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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福尔摩斯说，“你把这些小东西们照顾得太好了，罗杰，我很感谢你在这里的辛勤付出。”他把那个小玻璃瓶从口袋里拿出来，用弯曲的食指和大拇指捏着，递给罗杰，作为对他的奖赏。“这是给你的，”他看着罗杰接过玻璃瓶，好奇地看着瓶子里的东西，“这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中型蜂类——或者，我们可以简称它为日本蜂，你觉得怎么样？”
“谢谢你，先生。”
男孩朝他露出一个微笑——而他，看着罗杰漂亮的湛蓝眼睛，轻轻拍着男孩头顶乱糟糟的金发，也露出了微笑。他们一起面朝蜂房站着，很久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在养蜂场里，这样的沉默总能让他心满意足；而从罗杰轻松站在他身边的姿态来看，他相信，这男孩也和他一样感到满足。虽然他不是很喜欢小孩子，但他又不可避免地对蒙露太太的这个儿子产生了慈父般的情感（他经常想，那么一个唠唠叨叨的女人是怎么生出一个这么有前途的儿子的？）。可即便是到了这把年纪，他发现自己还是没法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尤其是面对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十四岁少年。罗杰的父亲是英国军人，在巴尔干半岛牺牲了，福尔摩斯认为，罗杰应该是相当思念父亲的。不管怎么说，在对待管家和他们的子女时，是应该在情感上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的——反正，跟这个孩子这样站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当他们共同看着眼前的蜂房和摇晃的橡树枝，静静感受着从下午到傍晚时分大自然的细微变化时，两人间的沉默早已胜过千言万语。
没过多久，蒙露太太站在花园小道上，叫罗杰去厨房帮忙。于是，两人很不情愿地穿过草坪走了回来，他们走得很悠闲，还停下脚步去看一只蓝色的蝴蝶在芬芳的杜鹃花丛中盘旋。终于，天黑之前，他们走进了厨房，男孩的手轻轻扶着他的胳膊——就是这只手，一直搀扶着他走进农舍大门，安全踏上楼梯，走进阁楼书房之后，才最终松开（虽然爬楼梯对他来说，还不是那么困难，但每当罗杰充当拐杖扶他上楼时，他还是很感激这个孩子的）。
“晚饭做好以后，需不需要我来接您下去？”
“你要是不嫌麻烦的话，当然好了。”
“没问题，先生。”
于是，他坐到桌子前，等着男孩再来扶他走下楼。在等待期间，他也让自己忙碌了一会儿，他查看了旅行之前自己写下的笔记，随手撕下的纸片上用潦草笔迹写成的全是密码般晦涩难懂的文字——左旋糖为主，比右旋糖更易溶于水——他自己也忘记了是什么意思。他环顾四周，发现在他离开期间，蒙露太太又自作主张地给他收拾了房间。原本散落在地板上的书现在被摞得整整齐齐，地板也被打扫过了，但是，蒙露太太还是遵守了他明确的指示——所有东西上的灰尘都没有被掸过。他越来越烦躁，只想抽支烟。他把笔记本推到一边，又拉开抽屉，希望能找到一支牙买加雪茄，哪怕香烟也行。可一番搜寻后，什么也没找到，他只得放弃，回过头去看那些他感兴趣的信件。他拿过一封梅琦民木先生写来的信，梅琦之前寄来过很多封信，这一封是他在出国旅行前收到的：亲爱的先生，万分感谢您认真考虑并接受我的邀请，决定来神户做客。无须多言，我十分期待着带您去看一看日本这一带众多的庙宇花园，还有——
可这封信同样让他没有看懂：刚开始看没多久，他的眼睛就慢慢合上了，下巴也渐渐耷拉到了胸口。在睡梦中，他不会感觉到手中的信正从指缝滑落，也不会听到自己喉咙里又发出了那种喘不过气来的声音。而当他醒来以后，也不会记得他曾经站过的那片金盏花丛，不会记得让他再次回到花丛的这个梦境。他猛然惊醒，只看到罗杰俯身站在他面前。他清了清嗓子，盯着男孩略显为难的脸庞，沙哑而不确定地问，“我是不是睡着了？”
男孩点点头。
