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瑟罗尔先生一脸敬佩。“你用的是锯刃？”
“它像剃刀一样锋利……”
韦瑟罗尔先生不无悔恨地深吸了一口气。“那我们还在等什么？”他说，“赶紧动手吧。”
雅克——他是女校长的非婚生儿子——和我负责按住韦瑟罗尔先生，而那位医生的确手脚麻利又彻底，但韦瑟罗尔先生还是痛得晕了过去。等结束以后，他用牛皮纸包起锯下的腿，拿出了房间，等次日回来时，他的手里多了副拐杖。
1788年5月2日
为顾及面子，我重返校园，却发现自己在同学们眼中多了一份神秘。因为校长告诉他们，我违反了纪律，必须搬出宿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成了学校里最热门的话题，充当着无数流言的主角。小道消息说我和一位声名狼藉的先生打得火热——不是真的。说我怀上了孩子——不是真的。还说我每晚都在码头的酒馆赌博——好吧，我的确去过一两次酒馆。
她们没有人猜到，我是在追查曾经受雇刺杀我和我母亲的凶手，随后带着受伤的韦瑟罗尔先生和忠心耿耿的海伦回来，而我们三个此时正和雅克一起住在园丁的小木屋里。
不，没有人猜到这些。
我把海瑟姆·肯威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有一天，我给珍妮·斯考特写了封信。我告诉她我很抱歉。我‘自我介绍’了自己，向她讲述了我在家乡的生活，讲到了我心爱的阿尔诺，还有我背负着的让他“弃暗投明”的责任。
当然，我也提到了海瑟姆的信，还有他那些话对我的触动。我告诉她，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双方达成和平，因为她说得对，海瑟姆也说得对：杀戮已经够多了，这场战争必须停止。
1788年12月6日
这天晚上，韦瑟罗尔先生和我坐上马车，打算进城堡去：那儿有他的“投放点”。
“作为车夫，你比雅克讨人喜欢多了，”他说着，在我身边坐下，“不过我得说，他的马术非常高明。他从来都不用马鞭，甚至很少碰缰绳。他只需要坐在驾驶座上，抬起两条腿，吹一声口哨，就像这样……”
他模仿自己平时的车夫吹了声口哨。好吧，我的确比不上雅克，而我握着缰绳的手也冷得要命，但我很喜欢一路上的风景。冬意渐浓，道路两侧的田地边缘结了冰，在傍晚的薄雾下闪闪发光。今年又会是个寒冬，这点我可以肯定。我很想知道，那些打理田地的农民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又会作何感想。作为特权阶级，我看到的是美丽的景致。他们能看到的只有困境。
“‘投放点’是什么？”我问他。
“啊哈，”他笑着说，拍了拍他戴着手套的双手，呼出的热气在他上翻的领子周围格外明显，“你见过有信使来园丁小屋么？当然没有，因为他们会把信送到那边，”他指了指这条路的前方，“‘投放点’能让我在不暴露藏身处的前提下处理事务。官方的说法是，你正在完成学业，而我下落不明。我希望一切暂时保持这个状态。为了确保这点，我必须通过一系列联系人的中转进行回信。”
“你想蒙骗的是谁呢？乌鸦们？”
“也许吧。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呢，对吧？我们还是没能查清拉多克的雇主是谁。”
我们之间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我们几乎只字不提伦敦之行，但最重要的是，这次旅行并没有多少收获。的确，我拿到了那些信，思想上也成长了不少。但我们去那儿是想找拉多克，而这个目的完全落了空。
好吧，我们是找到了他。只是我又把他放跑了。我们从中得到的唯一信息就是，拉多克已经不再打扮成医生，而且有时会用“杰拉德·毛尔斯”这个化名。
“他不会再用那个化名了，对吧？除非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韦瑟罗尔先生当时咕哝道。这么一来，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就只剩下一条了。
