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惠帝那所谓‘商山四皓’的四位德高望重的老谋臣。”杜光庭曾经为王建做道场，据说做的是专为皇帝求福的“金箓斋”。
杜光庭对人说，从张道陵和陆修静传下来的道法，现在都快要失传了。所以，他积极搜集整理道教斋醮仪轨方面的书籍，还撰写了很多有关著作，是继张万福之后又一位对道教仪轨的确立有贡献的道士。杜光庭写的最长的一部斋醮仪轨著作是《道门科范大全集》，有87卷。另外，他一生也花费了很大精力研究《道德经》，写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藏》中收入了他的著作共20多种。
五代时期仍然有一些皇帝迷信道教炼丹术。南唐烈祖即是其中之一。他日思夜想，希望得到神丹，有一天做了个梦，梦见仙人赐给他神丹，醒后告诉左右的人，要他们出去访求。正在这时，一位道士到宫门口献丹方，他高兴极了，说这道士一定是梦中的仙人，于是让道士为他炼丹，结果也服丹中毒而死。临死时他很后悔，说自己服丹药求长生，谁知死得更快，要后人以他为戒。
这一时期，讲修炼内丹的人更加多起来了。历史上有些道士不主张炼外丹成仙，另搞一套。如盛唐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专门写了一篇《坐忘论》，讲一种“坐忘”的修炼方法。他认为，人们修道求仙，是因为道本身含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得到道就能长生不死，成仙飞升。“夫道者神异之物，灵而有性。”而人的心（即精神）是以道为根本的，由于被外界事物干扰，好像心上面蒙上了一层尘垢，结果就跟道隔开了。要是清除了这些尘垢，就能使心跟道重新接近而得到道。所谓坐忘，就是这种修道工夫，它着重在一个“忘”字，要求修道者在心上下功夫，什么都不要记挂，什么都不要想，内要连自己的身体都忘掉，外要忘掉整个世界，各种烦恼和思虑都排遣开去，达到心中一片虚静，就能跟道结合到一起，从而不死长生。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修炼，或者叫作意念控制也可以，它跟鼓吹“重玄之道”的一些人提倡的修炼方法相类似。
五代时期的一些道士讲炼内丹，还没有完全否定外丹。不少人其实是主张既炼外丹又炼内丹的。因为当时对外丹中毒有一种解释，说是中毒而死的人因没炼内丹，他的身体才经受不住外丹的强力作用。还有人说，养生有内外之分。 内，指人体内部的精和气，它们不能靠金石丹药变得坚凝；外，指人的四肢形体，它所要达到脱胎换骨的变化，不能靠内丹修炼。光炼内丹，只能使精气不散；光炼外丹，只能使形体发生变化，二者结合，才能得道成仙，白日升天。
在道教史上，主张金石丹药一吃就能成仙，从葛洪开始，一直影响很大。宋以后内丹派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主张内丹一炼成就能成仙的，后来占了上风。隋唐时期，内丹外丹基本上同时发展，五代以后外丹术开始走下坡路，内丹术开始抬头，关于外丹只管躯壳，内丹只管精气的说法大为流行。古人认为，肉体（形）和灵魂（神）合一才成为活生生的人。认为内丹和外丹必须同时修炼的思想，大概就是建立在这一基本认识上的。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五代时期可算是一个联结隋唐和宋元的过渡时期。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道教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登基建立北宋王朝，至1368年明王朝开国，这400余年史称宋元时期。
赵宋王朝国力一直较弱，与相邻的辽，西夏、金以及后来逐渐强大的蒙古之间战争不断，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宋代帝王对道教的崇奉都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都希望借助道教保佑皇权稳固，安定民心，缓和民族和社会矛盾。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也采取利用道教的政策。
元代，民族矛盾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元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对各宗教都加以扶植利用，给道教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条件。
在宋元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道教进入了又一个发展和变革的新时期。
第一节 宋王朝与道教
北宋历代帝王对道教都很崇奉，其中数宋真宗（赵恒，公元997—1022年在位），宋徽宗（赵佶，公元1100—1125年在位）最突出。
宋初，太祖对道教并没有特别倾心，他佛教、儒教、道教三教并重，但实际上佛教势力更大一些。宋太祖时，中国出版了第一部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全集《大藏经》，因为雕成于开宝年间，世称《开宝藏》。太祖虽然对几个名望很高的道士，如苏澄隐、马志通、刘若拙等人曾加以优待，但对整个道教的态度比较严峻。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宋太祖曾整顿佛道二教，让不合格的道士还俗，并下令禁止随便度人入道，禁止道士私自钻研天文星象的学问。大概是有鉴于历史教训，害怕有人利用它制造政治流言，蛊惑人心，造成社会不安定。
