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⒅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⒆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⒇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史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6）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