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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你发挥想象力，夏洛克，”麦考夫庞大的身躯里似乎随时都会爆发出一阵大笑，“我觉得，你也没法想象我跟我的老朋友温斯顿从登陆舰上爬上岸的样子。‘我是灰雀先生，’温斯顿说——那是我们事先商定的暗号——‘我来亲自看看北非的情况怎么样。’”
然而，福尔摩斯还是怀疑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给他这位优秀的哥哥造成了可怕的影响（麦考夫在达到退休年龄后还在军队服役了许久，虽然他很少离开第欧根尼俱乐部里的扶手椅，但他却为政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个神秘的人物，位居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最顶层，经常几周不眠不休地工作，只靠狼吞虎咽来补充体力。他曾经单枪匹马监视了大量国内国外的阴谋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不过，看到哥哥在持续服用蜂王浆之后，又恢复了一些活力，福尔摩斯也并不意外。
“麦考夫，见到你真高兴，”福尔摩斯站起身准备离开，“你的精神又变好了。”
“就像开在乡间小路上的电车？”麦考夫微笑着说。
“差不多吧，就是那样。”福尔摩斯伸出手握住哥哥的手，“我觉得我们之间见面太少了。什么时候再见见呢？”
“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福尔摩斯弯下腰，抓住哥哥柔软而沉重的手。他此刻应该笑，可他却看到哥哥的眼中没有丝毫笑意——那犹豫不决的眼神中带着向命运顺从的谦卑，突然就牢牢吸引住了他自己的目光。那眼神仿佛在竭尽全力地传达着什么信息，它们似乎在说：和你一样，我也是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人了，我的人生长跑就要到达尽头了。
“哎呀，麦考夫，”福尔摩斯用一根拐杖轻轻敲了敲哥哥的小腿，“我敢打赌，你这句话可是说错了。”
可麦考夫从来不曾错过。很快，福尔摩斯与过去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也随着第欧根尼俱乐部寄来的一封信被彻底切断了。信件没有署名，信里也没有任何安慰之词，只是简单地说明他哥哥在十一月十九号星期二与世长辞。按照他最后的遗愿，将不举行葬礼，尸体也将匿名下葬。他想，这真是太符合麦考夫的风格了。他把信折好，放进书桌上的文件中。后来，当他坐在石块间思考时，他觉得麦考夫做得很对。那天晚上很冷，他一直坐在那里，完全没有发觉罗杰正站在暮色中的花园小道上观察他，也没有听到蒙露太太在找到男孩时对他的责备：“儿子，你不要去打扰他。他今天的心情很奇怪，天知道是为什么——”
当然，福尔摩斯没有把麦考夫的死讯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公开承认他还收到过第欧根尼俱乐部寄来的第二个包裹。那个小包裹是在收到信件之后整整一周才到的。那天早上，他正要出去散步，却在前门台阶上发现了它，差点就一脚踩上去。打开棕色的包装纸，他发现里面是一本陈旧的温伍德·瑞德的《人类的殉道》（他还是个孩子时，生了重病，在父母位于约克郡乡间农舍的阁楼卧室里躺了好几个月，日渐憔悴，这本书是父亲西格那时送给他的），里面还有麦考夫写的一张便条。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沉重，但却给年轻的福尔摩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看完便条，再次捧起书本，尘封许久的一段回忆又涌上心头——一八六七年，他把这本书借给哥哥，坚持要他看一看：“等你看完以后，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感想，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七十九年后，麦考夫对它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评价：书里有很多有趣的反思，但我觉得有点过于迂回曲折了。花了这么多年才看完。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到离世者给他的留言了。哈德森太太在世时就曾经写过不少纸条，但显然她当时是想留给自己看的，她把要提醒自己记住的事项潦草地写在随便撕下的纸条上，顺手一塞——厨房的抽屉里，放扫把的柜子里，管家小屋的各个角落里——她去世后，接任者们陆续发现了这些纸条，每个人都带着同样困惑的表情，把它们交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将它们保留了一段时间，对每张纸条都认真研究，就好像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就能解开某个毫无意义的谜团似的。但最后，他从哈德森太太留下的讯息里并没有找出任何确定的含义，所有的纸条一般都只包含了两个名词：帽盒、拖鞋；大麦、皂石；旋转焰火、杏仁糖；猎犬、小摊贩；教会日历、圆垫片；胡萝卜、家居服；小水果、试吃；假导管、盘子；胡椒、甜松饼。终于，他得出客观的结论：书房里的壁炉才是这些纸条最好的归宿（在一个冬日，他点燃了哈德森太太随意涂写的密码般的文字，而一同化为乌有的还有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写给他的信）。
