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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者
（32）指英国神学家贝克莱（1685—1753）。——译者
（33）指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1723—1789）。——译者
（34）指谁？很难确定；有人认为是指《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一位于17世纪在英国行医的荷兰医生。这位医生在书中“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见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2页）——译者
（35）指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译者
（36）留基伯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老师，狄阿格拉斯是德谟克利特的学生；三人都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
（37）由于印刷术在欧洲造成了可怕的混乱，再鉴于这个祸害日益加剧而将影响到未来，人们很容易看出，各国君王必将毫不犹豫地加紧把这项技术逐出他们的国家，就像他们当初努力在他们国家推广这门技术一样。阿默特苏丹先是答应了几个自命为高雅之士的人纠缠不休的请求，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家印刷厂，但印刷厂刚开工修建不久，就被下令拆毁，并把所有的机器扔进一口井里。据说有人问哈里发奥玛应当怎样处置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哈里发奥玛回答说：“如果这个图书馆里的书有违反《古兰经》的言论，那它们就是坏书，就应当通通烧掉；如果它们包含有《古兰经》的教义，那它们就是多余的，因此也应当通通烧掉。”我们的学者们认为哈里发奥玛的这番话，简直是荒谬透顶了。然而，假定格雷高里大教皇处在哈里发奥玛的地位，假定《福音书》就是《古兰经》，那座图书馆里的书也可能还是被烧掉的。果真这样的话，这位著名的教皇在他一生中就做了一件大好事。
（38）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
（39）这里所说的“编著者们”，是指那些编写科学趣话之类的小册子的作者，例如曾名噪一时的普吕什神甫；他写了一本《大自然的奇观》，虽传播了科学知识，但也有不少错误。——译者
（40）即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译者
（41）指西塞罗。——译者
（42）指弗兰西斯·培根；培根于1617年曾一度任英国的掌玺大臣。——译者
（43）这段话的意思，卢梭后来在《爱弥儿》中又再次发挥，他说：“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下卷，第417页）——译者
（44）“古时的两个伟大的民族”，指古希腊人和斯巴达人。这两个民族的区别，蒙台涅在他的《论文集》卷1第25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希腊的城市里，到处都是修词学家、画家和音乐家，而要寻求立法者、行政官和军队的统帅，那就只有到斯巴达人那里才能找到：在雅典，人们研究的是如何说话才能把话说得好听；而在斯巴达，人们研究的是如何办事才能把事情办好。”——译者
附 录：《纳尔西斯》序言（1）
我写这部喜剧的时候，年仅十八岁。由于我对作家的荣誉看得很重，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它拿给任何人看过。现在我终于鼓足勇气把它印出来，而且还不能不说几句。我要说的，不是我这个剧本，而是我这个人。
我必须讲一讲我自己，尽管我很不愿意；对于人家说我的那些过错，有的我承认，有的则需要加以澄清。我很清楚，双方使用的武器不一样，人家用的是冷嘲热讽的语言攻击我，而我是用讲理的办法为自己辩护。我的目的，是要证明我的对手犯了错误，至于是不是能说服他们，我不在乎。我努力的方向，是使我值得我自己的尊重，而不管别人是不是尊重我。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一大半是不想得到我的尊重的。虽说他们对我的议论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但若他们硬要心怀恶意地指摘我，那我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我坚持的是真理，因此，重要的是，对为真理辩护的人的指摘要言之有理，而不能光说什么他对真理的辩护是一时的兴之所至或者是追求虚荣，说他不爱真理，也不懂得真理。
几年前，我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就给我招惹了一大帮把文学家的利益看得比文学事业的尊严还重要的对立派（2）。我早已料到，而且毫不怀疑：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行为反而比我自己的文章更于我有利。请看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吃惊和难过的心情，说什么一个科学院办事固然要公正，但这一次却公正得不是地方。他们出言不逊、不遗余力地抨击该院（3）甚至编造谎言（4），力图冲淡该院评语的意义。他们在文章中也点了我的名，说什么有人已经把我大批了一通，还说各位学者已经了解他们花了多么大的力气干这件事，公众也看到了他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有几个比较狡猾的人觉得，如果直接攻击我所揭露的事实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们很巧妙地掉过笔锋，攻击我的人身，而对于我提出的理论，他们却绕道而行，一句不提。然而，他们的文章是只应当针对我的理论，对事不对人的。从他们对我提出的指摘就可看出，他们企图使人们忘记我对他们提出的严重指摘。因此，我要反驳的，是他们；我要给他们来一个一揽子回敬。
