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周亡后入晋、仕秦，至汉代时，第四代司马谈在武帝治下于建元年间出任太史令。谈就是迁的父亲。他除律、历、易等专攻外，精研道家教义，博采儒、墨、法、名诸家学说，并将它们融汇贯通，独成一家之见。司马谈对自己的头脑和精神力量有着高度自矜，这一点也被儿子司马迁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对儿子最大的教育，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后，让迁在海内纵横旅行。这在当时称得上罕见的教育方法，但无疑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资甚厚。
元丰元年，武帝东临泰山举行祭天大典时，热血汉司马谈不巧正卧病在周南（洛阳）。他由于慨叹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样的盛事时，唯独自己不能追随其侧，竟愤而死去。司马谈一生的愿望是编述古今一贯的通史，结果只来得及搜集到大部分资料。临终的光景通过儿子司马迁的笔致详细描写在《史记》最后一章。据该处记载，谈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后把迁唤至面前，拉着他的手恳言修史的必要，并慨叹自己身为太史未能完成此事，徒令贤君忠臣的事迹空埋地下，以至于泣下。司马谈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余所欲论著矣。”并再三叮咛此乃孝之大者，不可或忘。司马迁俯首流涕，发誓不违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承了太史令一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搜集的资料与宫庭收藏的秘册，立即投入到修史这一父子相传的天职中，但就任后他首先被委派了修订历法的重任。埋头这项工作整整四年。太初元年，历法终于完成，他立刻开始了《史记》的编纂。司马迁时年四十二岁。
腹稿早已经有了。腹稿中构思的史书和以往任何一本史书的形式都不相同。在展示道义批评的准则方面，他首推《春秋》，但在传达事实方面，每本史书都令他觉得不尽如意。需要更多的事实。比起教义来，更需要事实。不错，《左传》和《国语》中的确有事实，尤其是《左传》巧妙的叙事令人叹服。但是，在那里看不到对创造事实的个人的探究。人们在事件中的身姿虽然被描绘得很鲜明，但是对导致做出那些事件的他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诠索却不够，这一点最令司马迁感到不满。此外，过去的史书似乎全都过于注重向当代人告知从前，以致忽略了让将来的人了解当代。一言以蔽之，司马迁所想要的，在既往的史书中未能找到。
究竟是在哪一点对以前的史书不满，连他自己也只有到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在他胸中，郁积着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要求获得表现。这是在批判过去的史书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批判只有通过主动创造新的东西才能表达。长期以来在自己脑海中描画的构想到底能不能称为“史”，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但不管能不能称为“史”，总之这样的东西最应该被写出来（对世人，对后代，尤其对自己），这一点他是有自信的。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针。但是他的述而不作在内容上与孔子大相径庭。对司马迁来说，用编年体方式单纯地列举事件尚未进入“述”的领域，而作那些妨碍后人了解事实的过于道义性的断言，又毋宁属于“作”的范畴。
汉朝平定天下已有五代百年，曾经在秦始皇的反文化政策下或湮灭或藏匿的书籍逐渐重行问世，一股文运将兴的气运郁勃可感。不仅汉朝的朝廷，时代也正是要求史书出现的时代。从司马迁个人来讲，父亲遗嘱留下的感动，以及日益充实的学养、眼光和笔力相辅相成，酝酿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浑然之物。他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有时甚至会因为过于顺利而使他感到困惑。这么说是因为，从最初的《五帝本纪》到夏殷周秦《本纪》的部分为止，他不过是一位精心安排材料、叙述务期准确严密的技师；而当经过《始皇帝本纪》，进入《项羽本纪》后，那份技术家的冷静逐渐动摇起来。稍不留神，项羽就会附向他，或者他自己会附向项羽身上。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样写也可以吗？司马迁暗自疑惑。如此热切的写法是否没有问题？他一直高度警惕着“作”的侵入。自己的工作应该止于“述”之一事。事实上，他的确只是在“述”。但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
有时，他会因过于担心“作”而重读写好的部分，将那些使历史人物如同现实中的人物一样呼之欲出的字句删掉。这样一来，人物的确停住了热辣辣的呼吸，应该没有沦为“作”的担心了。但是，——司马迁自问：这样的项羽还是项羽吗？项羽也好，秦始皇或楚庄王也好，全成了同样的人。把不同的人叙述成同一个样子就是“述”吗？所谓“述”，难道不是把原本不同的人按照原本不同的样子来叙述吗？想到这里，他只得让删掉的词句重新复活。恢复原来的样子，重读一遍，他这才放下心来。不光是他，写在纸上的那些历史人物，项羽啦，樊哙啦，范增啦，也这才各得其所，全都放下心来了。
