶梅词话》乃集体创作，“参与改写的作者，看来仍以沈德符为首脑人物”。10。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在英文节译本《金瓶梅》导言中提出徐渭为作者的候选人。朱星指出将作者断为徐渭的错误，是由于不了解《万历野获编》中所云“徐文贞”乃是徐阶的谥号而造成。此外还有袁宏道兄弟、陶望龄、冯惟敏、冯梦龙、丁惟宁、李先芳、谢榛、田艺衡、贾梦龙、书会才人等说。从现有探讨作者之谜的论文看，有几点渐趋一致或为多数学者主张：
作家个人创作，或一人创作为主另有友人参助（另有世代积累说或集体创作说）；
作者生活在鲁南苏北方言区或熟悉此地方言；
创作时期在嘉靖万历间；
作者是大手笔；
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最近有友人书信云：“我对《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持乐观态度”。经过学术界同仁们从各个不同方面研究考证，会进一步促进对此书创作主体的认识，作者的真姓名真面貌将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满文译本（1）
《金瓶梅序》和作者卢柟说
在明末清初，《金瓶梅》几种版本的七篇序跋中，满文本《金瓶梅序》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它提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看法：1、《金瓶梅》是四大奇书的佼佼者，写普通的人物，写丑恶的生活，起惩戒的作用。2、《金瓶梅》作者卢柟说。此序文为《金瓶梅》研究史、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一篇珍贵满文文献。（一）《金瓶梅》满文本译刻年代与译者《金瓶梅》满文译本，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序刻，四十卷一百回。卷首译序署：康熙四十七年五月榖旦序，不署序作者姓名。满文本无插图，序与正文每页均为九行，竖刻，从左至右读，满文本甚罕见，已知国内现存完整的四十卷本两部，残本三部。精抄本一部。残存五回：第十七卷第四十八回“弄私情戏赠一枝桃，走捷径探归七件事”，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梵僧现身施药”；第二十卷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两番庆寿旦，苗员外一语送歌童”，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仿（傲）妻儿”，第五十七回“缘薄募千斤喜舍，雕栏戏一笑回嗔”（抄本为译稿本或据刻本传抄，待考）。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金瓶梅》满文本，四十卷，八十册，内补写十三册（见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年10月1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也藏
满文本《金瓶梅》译序
有满文《金瓶梅》。清代前期，从康熙到乾隆，在注重保存满族语言、习俗的同时，很注意吸取先进文化、文学。很多满族文人以开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成为精通满汉语文的臣僚，注意翻译汉文书籍。小说的翻译有顺治七年刊刻《三国演义》满汉合璧本，满文译者为达海、范文程等（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水浒传》、《西游记》也刊刻了满文译本（陈汝衡《说苑珍闻》引《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下“清文书目”）。不言而喻，流传很广，为许多文人重视、模仿的《金瓶梅》，必然要引起满族文臣的重视与兴趣。清宗室昭《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载：“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解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据此，《金瓶梅》满文本译者为和素。和素，字存斋，满洲镶黄旗人，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五载：“《琴谱合璧》十八卷，和素撰，取明杨抡《太古遗音》，译以国书，使明人旧籍转赖此帙以永传，是亦操缦家待创之制，为古所未有者矣。”《金瓶梅》满文本译者又有徐元梦说（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引《批本随园诗话》）。徐元梦，字善长，一字蝶园，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累官礼部侍郎、太子少保。中年后精研学理，历事三朝，在官六十余年，以直言下狱者再。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进士（见钱仪《碑集传》卷二十二）。到《金瓶梅》满文本序刻的康熙四十七年，徐元梦已是垂暮之年，恐无力译此巨著。其精研理学的兴趣，与译序《金瓶梅》的作为、赞赏《金瓶梅》的观点也不符合。《金瓶梅》满文译本序刻，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大壮举，是清代前期，满族统治者重视汲取汉族文化，确认通俗小说的价值，实行汲取先进文化政策的结果，而决不是满汉文人和素的“游戏”之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对下层禁“淫词小说”的圣训；在上层翻译刊刻《金瓶梅》这样一项重要文化工作，不可能不得到官方的批准与支持。