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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把武则天放在了皇宫掖庭的角落。武则天没有得到太宗皇帝的宠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过去了，她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才人。对她来说，已经是相当失意了。
但是，在此期间，她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在学识和思想方面比以前有了更大的长进。她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按照唐王朝的规定，内宫妃嫔的最高首领是皇后，妃嫔们不仅要跟皇后学习妇礼、四德、祭祀、宾容，而且还要跟宫廷教师们学习书法、筹算等技艺。由于长孙皇后病故，太宗皇帝没有再立皇后，所以，武则天进宫后没有受到皇后的约束，除尽自己作为才人的职责外，就同众妃嫔一起学习礼乐，特别是诗歌和书法。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知道了一个女人光靠外表的美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修养，要有思想，甚至还要有见识，才能在宫中站住脚，才能会有地位。
宫廷生活的内幕逐渐向她拉开后，长期的才人生活使她更深刻地感觉到，皇宫并不是每个人的天堂，这里有承欢粉黛的笑颜，更有皓首宫娥们的辛酸和痛苦。表面上大家都举止端庄，彬彬有礼；实际上争风邀宠，矛盾重重。这里的一切都是尔虞我诈，不进则退。武则天从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她也不自觉地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响，学到了太宗皇帝的政风和驾驭群臣的手段。史载唐太宗以亡隋为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励精图治，是封建帝王的楷模。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作为才人，武则天虽然没有直接干预过唐太宗的政事，但她数年生活在皇帝左右，对此一定是很清楚的。在唐太宗的影响和熏陶下，武则天的阅历逐渐增加。
这些，只是武则天宫廷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对于一个抱有很大企盼而入宫的年轻女子来说，最不幸的遭遇便是被皇帝遗忘。在这种不幸之中，到什么地方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构成了武则天宫内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便是佛教。
唐初的佛教发展开始向鼎盛的高峰攀登。宫廷之中佛教信仰也非常普及。这和唐高祖李渊及太宗李世民的扶植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
唐高祖李渊登上皇位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长安的朱雀门大道设无遮大会，置佛教道场，诵经忏法，史载京师士女云集。后他又下敕在各地建寺、施舍、办法会等，一下子使佛教势力大增。朝中有识之士如傅奕等曾上疏反佛，佛教徒也站出来进行争辩，迫使高祖下诏沙汰僧尼。太宗继位后，以帝王身份平息了佛与道、佛与儒的争论，大谈三教出一源，作用一致，要求儒释道三教共同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对于佛教的作用，太宗皇帝看得更清楚，他在亲手撰制的《大兴善寺钟铭序》中说：“皇帝道叶金轮，心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按佛教说法，菩萨有时应世，即变化成人间的圣王，故称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因乘坐车子的轮子分别为金银铜铁，这样就有相应的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铜轮圣王及铁轮圣王的称呼。
佛教认为，金轮圣王统四天下，银轮圣王统三天下，铜、铁轮圣王依次类推。这里，太宗皇帝自比为金轮圣王，表明自己就是菩萨的化身。作为菩萨的化身，他当然要把“云和之声”与“法鼓之音”结合起来，要把“雅颂之声”与“梵呗之音”结合起来。
在这种大的崇佛氛围中，宫廷的情况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召沙门玄琬进宫为皇子诸王授菩萨戒，并为玄琬在皇宫附近修建了普光寺，后又请他入宫为皇后及六宫妃嫔授戒；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命京师长安各寺和尚于每月27日作法行道；其夏天旱，又诏令高僧27人于天街门祈雨七日；不几日，又诏宣高僧明瞻入宫，为宫内宣讲佛教慈救之要旨；长孙皇后病逝后，太宗皇帝又率内宫妃嫔到弘福寺为她追福，并亲自撰写愿文，施绢200匹。在皇帝的尊崇扶植下，佛教完全渗透到了宫中的各个角落。史籍载，当时佛教的一些著名高僧，经常出入皇宫，在内宫或作法事，或宣讲佛法，或授戒剃度，成了内禁的常客。
由于受母亲杨氏夫人笃信佛教的影响，武则天在宫内开始从佛教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她在自己的寝室里安了个佛龛，请了一尊弥勒佛供养。她选择弥勒佛供养，可谓动了一番心思。弥勒佛实际上不是佛，而是菩萨之一，也被称为慈氏。佛教传说，这个菩萨不同于别的菩萨，释迦牟尼曾预言这个菩萨将来要继承自己的佛位，要当未来佛。武则天供养弥勒佛的用心是很清楚的，供佛是在寂寞中寻求精神寄托，但供奉弥勒佛，却给自己内心一种希冀，她希望自己以后能有弥勒佛那样的将来，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将来啊！
供上了佛龛，武则天小小的寝室就是一个佛教的道场了，她本人也就按一个正式的佛教徒要求自己了。清晨，起床梳洗后，先诵《大佛顶首楞严神咒》。楞严是坚固的意思，诵其咒是为了先坚固自己的心志。然后，再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其中领悟佛说般若（意为智慧）的精要。到了晚上临睡觉前，先诵《佛说阿弥陀经》，为自己往生西方净土祈愿。然后诵《礼佛大忏悔文》，希望能够消除自己以往的宿业，再不造未来的新业。