“哦——哦——”
“您的晚饭马上就好了。”
“好，晚饭马上就好。”他喃喃自语着，把拐杖准备好了。
和以往一样，罗杰小心地扶着福尔摩斯，帮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陪着他走出书房，又和他一起穿过走廊，走下楼梯，进了餐厅。在餐厅，福尔摩斯终于离开了罗杰轻柔的搀扶，自己朝前走去。面前是一张巨大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描金橡木餐桌，桌上是蒙露太太为他摆好的一人份餐具。
“等我吃完以后，”福尔摩斯头也不回地对男孩说，“我很想和你讨论讨论关于养蜂的一些事情——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状况。我相信你能详细准确地汇报清楚吧。”
“当然没问题。”男孩回答。他站在门口，看着福尔摩斯把拐杖放在桌旁后坐了下去。
“很好，”福尔摩斯盯着站在房间对面的罗杰说，“那一个小时后，我们在书房见，行吗？当然，前提是你妈妈做的牧羊人派没有让我一命呜呼。”
“好的，先生。”
福尔摩斯伸手拿过折好的餐巾，把它抖开，把一个角塞进衣领下面。他笔挺地坐在椅子上，花了一点时间，把餐具摆放得整整齐齐。然后，他从鼻孔里叹了一口气，把手对称地放在空盘子两侧。“那女人在哪儿呢？”
“来啦来啦。”蒙露太太的声音突然传来。她猛地出现在罗杰身后，手里端着的餐盘上是她做好的热气腾腾的晚餐。“靠边站，儿子，”她对男孩说，“你这是在帮倒忙呢。”
“对不起。”罗杰挪开他纤瘦的身体，好让她进门。等他妈妈经过身边，又匆匆走向餐桌后，他慢慢地往后退了一步——又一步，又一步——直到最后，他已经从餐厅悄悄走了出去。但他知道，他不能磨磨蹭蹭的，否则妈妈就会叫他赶紧回屋，或者也可能喊他去厨房帮忙打扫。为了避免这不幸，他必须趁她服侍福尔摩斯时悄悄逃走，在她能离开餐厅、大叫他名字之前，赶紧消失。
但这孩子并没有像他妈妈以为的那样，飞奔到养蜂场，也没有去书房准备福尔摩斯即将对他提出的关于养蜂的问题，而是偷偷又爬上楼，走进了那个只有福尔摩斯才能进去的房间：阁楼书房。实际上，在福尔摩斯海外旅行的这几周里，罗杰经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一开始，他只是把各种古书、落满灰尘的论文和科学杂志从书架上拿下来，坐在书桌边翻翻。等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他会小心地把它们重新放回书架上，并确保它们看起来都是原封不动的模样。有时候，他甚至会假装自己就是福尔摩斯，靠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双手指尖对齐，盯着窗户，想象自己正在抽着香烟。
自然，他母亲不知道他的这种越界行为，因为，如果被她发现了的话，那她肯定连这幢房子都不会再准他踏入半步。可这孩子在阁楼书房里待的时间越长（一开始他还只是试探性的，两只手都只敢放在口袋里），他的胆子也就越大——他翻看抽屉里的东西，把已经打开的信封里的信纸抖搂出来，还恭敬地拿起福尔摩斯常用的钢笔、剪刀和放大镜。后来，他开始翻阅桌上一沓沓的手写笔记。他很小心地注意不在纸上留下任何痕迹，与此同时，他也努力想要破解福尔摩斯那些笔记和未完成文字段落的含义，可绝大多数内容他都没法看懂——或许是因为福尔摩斯经常涂写的本来就是些没有意义的字句，又或许是因为他所写的内容确实是晦涩难懂的。可罗杰还是仔细研究了每一页纸，期待着能发现这位曾经闻名天下，而今只醉心养蜂的人的某些秘密或独特之处。