他们硬说我所论证的事实，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说我一边在论证一个命题，一边却在说正确的观点应当与之相反。这就是说，我论述的事情是如此的荒诞，人们有理由认为我对它们的论证完全是文字游戏。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对这个作为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的科学，真是太夸奖了，难怪他们看到我成功地运用写理论文章的技巧来论证荒诞之事，便以为这种技巧在真理的发现方面可以起什么大作用！
他们说我所论证的事实，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是他们采用的一种简单化的新方法：对于别人的理论，只说不好但又不提出反驳的理由；这倒很省事，就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世间一切已有明证的事情，都可用他们的这个方法来批。我觉得，那些指摘我口出狂言和心口不一的人，才真正是肆无忌惮和口头一套心里一套的人。他们在我的著作和行为中未找到任何根据对我提出那样的指摘；这一点，我不久就可以证明。他们应当知道，一个人只要说话真诚，人们就应当相信他口头是怎么说的，心里就是怎么想的，除非他的行为和文章证明他说的全是假话。
他们爱怎么叫嚷，就让他们怎么叫嚷；说我反科学也好，说我说话心口不一也好，我对于这种胡言乱语、毫无根据的指摘，只有一个答复，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我请他们务必把它牢记在心。
他们说我的言行是互相矛盾的。毫无疑问，他们是想从言行不一这个角度来证明对我的前一个指摘是有根据的。专门爱说似是而非的话的人是很多的。他们说我既搞音乐又写诗，所以我贬低艺术的价值，是为不智；他们说在我假装看不起的文学事业中，有许多比写喜剧更值得称赞的事情可做。对于这种说法，也应当加以驳斥。
首先，即使承认他们的说法从各方面看都是对的，我认为，那也只能说明我做得不好，而不能证明我说的话不是出自真心。如果可以拿人的行为作为他的感情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早已把对正义的爱从他们心中排除出去了，世上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了。如果他们能举出几个始终是言行如一的人，我就认为他们对我的指摘是对的。人类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理智向我们指出了目标，而我们的感情却使我们偏离。如果我真有不按我的言论行事的情形的话，他们也不能单单因为这一点就指摘我说话违心，说我的理论是错误的。
如果我想驳斥这一点的话，我只需把不同时期加以比较，就可以证明我做的事情是有一个经过的过程的。我不可能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等到考虑好了以后才做；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的长期影响，我把读书做学问看作是唯一值得一个聪明的人从事的工作。我尊重科学，敬佩有学问的人（5）。我想象不到他们在论证真理的同时，却老走邪路；他们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做起事来却做得很差。只是后来在仔细观察了许多事情之后，我才明白应当如何评价他们的书。因此，尽管我在他们的书中看到的都是些摇唇鼓舌、言之无物的东西，但我要经过许多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才能摧毁我心中对他们在科学上的华而不实的说法的敬仰。在我拘泥于成见和屡走弯路的那段时间，我对作家的地位是非常向往的，因此，我有时候也想取得这种地位，是不足为怪的。我那段时间的诗和大部分作品，包括这部喜剧在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他们今天责备我青年时候所写的那些玩意儿，那就未免太苛刻了，至少，他们不该说我所写的那些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理论嘛。很久以来，我就对这些东西不抱任何发表的希望了，只是在十分谨慎地保存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大着胆子把它们拿给公众看。这就是说，我既不汲汲于想得到人家的称赞，也不愿意挨人家的骂，骂我写得不好。我已经不认为我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了。它们好比是几个仍然受到我疼爱的非婚生的孩子，一想到我是它们的父亲，我就赧颜。现在，我决定与它们告别了；我把它们打发出去，让它们出去各碰各的运气，我再也不为它们将来的情况如何而操心了。
我针对那些胡言乱语的说法而讲的话，已经够多了，如果他们还要毫无道理地指摘我既从事文学又轻视文学的话，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为我辩护了，因为事情终将大白，辩护与否，已无关紧要了。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为此，我将按照我的习惯，采用一种既简单而又容易实行的办法来阐明真实的事实。我将重新明确问题的实质，重新陈述我的观点，然后等待人们根据我的陈述向我指出我的行为在哪一点上不符合我的言论。我的对立派也许会不正面回答；他们无论对什么问题，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套好办法。他们的习惯做法是：先按照他们稀奇古怪的想法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迫使我按照他们的思路去解答。为了更容易攻击我，他们让我去论证，并且要按他们的方法而不能按我的方法论证。他们善于转移读者的视线，使之离开主要的目标而转向右边或左边，这样，他们就可随意攻击一个虚幻的影子，并且说把我打败了。可是我，我偏要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现在就开始。
