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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辏А⑻粕强刂频奈浜汗竦场⒐裾捌渚由砩希衔饩褪枪づ┬∽什准兜牧耍酝艟赖炔扇∫晃肚ň偷恼摺；嵋槠诩洌艟阑沟交峤擦嘶啊４蠡嵫〕鋈幻醒胫葱形焙褪拿虿怪葱形保露佬闳缘毖∽苁榧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