在此之前，华生医生的三本从未公开的日记也遭遇过相同的命运。当然，他烧掉它们的理由非常充分。从一八七四年到一九二九年，华生医生将自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由此产生的无数本日记摆满了他的书架。其中有三本，他在临终前转赠给了福尔摩斯——时间是从一九〇一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到一九〇三年十月下旬，其内容都比较敏感。他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了几百起小案子和几次著名的大冒险，还有一件关于赛马被盗案的有趣传闻（“赛马案”）。但在这些或微不足道或值得注意的记录中，还混杂了十来件很可能会带来严重影响的丑闻：皇室亲属的各种不检点行为、外国某高官对黑人小男孩的特殊嗜好，以及很可能会将十四名议会成员曝光的嫖妓事件。
于是，华生医生很明智地将三本日记送给了他，以免误入他人之手。福尔摩斯决定，应该将它们全部销毁，否则在他也离开人世后，这些记录也许就会被公之于众了。他想，要么把它们作为无足轻重的虚构小说出版，要么把它们永久毁灭，以保守住那些当初信任他的人们的秘密。于是，他自己忍住了没有去翻看那几本日记，连一眼都没有看，就把它们扔进了书房的壁炉，纸页和封面冒出浓烟，瞬间爆发出橘色和蓝色的火焰。
很多年之后，在日本旅行时，福尔摩斯又不无遗憾地想起了被毁的三本日记。根据梅琦先生的讲述，他应该是在一九〇三年帮助过他的父亲，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梅琦的说法属实，那么关于他父亲的所有细节可能都在壁炉中化为灰烬了。在下关旅店里休息时，他再次想起了在壁炉中燃烧的华生医生的日记——那炙热的灰烬记录了过去的岁月，却在炉火中分崩离析，像是升天的灵魂般，飘上烟囱，飘入空中，再也找不回来了。回忆让他的思维变得迟钝，他躺在蒲团上伸了个懒腰，闭上眼睛，感受着内心的空虚和无法解释的失落感。几个月之后，当他在一个阴沉多云的清晨坐在石头之间时，这种尖利无助的感觉再度回到他心头。
罗杰下葬时，福尔摩斯不在现场，但他却突然无法感觉、也无法理解任何事了。不知怎么回事，他觉得自己好像全身都被扒光，一种窒息感挥之不去（他衰弱的灵魂此刻正穿越荒无一人的区域，一点点地被驱逐出了他所熟悉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回到世界的路了）。可一滴孤独的眼泪让他苏醒，那眼泪滑落到他的胡须里，流到他的下巴，挂在下巴的一根胡子上，他赶紧伸出手。“好吧好吧，”他叹了一口气，睁开红肿的眼睛，望着养蜂场——他把手从草坪上抬起来，在眼泪掉落之前接住了它。
19
在养蜂场的旁边——然后，又到了别的地方：阳光越来越强烈，多云的夏日清晨退回到了刮着风的春天，他来到了另一个海滩，另一片遥远的土地。山口县位于本州岛的最西端，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与九州岛相望。当福尔摩斯和梅琦先生（他们都穿着灰色的和服，坐在能看到花园景色的桌子旁）在榻榻米垫子上坐下时，圆脸的旅店老板娘用日语向他们问了早上好。他们住在下关一家传统的日式旅店里，店主会借给每个客人一套和服，并且只要客人提出要求，就有机会在用餐时品尝当地人在饥荒时用以充饥的食物（各种汤、饭团，以及用鲤鱼做主要原料的菜品等）。
老板娘从早餐室走到厨房，又端着托盘从厨房回到了早餐室。她是一个很胖的女人，腰带下面的肚子鼓得高高的，她走近时，地上的榻榻米都在随之震动。梅琦先生大声问，在国家如此缺粮少食的时候，她怎么还能长这么胖。可她只是不断地朝客人鞠躬，并没有听懂梅琦的英语，她就像一只营养过剩、温顺服从的狗，不断进出早餐室。等到碗盘和冒着热气的饭菜都在桌子上摆好后，梅琦先生擦了擦自己的眼镜，又重新戴好，伸出手去拿筷子。福尔摩斯一边研究着早饭，一边也小心地拿起了筷子——他一整晚都没有睡安稳，此刻呵欠连天（没有方向的大风一直吹到天亮，风摇晃着墙壁，发出可怕的呜咽声，让他始终只能半睡半醒）。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告诉我您晚上都梦到了些什么？”梅琦夹起一个饭团，突然问道。
“我晚上梦到了什么？我敢肯定地说，我晚上是不会做梦的。”
“怎么可能，您一定有时候也会做梦的呀。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梦吗？”
“我还小的时候，确实做过梦，这点我很确定。我也说不上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做梦的，也许是青春期之后，或者更晚一点吧。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曾经做过梦，我也完全不记得任何细节了。幻觉只对艺术家和有神论者更有用，你不觉得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它们是完全靠不住的，还很麻烦。”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有人宣称自己从不做梦，但我不相信。我觉得他们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压抑着自己。”
“嗯，如果我真的做过梦，那我也已经习惯忽略它们了。我现在问你，朋友，在晚上，你的脑子里又出现过什么呢？”
“很多很多东西啊。您看啊，可能是非常具体的事物，比如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的面孔，最最普通的场景；有时候，又可能是遥远而令人不安的情形，比如我的童年，已经去世的朋友，我很熟悉但和他们原来的样子丝毫不像的人。有时候，我醒来的时候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在那一刻，我就像被困在了现实和想象之间，虽然只是短短的片刻。”
“我知道那种感觉。”福尔摩斯微笑着看着窗外。在早餐室外的花园里，红色和黄色的菊花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摆动。