武帝在心情好的时候诚然是英迈阔达、富于理解的文教的保护者。同时太史令这一职务因为需要朴素的特殊技能，也得以免去官场中各种朋党比周、排挤诬陷所引起的地位（乃至生命）的不稳定。
几年里，司马迁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时光。（当时的人所考虑的幸福和现代人在内容上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追求幸福这一点上完全一样。）在司马迁身上找不到妥协之处，从头到脚都充满阳刚，率性议论、大怒大笑，而尤以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最为快事。
这样过了几年之后，突然天降此祸。
昏暗的蚕室里——由于刚受腐刑后不能见风，所以盖起这种密闭的暗室，室内生火保持一定温度，令受刑者在这里待上几天，休养身体。因为在温暖昏暗这一点上很象养蚕的房间，所以称为蚕室。——被极度混乱夺去了所有言语的他茫然靠在墙上。
在感到激愤之前，他甚至先感到了某种惊奇。如果是斩刑或者赐死，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他可以想象出被斩首的自己的样子；在逆武帝之意替李陵辩护时，也想过弄不好有可能会被赐死。然而在这么多刑罚中，偏偏遭受了这个最丑陋的宫刑！说是迂阔也罢（既然能预见到死刑，当然也应该预见到其他任何刑罚），他虽然想过在自己的命运中，或许潜伏着不测之死，但从来没想过会突然出现这样丑恶的东西。
他常常抱有一种确信，那就是每个人身上只会发生和他本人相符的事件。这是在长期接触史实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想法。同样是逆境，慷慨之士承受激烈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忍受阴湿丑陋的痛苦。即使一开始看上去不相称，但是从后来应对命运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该命运与该人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自信是大丈夫，虽然身为文笔之吏，却比当今任何一员武将都更是大丈夫。不只他自己这么想，这一点似乎连再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因自己的主张被判车裂之刑，他也能想像出自己的样子。
然而以年近五十之身，遭此奇耻大辱！他似乎觉得自己置身蚕室这一事实是在做梦。真希望是在做梦。然而靠在墙上，睁开紧闭的双眼，看到一片昏暗中，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魂魄都已出窍的男子如同烂泥一般或躺或坐，想到这也就是自己现在的样子时，分不清是呜咽还是怒号的喊声冲破了他的喉咙。
痛恨与烦闷交织不断的几天里，有时，作为学者已成为习惯的思索——反省——会涌上心来。在这次的事情中，到底是什么、是谁、是谁的哪一点错了呢？虽然在他的国家里君臣之道和日本大相径庭，但自然，他首先怨恨的是武帝。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由于满腔的怨恨，他几乎失去了顾及其它一切的余地。
但是，经过短暂的狂乱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醒了过来。和儒者不同，对所谓先王之道他懂得进行历史学家的衡量，同样，在对后王武帝的评价上，他也不会因为私怨混淆标准。无论如何，武帝都是位大帝。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只要这位帝王还在，汉朝的天下就会稳如泰山。高祖暂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这位帝王比起来也还有些相形见绌。只是作为大器，相应地缺点也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司马迁即使在极度的愤懑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看来，这次的事只能当作是被上天的疾风暴雨雷霆霹雳给作弄了。这想法既把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与愤怒，可同时也令他转向达观的方向。
怨恨在无法长期集中于君主身上之后，又一气转向了君侧的奸臣。他们是恶的，的确不假。然而他们的恶，是非常次要的恶。并且对高度自矜的他来说，那些小人连作为怨恨的对象都不够。
他至今为止，从没有象这次对所谓的老好人感到愤怒。这些人比奸臣酷吏更糟糕，至少从旁看来令人恼火。廉价地安于自己的良心，并只求令周围人放心，因此愈发显得奇怪。既不辩护也不反驳，在内心既无反省也无自责。丞相公孙贺那样的，是其中的典型。同是阿谀迎合，杜周（最近此人靠陷害前任王卿遂了当御史大夫的愿）之流无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这位老好人的丞相，恐怕连这点自觉都没有。即使被自己称作“全躯保妻子之臣”，这种人大概连生气都不会吧。这种人连作为仇恨的对象也都不值得。
司马迁最后试图在自己身上寻找愤懑的归宿。事实上，无论对什么东西感到愤怒，最终都不过是对自己的愤怒而已。但是自己究竟哪一点错了呢？为李陵辩护，这无论怎么想、怎么看都是不错的。使用的方法也不能说特别笨拙。只要不甘心沦为阿谀，那件事也只能按那样做了。那么如果自问心中无愧，这种无愧的行为无论招致怎样的后果，作为士不都应该甘心承受吗？的确，是这样，所以自己早就打算好无论肢解还是腰斩，全都挺身甘受。
