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得到了同意。随后，他找到停泊在港口的美国军舰借炸药，但遭到拒绝，最后从打捞沉船的工程队（两年前因飓风沉没在海湾里的两艘军舰被美国赠送给了萨摩亚政府，工程队就是为这项打捞作业而来的）那里把炸药搞到了手。
这件事泄漏到了外界，最近两三个礼拜流言四起。眼看有可能发生更大骚动，害怕起来的政府前几天突然把犯人装上帆船，转移到特克拉乌斯岛去了。把老老实实服刑的人给炸死当然是荒谬绝伦，而把监禁擅自改成流放也真够岂有此理的。这种卑劣、胆怯和无耻，就是所谓文明在君临野蛮时的典型面目。如果让土人以为白人都赞成这么做，可就糟糕了。
关于这件事的质询书，当时就寄给了政务长官，但至今没有答复。
十月×日
政务长官的回信总算来了。孩子般的傲慢，狡猾的搪塞。不得要领。马上寄去再质询书。这种纠纷我是最讨厌的，可是我无法沉默地看着土人被炸药送上天。
岛民还算平静。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我不知道。白人的不受欢迎随着时间在加深。连我们那位温和的亨利·西梅内今天也说：“海边（阿皮亚）的白人真讨厌，故意趾高气扬的。”听说有一个耍威风的白人醉汉对亨利挥舞着山刀，恐吓说：“把你小子的头砍下来。”这就是文明人干的事吗？萨摩亚人总的来说很有礼、（即使有时不够高雅但）温和，（不算盗窃的习惯）他们具有自己的荣誉观，并且，至少比炸药长官要更开化些。
在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连载的《触礁船打捞工人》第二十三章完稿。
十一月××日
东奔西走，完全成了政治人物。是喜剧吗？秘密集会、秘信、暗夜急行。夜里穿过这个岛的森林时，银白色的磷光星星点点铺满地面，十分美丽。听说那是一种菌类发的光。
给政务长官的质询书上，有一个人拒绝签名。跑到他家里去说服，成功。我的神经竟也变得如此迟钝、顽强了！
昨天拜访了拉乌佩帕国王。低矮、凄凉的房子。即使在乡下的寒村，像这样的房子也有的是。就在对面，即将竣工的政务长官的官邸高高耸立。国王每天不得不仰望着这座建筑生活。他出于对白人官吏的顾虑，似乎不太愿意和我们见面。贫瘠的交谈。但是，这位老人的萨摩亚语的发音——尤其是重元音的发音非常优美。非常。
十一月××日
《触礁船打捞工人》终于竣稿。《萨摩亚史脚注》还在继续。书写现代史的困难。尤其是，当出场人物都是自己的相识时，困难倍增。
前两天对拉乌佩帕国王的访问，果然引起了大骚动。贴出了新布告，任何人没有领事的许可以及政府认可的翻译在场，不得会见国王。神圣的傀儡。
政务长官提出会谈的要求，大概是试图怀柔。但我拒绝了。
这样一来，我似乎公然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敌人。总是来家里玩的德国士官们捎来口信，说是因为出海不能过来拜访了。
有趣的是，政府在城里的白人中间也不受欢迎。盲目刺激岛民的感情，结果只会置白人的生命财产于危险当中。白人比土人还要拒绝缴税。
流行感冒猖獗。城里的舞场也关门了。听说在瓦伊内内农场一次死了七十个劳工。
十二月××日
前天上午，可可种子一千五百颗，下午接着七百颗，送到。从前天中午一直到昨天晚上，全家总动员，忙着播种。每个人都成了泥人，阳台成了爱尔兰的泥煤田。可可的种子先要种到用可可树叶编成的筐子里。十个土人在后面森林的小屋里编筐，四个少年挖土装箱后运到阳台，洛伊德、贝尔（伊莎贝尔）和我筛掉石子和粘土块后把土装进筐里，奥斯汀少年和女仆法阿乌玛把筐搬到芳妮那里，芳妮在每个筐子里埋进一颗种子并把它们在阳台上摆好。每个人都累成了一团软棉花。
直到今早疲劳也没有消失。但邮船的日子快到了，赶写出《萨摩亚史脚注》第五章。这不是艺术品。是应该尽快写出来，尽快被阅读的东西。不然没有意义。