而且当然了，我还被迫杀死了梅·卡罗尔。
在园丁小屋的餐桌边，我们讨论了卡罗尔家可能的反应。回到法国后的一个月里，韦瑟罗尔先生一直在密切注意往来的邮件，但没能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我不认为他们会把这事摆在明面上，”韦瑟罗尔先生当时说，“事实在于，他们想干掉大团长的女儿，而她本人又是下一任大团长。真的，他根本编不出合适的理由。卡罗尔家想要复仇，但他们会在私下进行。他们想要你和我，或许再加上海伦的命。而且要不了多久——或许在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拜访我们。
“我们会做好准备的。”我告诉他。但我想起了野猪头旅店里的那场搏斗，那时的韦瑟罗尔先生已经改变了很多。酗酒、衰老、丧失自信——无论理由是什么，他都不是过去那位技艺高超的剑客了。当然了，现在的他还少了一条腿。我重新开始向他学习剑术，而在教我的同时，他也在磨练自己的飞刀技巧。
城堡的三座塔楼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在广场那里停下马车，拿起韦瑟罗尔先生的拐杖，然后扶着他下了车。
他带着我们来到广场角落的一间店铺。
“奶酪店？”我说着，扬起一边眉毛。
“可怜的老雅克忍受不了那儿的气味，我只能让他留在外头。你要进来么？”
我咧嘴一笑，跟在他身后。他低下头，摘掉帽子，然后拄着拐杖进了门。他和柜台后面的一个年轻女孩打了个招呼，然后去了屋子后面。我强忍着捂住口鼻的冲动，也走了进去，发现他正站在摆满轮形奶酪的木制货架之间。他仰着头，享受着奶酪的刺鼻气味。
“你闻到了么？”他问我。
我想不闻到都难。“这儿就是投放点，是么？”
“没错。看看那边那块奶酪，也许你能找到给我们的信。”
那儿只有一封信，而我递给了他。他读信的时候，我等在一旁。
“没错，”他说着，折好信纸，把信封塞进大衣里，“你知道的，我说过我们的朋友拉多克先生不会再用‘杰拉德·毛尔斯’这个假名了，除非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与此同时，我感觉到了一丝兴奋。
“好吧，他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1789年1月12日
“已宰之牛”酒馆里光线昏暗，烟气弥漫，这点和我想象的一样。酒馆里十分喧闹，但这里黑暗仍旧令人压抑。知道我想起了哪儿吗？加莱的鹿角酒馆。只是把加莱换成了居住环境更加恶劣的鲁昂而已。
我没猜错。这个冬天的确很冷。前所未有地冷。
麦酒的气味飘荡在潮湿的地板上方，就像一团雾气：它扎根于墙壁和木制品里，就连酒客们面前的桌子都散发着酒味——虽然他们并不在乎。有些人朝酒杯弓着身子，帽檐几乎碰到桌面，他们低声交谈，用抱怨和闲话打发夜晚的时间。另一些人三五成群，他们玩着骰子，有说有笑。这些酒客会把空杯子敲在桌上，叫人再端酒来。酒馆里唯一的女性会为他们端上麦酒——那位女招待面带微笑地穿行于男人之间，老练地躲开他们的咸猪手，同时把更多的麦酒洒在地板上。
我走进这家酒馆，逃离在我身边呼啸打转的寒风，用力关上酒馆的门，然后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努力甩掉靴子上的雪。
我穿着几乎及地的长袍，用兜帽遮住面孔。吵闹的酒馆突然安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窃窃私语声。有些人压低了帽檐，另一些人盯着站在门口的我。
我穿过酒馆大堂，靴底敲打着地板，来到酒馆老板和女招待所在的吧台边。两个常客站在吧台前，手里攥着酒杯，其中之一看着地板，另一个用冷酷的眼神看着我。
靠近吧台的时候，我掀开兜帽，甩了甩我的一头红发。女招待抿了抿嘴，几乎条件反射式地双手叉腰，晃了晃胸部。
我仔细打量整个大堂，让他们明白，我一点也不害怕周围的环境。那些酒客以警惕的眼神看着我，不再凝视桌面，他们的注意力纷纷被初来乍到的我吸引过去。有些人舔起了嘴唇，另一些人做着推搡的小动作，还有些人开始窃笑。他们用下流的字眼低声交谈。