但是，唯独宫刑——还有作为其结果变成了这副样子的自己——又另当别论。同是残疾，这与砍脚劚墙厝徊煌Ｕ獠皇怯Ω眉痈康男谭！Ｎǘ勒飧觯ǘ郎硖宓恼庵肿刺尤魏谓嵌瓤炊际嵌竦模挥兴亢潦窝缘挠嗟亍２⑶夷谛牡纳丝谒孀攀奔淞魇呕蛐砘鼓苡希约荷硖宓恼庖怀蠖裣质狄恢钡剿蓝冀中Ｎ蘼鄱绾危兄抡庋慕峁仓荒芩凳恰按砹恕薄５牵烤鼓睦锎砹四兀课业哪睦铮磕睦锒济挥写怼Ｎ抑蛔隽苏返氖隆Ｃ闱恳档幕埃挥小拔以凇闭庖皇率当旧泶砹恕�
茫然在虚脱状态中坐了许久后，司马迁突然跳起，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一边呻叹一边在阴暗温暖的室内四处徘徊。在无意识地重复着这一举动的同时，他的思考也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团团打转找不到出口。
除了有几次神志不清时，曾经把头在墙上撞得鲜血直流以外，他没有尝试自杀。真想死去。如果能死去的话该有多好。在比死还要可怕几倍的耻辱的追逼之下，他对死没有任何恐惧。为什么没有死呢？也许是因为牢舍中没有用于自杀的工具。但除此以外，似乎还有什么发自内心的东西阻止了他。最初他没有觉察出那是什么。只是在狂乱与愤懑中，在间歇性发作似的感到死的诱惑的同时，朦胧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阻止自己的心情滑向自杀的方向。正好像虽然想不起忘了什么，可就是觉得忘了东西时的情形。
获释回到家中，开始闭门思过之后，他才发觉，自己在这一个月的狂乱中竟然把修史这一毕生事业忘了个干干净净。可同时，他又感到，虽然表面上像是忘了，但事实上正是对这项工作的下意识的关心在冥冥中起到了阻止自己自杀的作用。
父亲十年前在临终的病榻上，拉着自己的手哭着留下遗命时凄恻的话语至今还回响在耳边。但是使他在伤痛惨淡至极的心情中还对修史念念不忘的，却不光是父亲的遗言。比起其他一切，理由首先在于这项工作本身。不是工作的魅力或者对工作的热情那些令人舒畅的东西。不错，是对修史的使命感，但却并非是昂然的自矜。一向自信得出奇的这个男人，通过这次的事，从心底里知道了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再怎么高谈理想，高谈抱负，自己也不过是路旁被牛踏扁的虫豸罢了。但是，“我”虽然被可怜地踏扁了，修史这项事业本身的意义却无可怀疑。沦落成现在这副惨状，丧失掉所有自信和自恃之后，再苟延残喘在世上从事这项工作，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舒畅的。他感到，那几乎已经成了两个生物之间再怎么厌恶也无法互相摆脱的宿命般的因缘。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为了这项工作，他无法放弃自己的生命。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由于与这项工作之间更多肉体性的关联。
最初那种盲目的野兽般的痛苦消失后，更为清醒的人的痛苦开始了。困难的是，随着不能自杀这一点逐渐清晰，除了自杀之外没有另一条路可以逃离苦恼和耻辱这一点也逐渐清晰起来。伟丈夫太史令司马迁于天汉三年春死去了，在他身后，继续写着他未完的史书的是一个既无知觉也无意识的书写机器——他唯有强迫自己这样想。修史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这是绝对的。为了修史的工作能够继续，不管多么不堪都必须活下去。而为了活下去，他必须一心相信自己的肉体已经消亡了。
五月之后，司马迁再度执笔。没有喜悦或兴奋，只有完成工作的意志在鞭打。如同拖着受伤的脚走向目的地的旅人一样，他一点点写着稿子。太史令的官职早已被罢免，有些后悔的武帝在稍后任命他作了中书令。但官职的升迁与否，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从前的论客司马迁，如今变得绝不开口。如同有什么恶鬼附身一样，人们从他缄默的风貌中甚至感到了一种凄厉。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家人眼里，那似乎是为了尽快完成工作，以便早一天获得自杀的自由似的。
凄惨的努力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他终于发现，生的快乐彻底失去之后，唯有表现的快乐还可以残留下来。即便如此，他那彻底的沉默并没有打破，风貌中的凄厉也没有丝毫缓和。在写稿的时候，每当不得不写下宦者或者阉奴之类字眼时，他就会不由得发出呻吟。独自在居室中，或者夜晚躺在床上时，屈辱的感情时而在无意中萌发。如同被烧红的烙铁炙烤一样，一种炙热的疼痛片刻间传遍全身。这时他会大叫一声跳起，一面呻吟，一面快步徘徊，然后再咬紧牙关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三
在乱军中失去意识的李陵，当在单于以兽油作灯、焚兽粪取暖的大帐中醒来后，当即在内心做了决定。或者自刎以免受辱，或者暂时降敌再见机逃走——带着足以抵偿败军之责的功劳作献礼——除两者外没有第三条路；李陵在心里决定选择后者。
单于亲自为李陵松开了绑绳，随后的各项待遇也极尽郑重。且鞮侯单于是上一代呴犁湖单于的弟弟，是位骨骼魁梧、巨眼赭髯的中年伟丈夫。他坦率地说自己跟随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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