流传着政务长官要辞职的消息。未必可靠。大概是与领事之间的冲突生出了这样的流言吧。
一八九二年一月×日
雨。暴风的味道。关门点上灯。感冒总是不好，风湿又开始了。想起一位老人的话：“在所有主义中最坏的是，风湿主义。”
作为休息，最近开始写从曾祖父时候起的史蒂文森家的历史。非常愉快。想起曾祖父、祖父和他的三个儿子（包括我的父亲）一代接一代，默默无言地在浓雾的北爱尔兰海坚持修建灯塔的高贵身影，即使现在我也充满了自豪。题目叫什么呢？《史蒂文森家的人们》、《苏格兰人的家》、《工程师的一家》、《北方灯塔》、《家族史》、《灯塔技师之家》？
祖父克服无法想象的困难，在贝尔·罗克暗礁海角修建起一座灯塔时的详细记录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读这份记录的时候，我似乎感到自己（或者是还未出生的自己）真的体验过当时的情景。我并不是平时想象的我，在距今八十五年前，我曾经一边忍受着北海的风浪和海雾，一边和那个只有在退潮时才显露身影的魔鬼海角搏斗过。狂风怒号。海水刺骨。舢板的摇摆。海鸟的尖叫。所有这些我都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突然，胸口好像被灼烧了一下。峥嵘的苏格兰的山脉，石楠树的绿荫。湖水。朝夕听惯的爱丁堡城的喇叭声。彭特兰的山岗、巴拉黑特、卡库沃尔、拉斯海角，呜呼！
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南纬13度，西经171度。和苏格兰正好在地球的另一边。
七
在摆弄《灯塔技师之家》材料的过程中，史蒂文森不知不觉地回想起了一万英里之外的爱丁堡那美丽的城市。从晨夕的薄雾中浮现出来的山丘，山丘上巍然耸立的古老城郭，一直通向圣嘉伊尔斯教堂的崎岖的西尔维特，全都活生生地在眼前浮现了出来。
从小气管就十分虚弱的少年史蒂文森，每个冬天的早晨总是被剧烈发作的咳嗽折磨得无法入睡。不得不起床，在保姆卡米的搀扶下，裹着毛毯坐到窗口的椅子上。卡米也和少年并肩而坐，直到咳嗽平息下来，两人都不开口，一直注视着窗外。透过窗户看到的黑利欧特大街还是一片夜色，各处的街灯散发着朦胧的光线。不久，听到汽车开过的声音，前往市场的运菜车的马儿喷着白气从窗前走过。……这是留在史蒂文森记忆里的这个城市最初的印象。
爱丁堡的史蒂文森家作为灯塔技师代代闻名。小说家的曾祖父托马斯·史密斯·史蒂文森是北英灯塔局的第一任技师长，他的儿子罗伯特继承了这一职务，并修建了著名的贝尔·罗克灯塔。罗伯特的三个儿子，阿兰、蒂维多、托马斯，也一个接一个地继承了这个职位。
小说家的父亲托马斯作为回转灯和总光反射镜的集大成者，是当时灯塔光学界的泰斗。他与兄弟们齐心协力，从斯克里沃阿、琪坤斯起，建造了多个灯塔，修缮了许多港湾。他是才华横溢的实干式科学家、大英帝国忠实的技术官员、虔诚的苏格兰教会信徒，被称为基督教之西塞罗的拉克坦提乌斯的忠实读者，此外他还是古董和向日葵的爱好者。根据儿子的描述，托马斯·史蒂文森对自身的价值经常抱有一种趋于否定的想法，他怀着凯尔特式的忧郁，不断想到死并谛观无常。
高贵的古都，以及居住在里面的虔信宗教的人们（也包含他的家人），曾经令青年时期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极为厌恶。作为长老派教会中心的这个都城，在他看来完全是伪善的城府。
十八世纪后期，这个城市出现过一个名叫蒂空·布罗蒂的男子。白天是木雕匠人兼市议会的议员，但是到了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赌徒和残暴的强盗。直到很久之后，此人才现出原形并被判处了死刑。二十岁的史蒂文森认为，这个人正是爱丁堡上流人士的象征。他不再去常去的教堂，而开始出没贫民区的酒吧。