实际上，罗杰很难找到什么关于福尔摩斯的新发现。这个男人的世界里似乎只有清晰有力的证据、无可争辩的事实和对外界事物的详尽观察，而很少有关于自己想法的只言片语。然而，在堆积如山、随意涂写的笔记中，男孩终于找到了一件被埋藏在最下面，可真正有意思的东西——一本名为《玻璃琴师》的手稿，稿件很短，还没有完成，里面的纸页都是用一根橡皮筋绑在一起的。男孩立马就注意到，这份手稿和桌上其他的笔记不同，它是相当细心地写成的，字迹都很容易辨认，没有被涂抹掉的内容，也没有被挤在纸页边缘空白处或被墨滴掩盖掉的文字。接下来看到的内容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因为它很通俗易懂，甚至还带有一些私密的意味——它记录了福尔摩斯早年的一段生活。可让罗杰懊恼的是，这份手稿只写了两章就戛然而止，而结局也就成了未解之谜。尽管如此，男孩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把它翻出来，反复研读，希望能找出一些先前忽略掉的新发现。
现在，就和福尔摩斯离家的那几周一样，罗杰又紧张地坐到书桌前，熟练地把手稿从一堆看似混乱实则井然有序的资料下抽出来。很快，橡皮筋就被他解开，放到一旁，稿纸则被整齐地放在台灯的灯光下。他从后往前研读起来，先迅速浏览了最后几页的内容。他确定，福尔摩斯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把它继续写完罢了。然后，他又开始从头看起。他看的时候，俯身向前，一页接一页地翻。如果能集中精力，不受干扰，他相信自己今天晚上也许就能把第一章看完。只有当他母亲大声叫他的名字时，他才会把头抬一下；她在外面，在楼下的花园里喊他，到处找他。而当她的声音消失后，他又把头埋了下去。他提醒自己，时间不多了——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该去书房了，而他也必须把这份手稿藏到和开始一样的状态。在那之前，他还有一点时间。他用食指划过福尔摩斯写在纸上的文字，蓝色的眼睛不断眨着，眼神无比专注。他的嘴唇微微在动，但并没有发出声音。那些字句在他脑海里又勾勒出了一幅幅熟悉的画面。
03
玻璃琴师
序
任何一个夜晚，如果有哪位陌生人爬上了陡峭楼梯，来到这阁楼，他会在黑暗中摸索几秒钟，才能找到我书房紧闭的大门。可即便是在一片漆黑中，一丝微弱的光线还是会从门缝透出去，正如此刻的情形一般。而他却可能站在那里陷入沉思，他会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一个人深更半夜还不入睡？当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呼呼大睡时，这个在书房里独自清醒的人到底是谁？”如果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还去转动了门把手，他就会发现，门已经上了锁，他进不去。而如果最后，他把一只耳朵贴到门上，那他很可能就会听见微弱的摩擦声——那是钢笔在纸上迅速移动的声音，当最浓黑的墨水写出一个接一个尚是湿漉漉的符号时，前面的笔迹早已风干。
到了这把年纪，我与世隔绝的生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虽然读者们对我过去的历险充满无限好奇，但我却从来不觉满足。在约翰·华生乐此不疲地记录我们的许多共同经历的那些年，我一直认为，他虽然写作技巧很好，但毕竟能力有限，有些描写也过于夸张。我经常谴责他一味迎合大众，要求他应更加注重事实和数据，尤其不该将我的名字和他自己一知半解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结果，我的这位老友兼传记作家却反过来敦促我自己写自己的故事。“如果你觉得我对我们案件的记录不够公允，”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那么，夏洛克，我建议你自己试试看！”
“也许我还真会，”我告诉他，“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了所谓的艺术加工，一个真正精确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了。”
“那就祝你好运，”他嗤之以鼻地说，“你会很需要好运气的。”