我把这些全部看在眼里，然后我转过身去，朝着吧台走去，其中一位常客向旁边挪了几步，给我让出了位置。但另一个没有动弹，他就这么站在近处，故意上下打量我。
“晚上好，”我对酒馆老板说，“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我在找一个人。”我说话的声音很响，整个酒馆都能听见。
“看起来你还真是来对地方了。”我旁边那个鼻子像土豆的酒客粗声粗气地说。他的话引来了哄堂大笑。
我笑了笑，没理睬他。“他的名字是伯纳德，”我补充道，“他有我需要的信息。我听说在这儿能找到他。”
每一双眼睛都转向了酒馆的一角，伯纳德坐在那儿，瞪大了眼睛。
“谢谢你们，”我说，“伯纳德，或许我们可以到外面去谈谈。”
伯纳德紧盯着我，但没有动弹。
“别怕啊，伯纳德，我又不咬人。”
这时土豆鼻男人离开吧台，站到我的前方，面对着我。他的眼神看起来更冷酷了，但他的笑容带着醉意，身子也微微摇晃。
“你给我等等，小丫头，”他用讽刺的语气说，“伯纳德哪儿也不会去的，除非你先告诉我们你想干什么。”
我皱起眉头，打量了他一番。“请问你和伯纳德是什么关系？”我礼貌地问。
“噢，看起来我刚刚当上了他的监护人，”土豆鼻答道，“保护他不被某个有点自以为是的红发娘们伤害，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说。”
酒馆里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
“我是凡尔赛的埃莉斯·德·拉·塞尔，”我笑着说，“说实话，自以为是的人是你才对，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说。”
他哼了一声。“我可不信。而且在我看来，你和你那些同类很快就要完蛋了。”他最后那几个字是转过头去说的，发音也有点含混不清。
“你会大吃一惊的，”我不紧不慢地说，“我们这些红发娘们习惯做事有始有终。我要做的这件事就是跟伯纳德谈谈。我希望把这件事办完，所以我建议你回去喝你的麦酒，让我办我的事。”
“你要办的又是什么事？在我看来，女人在酒馆里能干的活就是端酒而已，恐怕那份活儿已经有人干了。”又一阵窃笑声，这次先笑出声的是那个女招待。
“也没准你是来表演的。对不对啊，伯纳德？你是不是自掏腰包请了个歌手来？”土豆鼻舔着早就湿乎乎的嘴唇，“还是说是另一种表演？”
“听着，你这醉鬼，你把礼貌都忘光了。我会忘掉你在这种情况下说过的话，只要你让开就好。”
我的语气透出坚定，酒馆里的那些人也都注意到了。
但土豆鼻除外：他对突如其来的气氛转变毫无察觉，显然正为自己那番话洋洋得意。“也许你是来给我们表演舞蹈的，”他大声地说，“你在这下面藏了些什么？”说完，他伸出手，拽了拽我的长袍。
他愣住了。我的手伸向他的手，同时眯起了眼睛。接着土豆鼻向后退去，同时从腰带上取下一把匕首。
“哎呀哎呀，”他续道，“看起来这个红发娘们还带着剑，”他晃了晃刀子，“这位小姐，你要剑做什么呢？”
我叹了口气。“噢，我不知道。也许需要切奶酪？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把剑给我，”他说，“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其他酒客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其中几个开始轻手轻脚地离开酒馆，他们察觉到这位访客不太可能自愿放弃她的武器。
而我装作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把一只手伸向长袍。土豆鼻用匕首做了个威胁式的戳刺动作，但我摊开双手，然后缓缓地拉开长袍。
我在长袍下穿着一件皮革束腰外衣，腰间是我的佩剑的剑柄。我把手伸向剑柄，目光不离土豆鼻的双眼。
“用另一只手。”土豆鼻说着，为自己的机智咧嘴一笑，匕首继续做着威胁的动作。