“我把我的梦看作是记忆中磨损的片段。”梅琦先生说，“记忆本身就像是一个人生命的布料，我认为梦就像代表过去的松散线头，它与布料相连的地方虽然有些破了，但还是布料的一部分。也许这么比喻有点奇怪，我也不知道。不过，您难道不觉得梦就是一种记忆，是过去的一种抽象吗？”
福尔摩斯继续望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是，这个比喻是有点奇怪。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这九十三年都在不断地蜕变、更新，所以，你所说的所谓松散的线头，在我这里应该有很多，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不做梦的。又或者，是我记忆的布料十分牢固——按照你的说法，我大概是在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梦是过去的抽象。它们倒可能是我们内心恐惧和欲望的象征，就像那个奥地利医生老爱说的那样。”福尔摩斯用筷子从碗里夹起了一片腌黄瓜，梅琦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黄瓜送到自己嘴边。
“恐惧和欲望，”梅琦说，“也是过去的产物。我们只是把它们随身携带而已。梦远远不止这些，不是吗？在梦中，我们难道不像是去了另一个地方，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吗？而那一个世界就是根据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经历而创造的。”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么，您的恐惧和欲望有哪些？我自己就有很多。”
梅琦停下来等待福尔摩斯的回答，但福尔摩斯并没有回应。他只是牢牢盯着面前的一盘腌黄瓜，脸上露出深深困扰的表情。不，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不会说出自己的恐惧和欲望的，它们在有的时候是相同的：不断加重的健忘一直困扰着他，甚至会让他在睡梦中喘着粗气，猛然惊醒——熟悉和安全的感觉离他远去，让他孤立无助、呼吸困难；但健忘也压抑了他绝望的念头，让他暂时忘却了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把他困在此时此刻，而他可能想要或需要的一切都近在咫尺。
“原谅我，”梅琦说，“我并不是有意要刺探您的隐私。昨天晚上我去找您以后，我们应该谈一谈的，但当时感觉时机不对。”
福尔摩斯放下筷子，用手指从碗里拿起两片黄瓜，吃掉了。吃完以后，他把手指在和服上擦了擦：“我亲爱的民木啊，你是怀疑我昨天晚上梦到了你的父亲吗？所以你才问我这些问题？”
“也不完全是。”
“还是你自己梦到了他？现在，你希望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在吃早饭的时候告诉我你都梦到了些什么？”
“我确实梦到过他，是的，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说，“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起，”梅琦低下头，“我道歉。”
福尔摩斯意识到自己没有必要如此尖锐，但不断被人逼问一个他并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确实让他厌烦。再说，昨天晚上，他睡不安稳时，梅琦进入他房间、跪在他蒲团旁边的行为也让他很不高兴。当时，他被风声惊醒，哀怨的呜呜声吹打着窗户，而一个男人在黑暗中的身影让他吓得呼吸都停止了（他就像一片乌云，飘浮在头顶，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您还好吗？告诉我，是什么——”），可福尔摩斯压根说不出话，手脚也无法移动。当时，他真的很难想起自己到底置身何处，也听不出在黑暗中说话的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夏洛克，是什么？您可以告诉我——”
直到梅琦离开，福尔摩斯才恢复了知觉。梅琦静静地走了，他打开两人房间之间的推拉门，然后又关上。福尔摩斯侧身躺着，听着哀怨的风声。他摸着蒲团下面的榻榻米，用指尖压了压，又闭上眼睛，想起了梅琦问的话，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告诉我，是什么？您可以告诉我——实际上，虽然梅琦之前一直在说他们共同的旅行是多么开心，但福尔摩斯还是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打探到一些关于他失踪父亲的事，哪怕这意味着要在福尔摩斯的床边守上一整夜（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擅闯进房间，还有什么理由需要他非进来不可的呢？）。福尔摩斯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对梦中的人问过话——小偷、抽鸦片的瘾君子、谋杀嫌疑犯等等（在他们耳边私语，从他们气喘吁吁的嘟囔中收集信息，睡梦中坦白的准确性往往让罪犯们自己都惊讶不已）。所以，他对这种方法并不反感，但他还是希望梅琦不要再对父亲的谜追根究底了，至少，在他们的旅程结束前，能暂时放一放。
福尔摩斯想告诉他，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继续烦恼也无济于事。松田离开日本也许有其合理的原因，也许确实是为了家庭着想。但即便如此，他也明白，父亲一直不在梅琦身边让这个男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那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