就这样，人们每日早晚便可听见武才人的寝室内传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八人俱……”的诵经声。刚开始，人们觉得有些不大习惯，后来也就慢慢地适应了。
武才人为了能够广种福田，祈望佛祖给自己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她在供佛诵经的同时，还把抄写佛经作为自己每日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按佛教的说法，佛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才可称为经，佛经在佛教中既是理解教义的依据，同时又是佛教所谓三宝（即佛、法、僧）中“法”的载体，是佛教供养和崇敬的对象之一。佛教还认为，佛祖释迦牟尼每说完一部经，便指使天神如天龙八部、金刚等护佑此经，并要求信徒广为传布。所以，抄写佛经是佛教提倡的善事之一，也是给自己播种福田的有效途径。武则天每日抄写佛经前，都要先沐浴或净手，而且抄写的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抄写几个字或十几个字。时间就是在这种抄写佛经时平静的心情中逐渐消失的。
这是她所追求的一种平静，因为她知道自己在皇宫中寂寞的日子还很长很长……。武才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了解太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情况，由于每日诵经念佛、抄写佛经，所以她较多地关心太宗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佛教的态度。
早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朝野对佛教的态度不一，排佛和存佛相互争论，不分上下，最后高祖皇帝采纳傅奕等人的意见，下诏沙汰僧尼。这不是彻底排斥佛教而是有限度的限制佛教。具体要求是凡僧尼中精勤炼行守戒律者，集中于大寺居住，并供给衣食；其他僧尼责令还俗。在决定沙汰僧尼的同时，高祖皇帝还诏令沙汰道士。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把教权控制在皇权之下，为李唐王朝提供更多的生产劳动者，增加朝廷赋税的收入。这是一个封建政治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唐高祖沙汰僧尼的诏书一下，使佛教徒深感惊吓，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该年六月，高祖皇帝退位，太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高祖皇帝关于沙汰僧尼的诏令停止实行，佛教僧侣们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太宗皇帝就停止沙汰僧尼专门发了一道诏书，明确表示僧尼道士宜依旧定，暂不改更。太宗皇帝即位后，所以不行高祖沙汰僧尼道士的诏令，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本为高祖李渊的次子，李渊代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各地战乱时，亲自率军出征，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后来他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后才做了皇帝。他即位之初的最大问题是不集各种矛盾于自己一身，需要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力求得到各种人士包括佛教僧侣的支持。这便是他停止实行沙汰僧尼诏令的真正意图。
上述情况，当然是武则天进宫后才详细了解的，她开始发现，佛教不仅仅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追求，佛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被帝王器重和利用的力量。
武则天想知道太宗皇帝更多的与佛教的联系，她想从其中领悟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太宗皇帝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一视同仁、三教并举的方针。他即位之初，便经常到朝廷的国子监去，那里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儒家的思想和伦理纲常。太宗皇帝亲幸国子监，表明自己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他还经常对臣僚说：下面人们的行为，都是从最上面的皇帝那儿学来的。过去梁武帝志尚浮华，喜欢佛教，数次舍身到同泰寺，并且亲自宣讲佛经，这就带动了百僚属官及普通老百姓尊崇佛教。所以，梁武帝为帝的梁朝，人们空谈佛教的苦啊空啊，都不以国家大事为正事，这样能不败亡吗？我做皇帝，当然要以此为鉴。我的志趣和重视的不是佛教，而是尧舜之道的周孔之教。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毕竟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尽管采取了三教并举的方针，但还是将儒家的学说放在了首要地位。
武则天还听说了一件事。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也就是自己入宫前四年。当时，太宗皇帝喜爱的长孙皇后有病，久治不愈，而且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说：“您病了以后，医药备尽，但尊体仍不愈，我心里非常难受。是否可以向父皇建议大赦囚徒并度人为僧。佛教说度人为僧可以致福，希望这样您能得到福佑。”长孙皇后反对说：“死生都是命里注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如果修福能够却祸，我这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如果行善没有效果，那又有什么福佑可以祈求的呢？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佛教也是你父皇经常忧虑的事，他经常说佛教是异方之教，不是东土的伦常之教。不能因我一个妇道人家而乱了天下大法。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建议。”