宋太宗赵匡义继承他的哥哥当了第二个皇帝，在当时，这不大合乎皇位父子相传的惯例。所以，他早就想到了利用道教。于是授意宦官王继恩，让道士张守真编造了一个“诩〔xu许〕圣”（神名）降凡显灵的神话。说是有一个天神，在空中召唤张守真，自称是“高天大圣玉帝”的臣下，奉玉帝的命令来到人间，帮助大宋王朝。据说在太祖临死前一天又要张守真传话，说太祖已经遵照上天符命完成建国大业，将来的皇位继承人最好选他的弟弟。太宗即位后，封此神为“诩圣将军”，特地花了三年时间在终南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上清太平宫供奉它。除每年在一定的日子设道场祭祷外，遇到旱涝灾害或政治军事大事，都要祈请它赐福消灾。太宗还赏给张守真紫衣和崇元大师的称号，让他主持上清太平宫。
太宗利用这一神话大肆宣扬，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继承皇位合理合法，是奉上天玉帝的“神旨”。据说，太宗死后，“诩圣”就不再显灵了。宋真宗即位后的头几年，并不怎样热衷于道教。每年例行公事一样按时祭祀“诩圣”，还在宫中安放神像，但并不搞大规模的崇道活动。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开始，他积极利用道教为政治服务。就在这一年，真宗同宰相王旦、大臣王钦若合谋编导了所谓“天书”降临的闹剧。
当时，宋真宗已同辽国订立和约，无意为收复失地再对辽用兵，但又怕国内人民不服，想利用道教安定人心。于是，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正月，把王旦和王钦若等人召到宫中，对他们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真宗自己就寝的屋子四周都用青色帷幕围遮着，白天黑夜不点蜡烛根本看不清。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时分，忽然满屋子亮堂堂，不一会儿一位神人下降到屋子中央，告诉他，下月初三最好在正殿建黄箓道场一个月，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真宗不敢泄漏天机，恭恭敬敬按神人的吩咐斋戒吃素，在朝元殿建道场，等候天神赐书已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接到皇城司官员奏报，左承天门屋南角，飘下一缕黄丝帛，长二丈左右，封裹着一件像书册的东西，隐隐约约看得见里头字的笔画。这准是去年神人所说的天书！
听了真宗的话，王旦他们三呼万岁，一起到承天门取下“天书”，真宗恭恭敬敬捧着，到道场才开封。据说，天书中称赞了真宗，还告诫他要“清静简俭”，还说赵宋江山将千秋万代地传下去。
真宗接着搞了一系列祭祀活动，煞有介事地将神降天书这件事祭告天地、祖先。又邀请文武百官还有辽国使臣陪席，举行庆祝活动。又按天书的名，改年号为“大中祥符”。这一年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内。五月，真宗说梦见神人相告，六月份还有“天书”降于泰山。 由于事先安排，六月居然有“天书”降于泰山醴〔li礼〕泉。第二年，真宗下令，规定天书下降泰山的那一天为“天贶〔kuang况〕节”，要设道场祭祷，又令全国各地都修建天庆观。真宗制造并利用天书下降事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少见的崇道狂热。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十月，真宗又自称梦见神人传达玉皇大帝的命令，让他等候赵家始祖的接见。原来赵家的始祖是远古的轩辕黄帝，名叫赵玄朗。于是，真宗布告全国，尊黄帝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过了三年，又尊玉皇大帝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大天帝”。也就在这一时期，玉皇的地位上升为天上的最高神。
唐代奉老子为“圣祖”，真宗奉黄帝为“圣祖”；唐玄宗装神弄鬼，多次自称梦见神人，还诡称获得“灵宝符”而改年号为“天宝”，并在全国建真符观；宋真宗也装神弄鬼，多次自称梦见神人，编造“天书”下降的假话而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并在全国建天庆观。但是，宋真宗崇道的目的跟玄宗大不一样。玄宗主要是追求长生，而真宗则是为了所谓外保国，内安民。他导演“天书”下降等一系列闹剧，是为了神化赵宋王朝，对外，想吓唬十分相信天神符命的辽国统治者，使他们收敛侵略野心；对内，也能起到镇服百姓的作用。所以他比较重视传统的道教符箓派。这一派也以祈福禳〔rang瓤〕灾，除妖驱邪的斋醮法术积极为朝廷服务。而道教中重视个人修炼成仙的派别，则不受重视。
宋徽宗（公元1100—1125年在位），是北宋又一个著名的崇道皇帝。由于他昏庸无能，做皇帝才10余年就导致国家内忧外患不断，社会日益动乱。出于同真宗一样的目的，他与大臣蔡京以及宦官、道士共同策划了天神降临的闹剧。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一月，徽宗率文武百官到南郊祭天。半道上，他声称看见不远的地方像有楼台亭阁重重叠叠，问蔡京的儿子那是什么地方。蔡京的儿子装模作样地回答说，他也看见了，这些楼台亭阁隐隐约约都离地数十丈，还说看见了不少道装穿戴的仙童相继出现在半空中，连衣服眉眼都很清楚。徽宗于是亲自写了一篇《天真降临示见记》颁布全国，命令在京城修建迎真馆，大搞所谓迎接天神降临的活动。