“科学毫无用处，它有害而无益，因为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件坏事；它之与罪恶难以分开，亦如无知之与道德不可分离。所有一切有文化的读书人都腐败了，而所有一切无知无识的人反倒个个都有德行，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罪恶的事情都出在文人学士中间；除一无所知的人以外，如今就找不到一个有德行的好人，因此，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使我们重新成为好人，这个方法是：赶快把科学束之高阁，把有学问的人都通通撵走，把所有的图书都烧掉，把所有的科学院和大学、中学都一起关闭，让我们重新过初民时候的野蛮生活。”
以上就是我的对立派振振有词地批驳我的话；然而，这样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也没有想过。人们再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比他们强加给我的奇谈怪论与我的理论更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了，至于我真正说过的话，他们却无一语道及。
问题的中心是要弄清楚：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在净化我们的风俗方面起了作用。
正如我以前的做法那样，只要把我们的风俗一点也没有得到净化（6）阐述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然而，这个问题却暗中含有另外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重要的问题，即：人们应当看到科学的传播对各个民族的风俗处处发生的影响。我要详细探讨的，是这个问题，因为前一个问题只不过是这个问题的结论。
我先从事实开始谈起，我将论证随着各国人民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的增加，他们的风俗将日趋败坏。
这样说还不够。有些人不能否认这些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他们便否认一件事情可以带动另一件事情，因此，我要对它们之间的必然的联系多谈几句。我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错误的看法，是由于我们把一知半解的假知识和洞察事物本质的真知识混为一谈了。从抽象的意义上说，科学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但对于有些人的荒唐无稽的学说，我们则应嗤之以鼻、付之一笑。
对文学的爱好，预示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中间已经开始的腐败现象将加速发展，因为，在一个国家中，这种爱好的产生，是由于做学问的人有两种坏习气，即：贪图安逸和爱出风头。愈做学问，这两种坏习气便愈严重。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每一个公民都有他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非常重视他们应当尽的重要职责，所以没有功夫搞那些无聊的琐碎事情。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所有的公民都是那么的平等，谁也不能被看作是最有学问和最能干的人，顶多只能被看作是比他人略胜一筹而已，何况这一差别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将使有些人变成骗子和伪君子。
对文学的爱好，来源于爱出风头，因此，它必然会产生许多恶果，其为害的程度，比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大得多。这种爱好是无益的，它最终将使那些爱舞文弄墨的人为了成功，便行事不择手段。早先的那些哲学家教导人们要履行义务和尊重美德，所以他们享有盛名。然而，他们的教导不久便成为老生常谈，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出人头地。莱希普（7）、戴奥吉尼斯（8）、皮罗（9）、普罗塔哥尔（10）、卢克莱修（11）、霍布斯（12）、曼德维尔（13）之流的荒谬学说，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还有许许多多人也想在我们当中拔尖。他们害人的理论还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以致，尽管有一些真正的哲学家仍然在奔走呼号，想唤醒我们心中对人类天经地义的法则和美德的爱，但我们仍然吃惊地发现，我们这个侈谈理论的各家学说已经使人们对做人和做公民的义务轻视到了何等程度。
对文学、哲学和美术的爱好，将取代我们心中对我们的根本义务和真正的光荣的追求。只要重才而轻德的思想一流行，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谁也不愿意做好人。看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