对儿子要成为文学家的理想宣言勉强给予了认可的父亲（他最初是想把儿子也培养成工程师的），唯独对他的弃教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在父亲的绝望、母亲的眼泪、儿子的愤慨当中，父子间的冲突不断上演。看到儿子陷入破灭的深渊却毫不自知，在这一点上完全还是个孩子，可另一方面这个儿子又在逐渐变成大人，以致完全不肯接受父亲善意的劝告时，父亲绝望了。
这种绝望，在过于自省的他身上以一种奇特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经过几番争执后，他不再试图责备儿子，而开始一个劲儿责备自己。他独自长跪，流着泪祈祷，激烈地谴责自己由于自身不到之处致使儿子成了神的罪人，并且向神忏悔。在儿子那边，则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身为科学家的父亲为什么会演出这么愚昧的行为。
但是，每次和父亲争论之后，他总会不快地想到：“为什么一到父亲面前，自己就变得只会发一些小孩子式的议论呢？”虽然在和朋友交谈的时候，自己明明能够潇洒地大发精彩（至少是成人式的）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始的教义问答、幼稚的反奇迹论，只能用最笨拙的哄小孩的事例来证明的无神论——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思想只是些如此幼稚的东西，可一旦和父亲针锋相对，结果千篇一律总是变成这些。不可能是因为父亲论法高明，所以赢了自己。事实上，要驳倒对教义没有做过细致思考的父亲是非常容易的。但问题是，在做这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态度变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孩子般的歇斯底里，并且连辩论的内容都变得既浅薄又可笑起来。难道说，是自己身上还残留着对父亲的撒娇（也就是说，自己还没有真正变成大人），它和“父亲仍然在拿自己当孩子看”互相起作用，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吗？又或者说，自己的思想原本只是廉价的、未成熟的外来之物，当和父亲朴素的信仰对峙时，它表面的装饰部分被一一剥去，现出了真正的原形吗？那时的史蒂文森，每次和父亲冲突之后，都不得不感到这些令人不快的疑问。
史蒂文森表明要和芳妮结婚的意愿之后，父子间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对托马斯·史蒂文森来说，比起芳妮是美国人、有孩子、年纪又大这些因素而言，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不管事实如何至少在户籍上她现在还是奥斯本夫人。但是我行我素的独生子活了三十岁头一次下决心自己养活自己——并且养活芳妮和她的孩子，毅然远离了英国。父子之间变得音讯不通。
一年后，当通过别人，听说在隔着几千英里海洋和陆地的远方，儿子一边和病魔搏斗一边每天连不到五十便士的午餐都吃不饱时，托马斯·史蒂文森终于忍不住了，伸出了救援之手。芳妮从美国给未见过面的公公寄来自己的照片，并附笔说：“照片拍得比本人漂亮很多，所以千万不要以此为准。”
史蒂文森带着妻子和继子回到了英国。出人意料的是，托马斯·史蒂文森对儿媳大为满意。以前，他虽然清楚地认识到儿子的才华，但是总感到在儿子身上，有一种从通俗的意义讲不能令人放心的地方。这种不安，即使儿子的年龄再怎么增加也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如今，由于有了芳妮（虽然一开始反对这场婚姻），他感觉儿子得到了一个务实而可靠的支柱。将美丽、脆弱、花一样的精神支撑起来的，充满生气的、强韧的支柱。