钝宧《小三吾亭随笔》云：“往年于厂肆见有《金瓶梅》，全用满文，惟人名则旁注汉字。后为日本人以四十金购去。贾人谓是内府刻本。……此或当时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国粹学报》第七年第七十五期，1911年）钝宧“游戏”之见，不足取，所记日人购去的满文本，不知是否为泽田瑞穗氏《要览》著录之天理图书馆藏本？（二）和素的《金瓶梅》评论明末清初，有十几种批评文字，对《金瓶梅》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肯定评价。较早的东吴弄珠客序（1617）、谢肇淛《金瓶梅跋》。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传叙》（楚黄张无咎述，约1620年），则更把四部长篇进行比较研究，把《金瓶梅》与《水浒》视为一类，而《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清初，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推《水浒》、《西游》、《金瓶梅》为三大奇书，并称《金瓶梅》为“言情之书”。李渔《三国志演义序》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把《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并举为四大奇书。这一观点，为清初文人所接受。宋起凤《稗说》把《金瓶梅》推为“晚代第一种文字”。这种观点发展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则直接把《金瓶梅》定名为《第一奇书》，肯定《金瓶梅》的写实成就，给这部巨著以更高的历史地位。和素在张评本刊刻十二年后，以张竹坡评本为底本，删去评语，译成满文。他在满文《金瓶梅序》中，继承、吸收了前辈文人对《金瓶梅》的批评成果，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并认为《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妓女、优人、和尚、道士、姑子、拉麻、命相士等，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奇书中之佼佼者。他把前人“另辟幽蹊”的评论具体化了。古代小说批评到明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贽提出童心说，为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同时他又提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说（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清初金圣叹又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他们都是把小说提到和正宗文学《史记》、杜诗同等地位。冯梦龙、张竹坡、和素则更进了一步，以独立的小说观念看待小说。冯梦龙《古今小说序》把小说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确立了独立的小说史观念。他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发展到《三国志演义》、《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张竹坡与和素就是继承冯梦龙的小说史观与四大奇书之说，把《金瓶梅》提高到小说史的最高地位的。和素在翻译《金瓶梅》的同时，研阅了不少汉文古代小说，他对古代小说在内容上给了概括说明：“扬善惩恶，以结祸福；或娱心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褒正疾邪，以断忠奸。虽属稗官，然无不备善。”关于《金瓶梅》，他提出的“凡一百回为一百戒”的观点，是研阅全书后得出的。
满文译本（2）
（三）《金瓶梅》作者卢柟说《金瓶梅》在明末清初，得到众多作家文人的赞赏。在明末，已知约有三十多位文士与此书传抄、写定、评点、刊刻、题序、批评等直接或间接有关。在清初约有十几位文士与此书评点、翻译、刊刻、评论有关。他们肯定此书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突出的艺术成就之外，探讨最热烈的是作者为谁这个问题。关于此书的作者，至今已有十几种说法（李贽、王世贞、李开先、卢柟、汤显祖、薛应旗、赵南星、冯惟敏、冯梦龙、沈德符、屠隆、贾三近等）。和素的满文《金瓶梅》提出的是作者卢柟说。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柟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和素是据传闻，还是有文献依据，不得而知。卢柟，字少楩，一字次楩，又字子木，大名濬县人，太学生，有《蠛蠓集》，明末广五子之一。生卒年不详。据王世贞《卢柟传》、卢柟《蠛蠓集自序》、张佳胤《刻卢山人集序》，得知他嘉靖庚子年（1540）系狱，先于王世贞而卒，生活于嘉靖年间。卢柟得到谢榛（临清人）帮助，得以平反冤狱。与王世贞多有交往。《四部稿》中有诗《魏郡卢柟》、《寄卢次楩》、《卢山人少楩》；有文《卢次楩集序》、《卢柟传》；有书牍《寄卢次楩》二首。《魏郡卢柟》诗云：“卢生富结撰，扬马有遗则。及乎为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