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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特别提款权，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国际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美元短缺的问题。可是等到第二年特别提款权正式启动时，世界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通胀水平急剧攀升，1970年接近6％的水平，世界的美元储备也迅速增长。没有几个国家还在强烈要求获得特别提款权这个美元的替代物，流通之中真金白银的美元已经绰绰有余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近年来美国黄金储备总量由相当于外国银行持有美元总量的50％暴跌至22％的水平，越来越多的美元能否继续可靠地与固定数量的黄金挂钩。正如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尔·德斯坦1970年所说的那样，美国“不可能永久地要求人们根据一块有问题的时钟来设定他们手表的时间”。尼克松政府必须改变其国内经济议程，并调整其在诸如越南等地方进行的代价不菲的军事行动，使之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或者它就必须放弃自欺欺人的观点，即美元在这个体系中具备天生的特权。
美联储的官员警告称，一场美元的信心危机可能随时爆发。但是时任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副部长的保罗·沃克尔日后回忆道：“总统们——其中当然包括约翰逊和尼克松——不希望听到他们的政策选择要受到美元弱点的制约。”尼克松当然对由哈里·怀特创立的神秘的货币新发明没有任何留恋，他长期以来都坚信怀特是个叛徒。
到了1971年5月，美元的压力已经令德国无法承受。德国马克曾于1961年和1969年两次升值，但是持续不断的资本流入进一步推高其汇率，自1970年以来资本流入达到了96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40亿美元）。经过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德国政府于5月10日允许马克的汇率自由浮动。这一做法成功抑制了投机性资本流入德国，但是它未能阻止资本流出美国。尼克松的财政部长、自称为“恶棍”的约翰·康纳利愤然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皮埃尔…保罗·施维策提出的美国提高利率或使美元贬值的建议，反而指责日本“控制经济”的做法，后者在马克自由浮动之后成为了投资性资本最新的目的地。康纳利希望日元升值。他在公开场合要求扩大美国产品在外国的市场准入，在私下场合则提出美国“将不得不修改其与日本和德国的共同安保安排”以解决其收支失衡的问题。但是日本不愿作出让步。
8月6日，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当前为了加强美元需要采取的行动》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认为应当进一步使美元走弱。美元被加速抛售。法国派出一艘军舰将她存放在纽约联储金库中的黄金运回国。华盛顿则在激辩应对之策。尼克松被康纳利说服了，选择采取一个大胆而决定性的举措。8月15日，总统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除了降低税收、90天内冻结工资和价格以及加征10％的进口附加费以外，黄金窗口也将被关闭，美国将不再用黄金兑换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施维策仅仅在这一决定宣布前一个小时才得到通知，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下的义务。19康纳利随即清楚而残酷地向一群欧洲的官员说明了总统的首要任务，告诉他们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被终结了。虽然在过去近60年中货币与黄金之间的纽带一直在不断瓦解，但是对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而言，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这种状况仅仅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权宜之计。20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美元实际上是最后一艘固定在黄金锚地上的船只，船上承载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货币，而美国正在切断锚索，永久地驶离黄金的锚地。哈里·怀特曾经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元国际霸权的终结。他在1942年时写道：“有些人认为一种全球通用但不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是可以和各国的主权并存的。但是，少许思考就可以揭示出任何此类想法的不切实际之处。一个外国今天之所以愿意接受美元作为货物和服务的支付手段，是因为她肯定她能够以固定的价格将这些美元兑换成黄金。”21世界将先迎来一波惊涛骇浪，之后才能弄清楚怀特的判断正确与否。世界会陷入20世纪30年代那种急剧增长的保护主义之中么？或者，某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在没有黄金支持的情况下运转么？
施维策的做法惹怒了美国当局。他在广播上提出，可以采取普遍调整固定汇率水平的做法使国际货币体系维持下去：“你可以称之为美元贬值，你也可以称之为重新调整其他国家的货币。”2212月，十国集团的部长们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艰难谈判，施维策终于如愿以偿。平均来说，美元贬值约10％，德国马克升值13。57％，日元升值16。9％，黄金升值8。57％（升至每盎司38美元）。汇率围绕新平价变动的允许范围由1％扩大到2。25％。尼克松称赞这份协议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23