过了三年，喜欢吹牛说大话的道士林灵素，听说徽宗自称曾经梦游天上的神霄府，便编造了一套鬼话，说天有九霄，最高一霄是神霄，那里设有神霄府。徽宗即是神霄府的神霄玉清王，又叫长生大帝君，是玉帝的长子。为了解救人间苦难，玉帝让他来到人间当皇帝。现在神霄府暂时由他的弟弟青华帝君代管。还说蔡京等人以及林灵素本人原来都是神霄府的仙官，为了协助徽宗治理天下才下凡的。徽宗听了，又是让林灵素改掉原来的名字，又是给他赐封号。
第二年（公元1117年）二月，徽宗君臣和林灵素经过策划，又制造了一次天神降临事件。徽宗声称他的弟弟青华帝君夜里降临皇宫，带给他玉帝父亲的指示和天书等等。命令召集2000余名道士，由林灵素向他们宣告这件事。还下令京城无论官吏百姓，人人都要佩戴据说来自神霄府的秘传符箓。四月，徽宗又授意让道录院上表章册封自己为“救主道君皇帝”。徽宗导演天神降临嫌不过瘾，干脆自称天神下凡。
由于徽宗的大力推行，道教又一次达到兴盛高峰。全国各地道观林立，高级道士特别是那些道教首领地位显赫，各级官员对他们都“以客礼相见”。新的道教经书大批出笼，原来流传的也得到搜集整理。北宋初期第一次雕版印刷了佛教《大藏经》，这时第一次有了道教经典大汇集《政和万寿道藏》。
后来，这位自称天神下凡的皇帝，被金国抓去做了俘虏，死在异邦他乡。
南宋王朝吸取徽宗崇道祸国的教训，虽然也利用道教搞一些斋醮法事活动，但并不真正重视。只有宋理宗（赵昀，公元1224—1264年在位）稍稍不同。他曾经召见正一道士35代天师张可大，授权他总管南方正一道、上清派（茅山宗）、灵宝派等道派，以及直接为皇宫服务的道教宫观的所有宗教事务。理宗还向全国推荐道经《太上感应篇》，大肆宣扬道教的善恶报应思想，利用它来维护封建礼教，巩固自己的统治。
《太上感应篇》简称《感应篇》，作者可能是宋人李昌龄。其中对书题有一番解释：
太上者，是道门至尊之称也。由此动彼谓之感，由彼答此谓之应，言善恶动天地，必有报应也。
并说人身有“三尸神”，每时每刻都在记录这个人干的坏事。古代以十大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用这一套东西来计算日期。据说每逢庚申日，这位三尸神就要上天报告它做的记录；这个人的寿命有多长，据说就是由他做的坏事和犯下的罪恶的大小轻重来决定的。这种“天人相感”、“善恶报应”的信仰在历史上可溯源至汉代以前。宋理宗在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命令临安（今浙江杭州）太乙宫刻印《太上感应篇》，并颁发全国，使它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这部书还流传到东亚各地，日本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也曾翻刻出版。
第二节 道教符箓派的发展
宋代帝王崇道，看中的主要是道教那套所谓能够为人祈福禳灾、除妖驱邪的东西。所以，注重符箓咒语、斋醮法事的符箓派得以兴盛 一时。它促使一些历史传统本不注重符箓法术的派别也朝这个方向发展。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分别以龙虎山、茅山、阁皂山为本山的正一、上清、灵宝三大派被封为“经箓三山”，于是三派鼎立，都在江南地区传播发展。这些旧道派顺应历史潮流，改革教义教法，派生出了一些新的支派。同时，一些新符箓道派，如神霄、清微、净明等派，也应运而生。
正一道
道教符箓派别中历史最久长的是正一派，它也叫正一道。正一道的前身是五斗米道，也就是天师道。据说张道陵四世子孙张盛从川陕一带迁到江西贵溪龙虎山，后来这里就成了正一派的中心。陆修静编写《三洞经书》目录时，四辅中正一部中所收的主要是六朝时流行的天师道经典，它的位置排在最后。隋唐时期，修习正一经法规定为入道者的入门课程，级别最低。到了北宋真宗时期，正一派得到朝廷重视，真宗下令改龙虎山真仙观为上清观，又召见第24代正一天师张正随，赐给他当时道士中级别最高的称号“先生”，这是正一天师首次得到朝廷赐号。从张正随开始，直到南宋末的第35代天师张可大，几乎代代正一天师都得到赵宋王朝的赐号。
宋徽宗时，第30代天师张继先极得宠信。朝廷为他在京城附近修建了“崇道观”，龙虎山本营的上清观也升格为“上清正一宫”，有国家拨钱扩建，另外皇帝还给了巨额庙产。
自从张可大被宋理宗授予总管符箓各派的大权，正一派就取得了符箓派道教的统领地位。
正一道在元代也被尊宠。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召见第36代天师张宗演，请他吃饭，赐给他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和银印，让他主领江南道教。第二年又封他为“宣道灵应神和真人”。此后，历代正一天师都被元统治者封为真人。第39代天师张嗣成，在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被封为“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并被授权掌管全国道教事务。
元代，龙虎山天师府权力很大：可以建议任免江南各地道教事务管理官员和道观管理人员，向皇帝提出新建道教宫观的经费供给和人员编制，它还可以直接发放“度牒”，即道士身份证，批准人们当道士。元统治者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