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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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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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主动投降。
    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正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立即感到自己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实际上,天津枪声未起之时,侯镜如就已和87军军长段云把指挥部搬到了海军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驻守塘沽的各个部队,也早已分配好了舰船,并且还划定了登船撤退的路线。
    侯镜如已公开亮出了一副随时要从海上逃走的架式。
    15日下午15时,当天津方向终于静寂之后,侯镜如立即给南京和北平发电:“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
    这个时候,塘沽早已乱得不成样子了,人人都明白,再不撤走就只有留在这里等待末日。但是,侯镜如的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迟迟未能回电。东北野战军的炮火正在向塘沽方向延伸。
    段云急得团团转,他到处张扬:“委座已经指示,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我们的司令官为什么还不行动?”
    此时的傅作义已是一片茫然了,他赖以作筹码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每下一个决定,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1月17日,17兵团终于接到了北平的电报。侯镜如当即下令:“上船!”塘沽国民党守军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挤满了大小船只。
    侯镜如安坐船头,正待出发,保安5团团长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都被消灭了。”
    为了不让塘沽之敌全部逃掉,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部分部队已于1月16日凌晨3时开始发起了进攻。现在已快打到岸边上了。
    “走吧!”侯镜如发出开船的命令,几声汽笛声响,大约有5万多人乘船逃离了华北。
   
第58节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不会走露风声,跟共产党谈判,非同小可,绝不能让中统、军统寻到一点痕迹。而李炳泉正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这两位代表虽然甚是焦急,但想到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也只好装着很沉着、很从容的样子。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刘亚楼先是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无言以对,双方的差距太远了。二人只是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谈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犹豫不决的傅作义,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幻想地观望。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几日后,解放军占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35军和105军,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仰身躺在床上瞪视着天花板,便是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时时地长吁短叹。
    崔载之回到北平,直到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一向注意礼仪的傅作义当即大发脾气。
    “我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傅作义愤然质问,“我不是已经发去电报了吗?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呀?”
    “他们打掉了35军,还有105军……”傅作义接着说,“照这样打下去,跟让我在阵前缴械差不多,那还谈什么呢?”
    崔载之没有说话,直到傅作义平静下来,才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你都见到谁了?”傅作义问。
    崔载之说:“就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还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静。”
    “林彪没有出面?”
    “没有。”
    “还有他们的政委罗荣桓,也没见到?”
    “都没有见到。”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第59节 和平来临了


    傅作义刚刚在犹豫与痛苦中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就收到李炳泉从八里庄拍来的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要选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自己的人,在这种时刻并不是很容易的。傅作义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傅作义见到周北峰时说,“我们必须得和共产党继续谈判了。半月前,我派了崔载之与共产党接上了头,可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还说我们没有诚意,在他们眼里,‘诚意’就是让我把平津拱手让出。我已经把崔载之召了回来。这次得派你去重新商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一道动身,怎样?”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在周北峰看来,傅作义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一点没有涉及,而且要由他去具体处理。他觉得工作很难,难就难在“相机行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他随机应变。
    1月6日,周北峰一行出了北平,向蓟县八里庄驶去。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由于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是自己的亲信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毛泽东对此次谈判也非常重视。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随同周北峰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到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不久,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
    邓宝珊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只不过是借用了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而已。但邓宝珊看后,确是神色紧张而忧郁,他私下里跟苏静说:“我回城后,这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过这封信,弄不好会节外生枝,甚至推翻协议,那样我们的谈判就功亏一篑了。”
    1月17日,苏静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等人开往北平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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