尽管货币协定的历史确实令人失望，但尼克松的上述说法仍属一派胡言。尼克松将于第二年11月面临一场选举，他并不准备将他的命运与新的美元平价水平牢牢捆绑在一起。1972年6月，反对固定汇率的乔治·舒尔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延续了他的前任直言不讳的风格，否认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义务。他宣称：“圣诞老人已经死了。”24总统成功地强迫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降低了利率，这一政策刺激了全球货币供应的增长。1973年1月，在尼克松大败民主党挑战者乔治·麦克格文两个月之后，他便结束了工资与价格管制；美元又恢复了外流。沃克尔秘密地飞赴东京和波恩谈判新的平价，但是舒尔茨反对美国政府对维护平价作出任何承诺，因为这会妨碍他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即结束资本管制。在节奏紧张的多边谈判中，美国现在采取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英国曾经采取过，而哈里·怀特坚决反对的谈判立场：即盈余国应被迫减少顺差。国会议员甚至要求针对诸如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援引此前遭人痛恨的稀缺货币条款。盈余国究竟是谨慎而负责任的，还是顽固而自私自利的，答案看起来取决于回答问题的人所在的国家是不是盈余国。这样一种立场对于开展长期国际货币合作而言不是个好兆头。
1973年3月，十国集团正式宣布停止过去近两年来为重建固定汇率平价体所采取的曲折复杂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中，没有一个国家还在遵守基金组织协定的条款。美国拒绝支持施维策再连任一届基金组织总裁，并于9月将他扫地出门，而不顾欧洲国家的激烈反对（就法国而言，她表示反对似乎更多是因为美国人恃强凌弱的做法，而非因为施维策本人）。新任总裁是曾任荷兰财政部长的约翰内斯·维特费恩，他启动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固定（而可调整）汇率基本原则的历史进程。维特费恩于1974年1月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大范围的汇率浮动是不可避免的，也确实是可取的。”25然而，德国与法国从未放弃他们决心在欧洲层面固定汇率的努力。1999年欧元创立，标志着为使这样一个体系长期存在而付出的数十年艰苦的政治努力终于取得成果；此外，欧元的创立还旨在为更深层次的欧洲政治一体化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然而到了2011年，欧洲大陆债务危机已经表明，货币联盟自身不足以替代一个能够使盈余国和赤字国互相通融调和的切实可行的政治机制；事实上，货币联盟的维系需要以这种机制为必要条件。
1973年，十国集团政府未能达成一个稳定汇率的新机制。但是在当年的背景之下，并非所有人都将这场政治上的失败视作一件坏事。10年之前，当特里芬建议设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吕夫倡导回归古典金本位之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一直在对国会宣扬美元汇率自由浮动的好处。弗里德曼和吕夫一样青睐“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因为在该体系下经济“纪律的强制实施依靠的是那些非人性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反过来又反映了资源、偏好以及技术的现实”，但是他认为回归这样的纪律是一场政治的白日梦。26相反，允许市场决定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价格水平，将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追求国内经济目标，而无需被国际收支问题所困扰，也无须在无穷无尽的谈判中安抚外国的政府。
但是，并非所有与弗里德曼一样从道德和经济学角度坚信自由企业市场体系的著名经济学家都赞同他对浮动汇率的乐观观点。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比弗里德曼早获奖两年）早在1937年就提出，浮动汇率制度将导致资本流动产生灾难性的不稳定结果。在古典金本位下汇率是固定的，短期资本流动“总体而言往往能够缓解由临时性国际收支逆差的最初原因所引发的紧张压力”。27这是因为投资者有这样一种预期，认为任何偏离汇率平价的状况都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这就为那些迅速低买高卖的人创造了盈利的机会。但是，如果汇率是可变的，资本流动往往会追随之前的流向，并因此而加剧汇率的波动。28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曾经评论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然而，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会提出，在不以黄金为锚的情况下，试图在法定货币体系中固定双边汇率的做法将造成更大的经济危害。29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于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球的“滞胀”，即低增长加高通胀，都感到束手无策。然而，弗里德曼将责任归咎于央行未能限制货币供应的增长，而哈耶克则认为当政府不再受到金本位所施加的那种外部硬约束时，这种不守纪律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1976年，哈耶克公开宣布赞成用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发行机构取代垄断的中央银行。30
特里芬、吕夫以及哈耶克提出的激进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替代方案，即国际货币、恢复金本位以及私人货币竞争，并不合各国政府的心意，尤其不合美国政府的心意。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走得更快一些，因为它不会威胁到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会使其变得无足轻重。当吉米·卡特总统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开展这项实验的时机成熟了。通胀持续飙升，并于1980年达到了14。7％的高位。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是终极的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的黄金，其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盎司87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400美元），是十年前官方价格的25倍。石油生产国威胁要使用美元替代物为其产品定价，并作为其货币储备的计价单位。
