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25）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鉴于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连系不够的教训，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26）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告诉他们：“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两个月向中央所作的综合报告中，不但要报告各地规定的策略与政策，而且要说明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27）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
毛泽东在政策确定后，总是密切注视着它的实施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当他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纠正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28）经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9）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30）
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31）
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①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③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④ 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⑤ 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⑦ 中央军委致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⑧ 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⑨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⑩ 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⑾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⑿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⒁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⒃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⒆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第35节东移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