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3）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