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第18部分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页。

③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页。

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⑾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⑿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⒀《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⒂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⒅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