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善意和柔情之中，这种善意和柔情远远超过我们当中那些最游手好闲和最残酷无情的人所鼓吹而却不大实行的道德。如果上述这一切都符合事实，那么我就要问：据此实例，难道真的可以说这些民族生来就倾向于象我们的阿里斯达克斯①所列举的恶习吗？难道发扬这些美洲人②的可贵素质要比使那里某个民族养成服从严酷法律的习惯还困难？这种法律早晚要迫使民族中的一部分人忍受卑微的处境和屈辱性的贫贱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并不得不为本民族的另一部分人服务，而这后一部分人由于占有最好的渔猎场所和耕地而变得游手好闲和高傲自大。这些平民会用什么眼光去看他们同胞中的某些人在令人憎恶的清闲中坐享他们最美最好的劳动果实，而只偶尔把自己的剩余之物留给他人使用呢？
①阿里斯达克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217—145年），希腊语言学家，由于注释希腊作家（尤其是荷马的）作品而闻名。——译者
②我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心灵手巧和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在成功地仿效着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有益事情。他们尽可能避免采用的，只是我们的法规；他们憎恶我们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憎恶我们的贪婪。这都是上面已提到的那个人向我证实的。
通行的政治观念以及对其准则的简短批驳
然而，让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争辩的吧。他们说，在任何社会里，要把世界的物质财产平均分配和维持这种分配，这从道德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富人和穷人之分，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当这种财产上的不平等一旦被明智的法律所调节和弥补，就会由此产生出极其美妙的和谐。恐惧感和希望感几乎同样地占据着每个人的心灵，并几乎同样地使他们变得灵巧和勤快。富人注意保管财产，这些财产随时可能从他们手中跑掉；实际上，他们只是财产的保管者和守卫人；这些强烈的感情刺激和鼓励穷人去劳动，劳动可以使他们摆脱苦难。这两种动力除了产生几乎无数的种种良好效果以外，还能促使一部分收益最少的人听命和服从于他人，无论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都要求他们这样做。社会赖以维持的这两个基础使得那些其需要似乎同财富一起增加的人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由于这种帮助，他们变得温和而善良。由此可见，人类的两个不平等部分由于各自的地位而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这种依存关系又使他们趋于平等和协作。我们不深谈这个作为通行道德之基础的推理了，按此道德人们已熟悉这一推理的结果。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推翻这个基础：它是建立在所谓必须瓜分那些根本不该瓜分的东西这一谬论之上的。既然自然界已提供了许多其它如此简单和奇妙的办法，难道还需要靠财富不均这样有害的下策去求得人们的相互依存和互助关系吗？
通行的政治准则多么违反情理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欧洲一位学者给上述某个美洲民族所作的演说受到怎样的对待吧！这位有学问的人说：“我的朋友们，我赞扬和钦佩你们在互助方面表现的仁爱精神，以及你们为满足共同需要而共同劳动的不倦热情。但是，请你们相信我，你们拥有无人与你们争夺的广阔原野，请你们去开垦这些荒野吧！它的土地会成为肥沃的良田。然后，请你们分配这些田地，但要遵守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得平均分配，甚至也不得人人有份儿；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田里劳动，靠从自己田里获得的产品生活，那就没有人再想帮助自己的邻居了。再说，承继、联姻和户数增加也很快会引起重新分配，从而打破最初的平等。因此，在进行土地分配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比例。少数公民要比其他公民多得一些，这些人将是共和国的第一等级，成为这些财产的保管人。
你们从他们中间推选出你们的领袖和你们要听从其忠告的人。你们的纠纷将由他们裁决，而为了报答他们的这些服务，让他们比别人生活得舒适一些也是合适的。其余的人将被分成若干等级，其财产依次递减。最后一个等级由只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组成，其他公民以按日付酬的方式雇用他们从事一切繁重的劳动。因此，这些人将成为社会的体力劳动者。”
我们的现代梭伦①为了增加其演说的说服力，并没有忘记梅涅尼乌斯的寓言②；这类故事对于头脑简单的人很有影响力。然后，他又对现在和将来如何维持这种秩序的手段作了长时间的叙述。在论述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这位政纲的制造者便为此美妙发明而自鸣得意起来。
①梭伦（Solon，约纪元前640—558 年），古代雅典的政治活动家和诗人。在纪元前594