直到退休，我才终于有时间、也有意愿采纳约翰的建议。成果虽然算不上惊世骇俗，对我本人却很有启发意义，至少让我明白了，哪怕是完全忠于事实的记录也必须以能吸引读者的方式来展现。意识到这一结论，我便在出版了两篇故事后，放弃了约翰那种叙事方式，并随后给我的这位好医生寄去了一封简短的信函，在信中，我诚挚地为之前我对他早期作品的嘲讽表示了道歉。他回信十分迅速，且一针见血：你无须向我道歉，我的朋友。虽然我表示过抗议，但因为写你的故事而让我收到的版税，早在多年前就已赦免了你的过错，并将继续如此。J。H。W。
既然提到了约翰，那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说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最近，我发现，我这位过去的助手受到了一些剧作家和所谓神秘小说家们不公正的指责。这些浪得虚名的家伙们的名字，完全不值得我在此提及。他们试图把约翰描述成一个愚蠢粗鲁的笨蛋，但这与事实完全相反。我怎么可能给自己找个头脑迟钝的同伴，这种情节在舞台上也许会很有喜剧效果，但在现实中，我认为这种暗讽是对约翰、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外界某些错误的印象也许确实来源于约翰的作品，因为他总爱夸大我的能力，同时又对自己的优点过于谦虚。即便如此，这个和我并肩工作的男人总还是能展示出与生俱来的机敏与精明，他为我们的调查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偶尔，他也会抓不住某个明显的结论，或选不出最佳的行动方案，这些我都不会否认，但他从来不会有愚蠢的想法。最最重要的是，能和这样一个人共度我的年轻岁月，实在是我的荣幸。他总能在最平凡无奇的案子中察觉到惊险的味道，总能用他的幽默、耐心和忠诚包容我这个脾气火爆、又有诸多怪癖的朋友。所以，如果那些伪君子真要从我们两人中挑一个比较蠢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要挑也应该挑我。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虽然读者都对我之前在贝克街的寓所念念不忘，但我早已对它不再留恋了。我不向往伦敦街道的喧嚷嘈杂，也不想念那错综复杂得如同泥沼般的犯罪网络。更重要的是，目前在苏塞克斯的生活让我相当满足，当我清醒时，绝大多数时间不是安静地一个人待在书房，就是去养蜂场看看那些秩序井然的小动物们。但我必须承认，年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记忆力，可我的身体和头脑都还相当灵活。几乎每周我都会在傍晚时分步行去海边。下午，我则经常会在花园小道上散步，照料各种香料作物和花圃。最近，我的主要任务是修改我最新版本的《蜜蜂培育实用指南》，以及给我四卷册的《侦探艺术大全》作最后的润色。后者的写作是一项冗长而费力的复杂工程，但一旦出版，应该会是一套相当重要的作品。
然而，此刻我却感觉，必须先把自己的鸿篇巨制搁置一旁，要开始把往事记载下来的繁重工作了。今天晚上，也不知是何缘由，很多往事涌上心头，如果不赶快将其写在纸上，只怕很多细节转眼就会忘记。以下所说或所描述的也许并非当初确切之所说所见，所以，如果我自作主张，对记忆中某些残缺的部分或灰色区域进行了补充，我想在此提前致歉。但即便在下述案例中有部分虚构的内容，我还是可以保证，整个的案件——包括在案件中涉及的个人——我都已竭尽所能进行了准确的描述。
I。福提斯林区的安妮·凯勒太太案
我还记得那是一九〇二年春天，在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完成了乘坐热气球飞越南极洲的历史壮举后一个月，一位托马斯·R。凯勒先生来找我，他是个驼着背、肩膀很窄、穿着打扮很体面的年轻人。当时，我的好医生还没有住进他自己在安妮皇后大街上的房子，但他刚好在外度假，和即将成为第三任华生太太的女子在海边慵懒度日。于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独享了贝克街的整套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