我照做了。我用另一只手的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剑柄，剑身缓缓地滑出剑鞘。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然后我的手腕飞快地一动，将整把剑抽出鞘来。剑柄前一刻还在我左手的两指之间，下一刻就不见了踪影。
一切都发生在眨眼之间。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土豆鼻瞠目结舌地看着那把剑原本所在之处，然后目光急转，看向落向他握住匕首的那只手的剑刃。他连忙抽回手臂，剑刃在沉闷的响声中嵌进木板，在那儿微微摇晃。
土豆鼻的嘴角浮现出胜利的笑容，但他随即意识到自己放松了警惕，匕首也指着错误的方向，给了我足够的空间迈步向前，扭转身体，将前臂狠狠砸在他的鼻子上。
鲜血从他的鼻子泉涌而出，他也双眼翻白。他的膝盖撞到了地板，然后倒在地上，又摇摇晃晃地想要起身。我走上前，用靴子踩住他的胸口，本打算轻轻把他推开。但转念一想，我又改了主意：我后退半步，然后照准他的脸踢了一脚。
他脸朝下倒在地上，仍有呼吸，但已经不省人事。
酒馆里一片沉默，而我向伯纳德招招手，又取回了我的剑。我把剑收回鞘里的时候，伯纳德已经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
“别担心，”我对站在几英尺外、一脸紧张的他说，“我不会伤害你的——除非你打算叫我红发娘们。”我看着他，又说：“你打算叫我红发娘们么？”
和土豆鼻相比，伯纳德更年轻，个子更高，身材也更加瘦削。他猛地摇了摇头。
“很好，那我们就出去谈吧。”
我扫视周围，确认没有其他挑战者——顾客、老板和女招待显然都饶有兴趣地打量脚边的地面——然后我领着伯纳德走出酒馆。
“很好，”到了酒馆外面以后，我说，“我听说你可能知道我的一位朋友的下落——他的名字是毛尔斯。”
1789年1月14日
在鲁昂郊外的某座小山顶上，三个身穿皮革短上衣的农场工人正在高声谈笑。他们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绞架抬上了一个低矮的木制平台。
其中一个工人将一张三条腿的凳子放到绞架下，然后弯下腰，帮着两位同伴给固定绞架的木框钉上钉子，有节奏的敲打声随风传到骑着马的我耳中。我给这匹漂亮又安静的骟马取名为“挠挠”，以纪念我们那条心爱但早已离世的猎狼犬。
山脚是座村庄。它很小，只是散落在棕色的泥泞广场上的十几栋破旧棚屋和一座酒馆，但它仍旧是座村庄。
冷冽的暴雨转为同样冷冽的细雨，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等待在广场上的村民们裹紧围巾，扣上领口的纽扣，等待着今天的消遣：公开绞刑。还有什么能比绞刑更棒的呢？当寒霜蹂躏田地里的谷物，地主提高租金，而国王又打算推行新税的时候，没什么比一场精彩的绞刑更能鼓舞人心的了。
那栋我猜想应该是监狱的建筑里传来一阵噪音，冻得瑟瑟发抖的看客们转过身，看到一位头戴黑帽，身穿长袍的神父走了出来，以浑厚而庄严的嗓音读着圣经。一位狱卒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段绳索。而在另一边，有个双手被捆住，头上带着头罩的男人摇摇晃晃地穿过泥泞的广场，脚下不时打滑，同时漫无目标地大声抗议着。
“我想我们肯定有什么误会，”他在大喊——只不过用的是英语，等到稍后才反应过来，换成了法语。村民们就这么看着他被人领着爬上小山，有些人画着十字，有些一脸嘲笑。周围没有宪兵的影子。没有法官，也没有其他执法人员。看起来，这就是乡下所谓的“司法”。他们还说巴黎人不文明呢。
那个人当然就是拉多克。我在山上俯视着被人用绳索牵着、准备上绞架的他，一时间很难相信他曾经是个刺客。难怪刺客组织会跟他划清界限了。
我掀开长袍的兜帽，甩了甩头发，然后轻蔑地看着站在一旁，用崇拜的眼神盯着我的伯纳德。
“他们来了，小姐，”他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