年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阿提喀农民的债务，并禁止终身奴隶制。——译注
②系指人体四肢向胃造反的寓言，它是道德家们向我们吹嘘的出奇谬论的令人难忘的例子。（据传说，梅涅尼乌斯·阿格里帕正是借助于这个寓言成功地说服了造贵族的反的庶民返回罗马。）——译注
一位年老的野蛮人回答他说：“你这个人简直失去了理智。你向我们提供的真是些好主意！你说你赞赏我们这里的同心协力，而你却竭力向我们灌输所有破坏这种同心协力关系的东西。你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过于粗野和艰苦，你建议我们种地，以更好地保证我们生活富裕。这个意见很好。但是你那分配土地的建议却损害了你的这个忠告。你想让我们领略秩序井然的社会的好处，而你却向我们提供使我们永远不会和睦相处的真正手段。你想叫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维持和平和同心协力的关系，可是你却在设法破坏它。这样一来，我们的长者和做父亲的就要把自己的一切心思和智慧用来解决争吵。我们的一部分兄弟和朋友连同他们的后代一起，将不得不过着不幸的生活，无可奈何地看着一些蛮横无理的懒汉坐享他们的劳动果实。你对我们说，有一族人曾经离开这类懒汉，后来听信与你所说的几乎相似的话而又回来了。你这番话是胡说八道，跟那个安抚不满者的人所用的比喻如出一辙。我们身体的四肢确实有所分工，每一部分都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但是全部共同享受着维持生命的营养。作为你所说的那个民族领袖的胃，它可并没有把四肢供给它的任何东西据为己有；它没有使四肢饿得筋疲力竭；恰恰相反，它向四肢分配营养物，而它自己只是贮存这些营养物的公共仓库而已。这就是善良的人们要对那位愚蠢的饶舌家，即你向我们转述其寓言的那个作者所作的回答。可是，如果我们听了你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今天比别人生活得富裕的人，不久就会由另一个竭力取代他的地位的人把他排挤出去，而后者本人或他的子女也有可能沦落到死于贫困的地步。
“我们进行战争，扯掉敌人的头发，烧死他们，吃掉他们。
这些敌人是不同我们住在一起的、与我们争夺渔猎场所的家族。而你想做的是使我们自己的家庭也互相屠杀。
“要是我们赦免几个俘虏，要是我们收容他们来补充我们的死者，我们绝不许他们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是养活他们，就象养活我们的妻子儿女一样，什么事也不让他们做。而你却想让我们民族的一部分屈从于那种可耻的奴役，并要我们勇敢勤劳的猎手任他们来摆布。去你的吧，你一定丧失了理智。”
我预料会有反对意见，会不同意我方才所作的关于我们通行的政治的有害制度与明智的规则之间的比较。后者不过是对自然法的准确运用，只是仿效自然界为使人真正具有社会性所做的一切。
对在尚未接受法律的民族中建立我们的制度的可能性提出异议
有人会对我说，如果你在某些国家里发现确实愿意服从这些法律的人，即发现你希望把他们作为你的共和国的公民的那些人，我们也要你和我们一样地把他们看成是不符合一般规则的例外，这并不能使你得出结论说：自然界同样把这种人安排到了世界各地。
我们还要说：
第一，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些顺从的民族生来就具有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那些质。因为正如《论法的精神》的作者①所十分明智地观察到的那样，由于气候酷烈，美洲北部的居民具有强悍的体质，这种体质加上他们所住地区的贫瘠，促使他们勤劳好动。
①孟德斯鸠（1689—1755年），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译注
第二，由于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几个家庭很容易结合起来，它们分别形成数个小小的部族。
第三，即使我们同意你的看法，认为你的制度在这些居民当中是可行的，这也只是由于某些条件在其它地方根本不具备的缘故。比如在气候炎热的国家，根据我们的旅行家报道，那里的居民无忧无虑，非常懒惰；迁居那里的移民的勇敢和力量也失去作用而且减弱下来；在那里，每一个人好象只是为了自己而生活，并不关心他人。在大多数最不凶猛的非洲野蛮人当中，你的说教不会有什么人听从。
第四，尽管你那样说，但是经验表明，在世界各地，一般说来人们都有喜爱清闲和安宁的禀性，他们总是力图靠损害他人来达到这一点；这种习性的强弱程度虽然各处有所不同，但都使人对最合理的建议几乎充耳不闻。
最后，不管你的制度表面看来怎样合乎真理，但它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文明民族从未服从过象你的政治所定的那样的基本法制。
从所有这些意见中，该可以得出结论说：为了使人们彼此接近，并使他们相互援助，就必须具备比你主张使用的手段更为强有力的手段。尽管你的办法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应付，但它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有足够的力量的。
回答；或以自然为基础的法律在不带我们的偏见的民族中可能获得成功的新证明