身高两米零一、身材魁梧的沃克尔着手收紧货币供应，并允许市场利率升至美国历史上难以想象的高位，通过这些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并切断推动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尽管受到了凌厉而持续的人身攻击，但是他仍然允许联邦基金利率于1981年6月飙升至20％的高位。美国陷入了衰退，失业率高企。国外的情况更糟。20世纪70年代全球美元过剩刺激了对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贫穷国家的借贷，这些借贷行为由花旗集团主席沃尔特·瑞斯顿的一句格言作为担保：“国家不会破产。”但是现在，随着借款成本飙升以及初级商品出口价格暴跌，国家就是破产了。在新的全球法定货币体系下第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已经发生了。
凯恩斯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之后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就是过于简单、毫无价值的。”然而，沃克尔执意要驶入风暴之中，他认为如果政府试图回避前方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么风暴只会变得更加猛烈。通货膨胀迅速回落，并于1983年降至3。2％的年化水平，并开始在这个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同时经济恢复了增长，就业也逐渐回归。此后延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增长似乎最终证明了沃克尔政策的正确性。增长的基础是美联储对消费者价格通胀水平的高超控制，而这主要是在艾伦·格林斯潘的指导下实现的。
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以及其他人宣称，世界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绰号“大缓和”的新时代。31在黄金的问题上，哈里·怀特的回答似乎错了。它看起来确实是凯恩斯试图从人类货币意识中消除的那种野蛮的残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出售了大量的这种“残余”储备，到了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候，金价被推低到了每盎司290美元。美元称王称霸，包括韩国、俄罗斯和巴西在内的众多国家从其外国债权人的行动中痛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这些债权人中就包括现在千夫所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案似乎应该是积累更多的美元，而方法则是压低汇率以及创造贸易顺差。
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新兴经济大国的中国于1994年起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对于一个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使用美元开展大部分贸易的国家而言，自愿进口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即使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混乱的局面之中，尽管各方均猜测她会效仿邻国货币贬值的做法，但中国仍然坚持了这一政策。这为她赢得了美国政府的极高赞誉。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1998年5月公开表示：“中国维持其汇率政策，并因此成为了这个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32
今天，中美两国大约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过去十年中不断加剧的全球贸易失衡局面主要是由这两个经济大国制造的。就像特里芬和吕夫肯定会预见到的那样，货币的麻烦出现了。支付给中国用来购买商品的美元第二天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回到了美国，并且随后迅速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重新循环并创造出更多的廉价信用。中国的贸易顺差或美国的赤字日益增长，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扭转这种趋势，既没有美元贬值以提高美国货物的竞争力，也没有黄金外流或美联储紧缩货币供应以限制美国的信用增长。各种形式的贷款证券化蓬勃发展，尤其是与住房有关的贷款证券化产品。黄金价格也迅速攀升，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中国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货币储备：到2012年中期达到3。24万亿美元，其中约有60％是美国政府债券。而美国则积累了全世界最多的国际债务，高达15。5万亿美元。两个国家的政府各自都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规模巨大的储备或债务及其发展轨迹：中国担心其积聚美元的全球购买力突然崩溃，美国则担心其外国融资突然中断。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拉里·萨默斯称作是一种“金融恐怖平衡”。33两国政府无法找到合作的途径来缓和这种局面。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大转弯，从摩根索和怀特时期坚决维护其债权人的特权，转变为马歇尔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