经过长期不和之后，一家人——同父母、妻子、洛伊德——一起在布雷伊玛（Braema）山庄过的一八八一年的夏天，直到现在史蒂文森还能快乐的回忆起来。那是在阿伯丁（Aberdeen）地区特有的东北风挟带着雨和冰雹每天呼啸不停的抑郁的八月。史蒂文森的身体如往常一样变得很糟。
一天，爱德蒙多·高斯前来做客。这位比史蒂文森年长一岁的博学温厚的青年与父亲老史蒂文森先生也很聊得来。每天早上，高斯吃罢早饭就来到二楼病房，等史蒂文森从床上起来后，两人下国际象棋。因为大夫警告说“病人在上午不能说话”，所以这是无声的棋局。下的过程中如果感觉疲劳了，史蒂文森会敲敲棋盘边发一个暗号。这时，高斯或者芳妮就会扶他躺下，并且把被褥巧妙地铺好，使他在想写的时候随时可以躺着写作。一直到吃晚饭的时间，史蒂文森独自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接着写，写一会儿后再休息。他不停地写着一个被洛伊德少年画的某张地图激发灵感而想到的海盗冒险故事。
吃晚饭时，史蒂文森来到楼下，因为上午的禁令已经解除，这时变得非常饶舌。到了晚上，他把当天写好的部分读给大家听。外面风雨交加，烛台的光在窗缝吹进来的风中一闪一闪地摇摆。大家各自摆出随意的姿势，听得几乎入了迷。等到读完后，抢着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批评。每晚兴致有增无减，连父亲都说出“派我来制作比尔·彭斯的箱子里的物品名单吧”这样的话。至于高斯，则又是一边黯然注视着眼前这无比幸福的一家，一边陷入了沉思：“这个如花俊才的被侵蚀的肉体究竟可以支撑多久呢？眼下看起来如此幸福的这位父亲，是否可以不用见到独子先自己而去的不幸呢？”
但是，托马斯·史蒂文森的确不用见到那个不幸了。在儿子最后一次离开英国的三个月前，他于爱丁堡溘然长逝。
八
一八九二年四月×日
拉乌佩帕国王带着护卫意外来访。在家里共进午餐。老人今天非常和蔼可亲，还问为什么不来看望自己。“因为和国王见面需要领事的许可。”我刚一说，国王马上说：“那些没有关系。”并说还想在一起吃午饭，要我选定时间。约好这周四聚餐。
国王走后不久，来了个佩带着巡查徽章的男人。但不是阿皮亚市的巡查。是所谓叛军方面（阿皮亚政府的官吏这样称呼玛塔法那边）的人。据他说是从马里艾一直走到这里的。他带来了玛塔法的信。我现在也可以读懂萨摩亚语了（虽然还不会说）。是对前几天我希望他保重的信的回信，说是很想见面，所以请我下周一去一趟马里艾。照着唯一的参考书：土著语《圣经》（看到这封“我诚告汝”式的信，对方会吓一跳吧），用结结巴巴的萨摩亚语写下同意的答复。在一周里，我将同时见到国王和国王的对头。如果斡旋有效就好了。
四月×日
身体状况不佳。
按照约定，到姆黎努那个破旧的王宫赴宴。和往常一样，正对面的政务长官邸刺眼得要命。今天拉乌佩帕国王的话很有意思。说的是五年前怀着悲壮的决意投身德国军营，被装上军舰带到未知的土地时的事。朴素的表达打动人心。
“……别人告诉我白天不行，只有晚上可以登上甲板。航行了很久以后，到了一个港口。上岸后，是片热得惊人的土地，有许多犯人在做工，每两个人的脚踝被铁索拴在一起。那里有像海滩的沙粒一样多的黑人。……然后又坐了很久的船，说是快到德国的时候，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海岸。望不到边的雪白的断崖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三小时后，那片海岸消失在了空中，我更惊奇了。……在德国上岸后，在一种玻璃屋顶的巨大房子里走过，里面装着许多名叫火车的东西。然后，又坐上像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