我来驳斥这些反对意见的入题话。我所提出的社会性手段十分可靠，尤其因为如我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手段几乎没有任何妨碍成功或削弱通常政治的强暴手段的权力之弊端。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由于我们的制度受周密的考虑和令人鼓舞的动机所支持，它会对设想为不带偏见的民族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偏见来自真正不顺从和懒惰的心灵，来自私有制和个人利益；而那种心灵只是出于恐惧才会变得具有社会性。
撇开这一切，就不存在人总是毫无反感地一致听从最合理的忠告和警告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假说也并不排除严厉的权力；这种权力控制最初的不满情绪，并首先强令人们履行义务；这些义务，人们一经实践就会变得容易履行，随后更由于产生明显的功用而乐于履行了。
我已经说过，我们这种法律所要压制的只有一种罪过，即游手好闲；那些用以防止一切其它罪恶的条文还要定得使公民不能有任何借口来逃避为社会公共福利而劳动。
有人说，气候炎热的国家中的野蛮民族体质较弱，更倾向于游手好闲，比其他民族更难于服从我的政治秩序。为了着重解答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由于这些民族若不是同时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便是在生活上较为节制，因而他们会自愿接受这样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按一定比例向民族成员分配各种社会劳动，并大大减轻劳动的负担。简而言之，这种在许多方面均有助于人们的休息和安宁的制度，难道不能通过某些微小的改动而使之适用于一切民族吗（不管它们是新生的，还是仍然处于纯自然状态的，也不管它们的个性有什么不同）？
爱好休息也是人的活动的本原
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认为地球上各地的人自然都是喜欢游手好闲和懒惰的话，那末就应当从其根源上来说明这种倾向。
对于有理性的创造物来说，爱休息和喜欢宁静是朝着一定的幸福之点前进的趋向；但是，由于这个支点本身容易变动（就象我们的自然感情的周期循一定的对象范围而变化那样），人也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位置：同一种休息状态会令人难受，要作出努力取得另一种休息状态。我们的软弱无力经常阻碍或延缓我们为使自己处于新状态而作的努力；因此，要劝告人们求助于别人，去寻找能够给予援助的人，劝告要配得上这种援肋；劝告要人们在为自己的舒服而行动的同时，也要为他人的舒服作出应有的贡献；劝告要进行分工，以便减轻劳动的繁重程度。最后，正如我已说过的，合乎这些劝告精神的法律的威力可以增强这些劝告的力量。
懒惰的真正原因
如果有什么东西破坏这种有益的劝告的话，那正是某些专横的制度。这类制度主张只为少数人确立一种名为繁华富贵的恒久的安逸状态，而把劳动和艰辛留给他人：这样的区分使一部分人无所事事、悠闲自在，而使另一部分人厌烦和憎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总之，这种被人们称之为懒惰的恶习，同我们的各种狂暴的欲念一样，起源于许许多多的偏见，这些偏见是我们大多数为自然所厌弃的社会的不良法制的必然产物。
人是生来就要活动的创造物，确实如此；如果没有任何东西使他背离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他会进行有益的活动。的确，我们看到被称为富贵而有权势的人物在追求令人疲倦而狂乱的寻欢作乐活动，以摆脱难受的清闲。
由此可见，人就其本性来说并不是懒惰的，而是后来变懒的，或者换句话说，是后来他对一切真正有益的活动产生了厌恶。
现在，让我们离开美洲野蛮人的地方回到我们大陆的文明民族这里来吧！我承认，正是在这些文明民族中，我们才真正看到了象我们有学问的评论家所描写的那种懒惰、任性和暴烈的人。我还要承认，我们的制度在这些人中间影响很小，因为，要使单纯的理性明确认识这种制度，我必须作出很大努力。但是，由于我已经证明任何民族都不会从自然界中沾上这种任性的习气，也不会沾上其它任何恶习，我还要溯本求源，从历史上证明这些弊端怎样一步步地发展，以及最初的立法者为了防止它们本来应该做些什么。与此同时，大家也就可以弄明白人们对我提出来的异议，即：不管我的原理如何可靠和明确，地球上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智者或任何一个民族想到运用这些原理，这是为什么呢？
对喋喋不休的大量无聊的反对意见讲几句离题话
但是，首先请读者允许我谈谈与我的研究题目没有绝对关系的某些想法。读者会说，竟然花费这么大力起来证明明白不过的东西！我承认，如果我还得清除那许多蒙蔽真理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花费这些力气是没有用处的。对这些观点的不断抨击几乎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这就导致经常的重复。某些根深蒂固的谬见的顽固性和固执性是很强的，如果给它保留一条小小的根，它的枝干就会活下来；如果忽视对它进行最轻微的打击，那些有偏见的人就会认为有某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在打消你的努力。难道人们不是天天看到，在宗教问题或哲学问题的争论中，被推翻了一千次的反对意见又以新的形式上千次的卷土重来吗？如果你错过对某一真理进行小小的阐发工作，如果你不公开地还击某一反驳意见，那些骗子和顽固的人就会利用这一点来蒙蔽无知的大众；他们会把你给他们留下的那堆破烂堆积起来作为战利品：他们的荒谬主张已遭到成千次推翻，但是，如果你忘记给它们以最后打击，那些人还会把它们当作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