这件事，从侧面说明太宗皇帝对佛教没有完全认同的基本态度。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太宗皇帝对佛教还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能够给予一定的扶植，并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这一点，武则天也了解的比较清楚。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为秦王时率军破王世充，得到了少林寺僧人的大力帮助，即所谓十八僧棍救秦王。后来李世民做了太宗皇帝，他特派遣使者持书告少林寺住持，邀请当年立功僧进京晋见，这些僧人坚决推辞而不受邀，太宗皇帝为了笼络这些僧人，随后给少林寺赐黄锦千段，并诏封少林寺僧人昙宗等人为大将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于起兵兴唐以来各交兵处各建佛寺一座，费用由政府财政开支。按照这一诏令的旨意，在太宗皇帝当初率军击破农民起义军和各割据势力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计有：幽州破薛举立照仁寺，台州破宋老生立普济寺，晋州破宋金刚立慈云寺，汾州破刘武周立弘济寺，邙州破王世充立照觉寺，郑州破窦建德立等慈寺，洛州破刘黑闼立弘福寺。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还诏令为那些被他亲手杀死的人设斋行道进行超度。他还不时接见高僧大德，延请名僧入殿行道，为皇太后祈福。有时还请高僧祈雨禳祸等等。太宗皇帝即位初对佛教的宽容和扶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他想以自己为表率，激发臣下和普通老百姓的宗教热情，用佛教作为统治的纽带，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使更多的人支持他，使更多的社会集团拥护他。这是武则天通过思考而发现的其中奥秘之所在。
武则天还发现，太宗皇帝在即位后的一段时间，根本不信佛教。有一次，太宗皇帝问大臣傅奕：“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可你一直激烈反对佛教，其原因何在？”傅奕回答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历史上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使百姓丢失伦常；于国家统治有害，因为佛教摒弃父母，出家为僧后又逃避国家的劳役，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佛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允许佛教存在，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这些观点，太宗皇帝颇为赞同。他没有断然禁佛，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提倡，表现在他曾下诏要求一些高僧大德组织翻译佛经，并命朝廷官员协助勘定，他有时还听从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有用的建议。
使武则天感觉最深刻的映象是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每时每刻都没有放松对佛教的防范。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刚即位就派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即清肃佛教中非滥之成份；同年，他又下诏，凡老百姓私自剃度为僧者处以极刑；次年，他又要求搜括义宁（隋恭帝年号，公元617年）私度之僧，不主动坦白者处极刑。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国人随便落发为僧，这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尤其是为了控制直接生产者，以便给封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和力役。唐初，人口锐减，原因之一即是一部分人归附寺院落发为僧；另外，唐初实行的均田制规定凡和尚给田30亩，尼姑给田20亩，这就等于承认佛教寺院拥有田地的合理性，佛教寺院经济由此形成，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争夺田产和劳力，必然要与世俗政治统治发生矛盾。太宗皇帝针对这种状况，不但在政治上用世俗王权控制教权，在经济上也要兴利除弊，以发展社会生产。他即位之初，就搜括私度，目的是使佛教处于朝廷的有效管理之下，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基于这种目的，太宗皇帝还诏令朝廷的祠部掌管佛教，并规定全国的佛寺有一个定数，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每座佛寺都要推选出三纲僧官，由资历深的的僧人充任；凡僧尼必须登记入僧籍，僧尼簿籍必须三年一核对，从根本上严防私度僧尼。
武则天还了解和感觉到，太宗皇帝在防范佛教的同时，特别注意不允许佛教及与佛教有关系的人利用佛教来触动自己的权威和统治。还是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早些时候被高祖皇帝恩幸，可以随便出入两宫。这时，太宗皇帝下令不允许他继续随便出入两宫。法雅和尚遭禁后，胡说了一些诋毁太宗皇帝的话，被太宗皇帝得知后，即令问罪伏法。法雅和尚在审问时供称，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妖言是从宰相裴寂处听说的，太宗皇帝马上将裴寂召来审问，裴寂称法雅和尚只是说了一些要流行疾疫之类的话，太宗皇帝为此免了裴寂的官，并将他放归故里。后来，又因一个狂人给裴寂的家僮说了一句“裴寂当有天下”的话，裴寂差一点被太宗皇帝杀头问罪，最终以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了结。裴寂这个人是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唐王朝建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