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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的写作并不能表明对城市进行理性分析的终结。年轻的观察家和学者继续面对都市的环境，而城市研究者在大学里的迅速扩展（在各种学科中：城市历史、城市规划、地域研究、城市地理），很难补充什么有关城市的公共写作。而独立的报刊编辑和学者队伍的缩减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了公共写作。由于这个原因，城市化也和其他领域共同占有一个奇特的文化轨道：50年代末达到顶峰的、充满激情而又让人信服的写作的上升曲线，以及后来的急转直下，几乎没有增加什么被同样的热情、果敢激发的年轻思想家——或著述。
即使最有才华的和最多产的年轻的城市研究者，像地理学教授和《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的作者大卫·哈威（1935—），在有限的学术圈外却几乎无人知晓。哈威的最近期的著作《资本的都市化》（1985）和《意识与都市体验》（1985）都揭示了个中奥妙：“这著述是为作者的专业上的支持者和朋友们而准备的。”
他的新书遵循流行的学术风尚，充满了妄自尊大。然而，这几卷副标题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著作却引发了太多的讲座、座谈会和研讨会。哈威的书里膨胀着一个他很得意的内容——他自己。这也没什么用。他开始就告诉我们“自从写《社会公正与城市》开始，我的抱负就是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做出更为明确的阐释”。他通过引用自己的话对他更明确的阐释做出了结论。在这两点之间——无论什么样的理论革新——是一片贫瘠的沙漠，对于任何对极端的学术环境毫无准备的人来说，这是必死无疑的。下面是他结论中的一段话：
对资本循环中的不同时刻和过渡期的探寻表明了循环在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成型过程的地理学基础，表明了生产与消费（在多少有点适应于地理变化的社会技术条件下）空间划分的地理学基础，也表明了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财政协调体系的地理学基础。资本循环预设了加速分离和碎片化过程中紧密的时空协调。把一个没有某种都市化生产的物质过程想象为一个可以在其中继续进行资本积累的“合理环境”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他接着又说：“城市构成和经济过剩的产生，拨用及集中之间的关系早已被人注意到。”被谁注意到呢？哈威举出他自己。不幸的是，由年轻的城市研究者所撰写的几本书却与本人及专业关系不大，相反几乎都有模糊不清、不够精确的毛病。
和这些书的文字相比，1959年至1960年所出版的一组书都充溢着公共讨论的声音，开放、切题、清晰。像简·雅格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1961）、威廉姆。H。怀特编辑的《城市大爆炸》（1958）、路易斯·芒福德的《历史上的城市》（1961）、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的《公有制的社会》（1960）、‘默里·布克金的《城市的极限》等。这些书全由独立的学者和作家撰写，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未能超过他们。
随着郊区化发展到顶峰，简·雅格布斯出版了她充满激情、极有影响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她是格林威治村的居民，但并未沉溺于放荡的生活，而是专注于这个村落最重要的环境条件：社区、邻里、街道生活及夜生活。她极有说服力地论证说，专业人员——规划者、顾问和工程师们——以改革的名义削弱了城市的活力；呈几何形状的街区、高速公路为有效的、有时也是故意的使用而划分的地区毁掉了邻里；城市退化为破坏人类的持续活动的同质单元（比如，下午5点钟以后商业区空无一人，而在远离食品杂货店和热闹街道的居住区人却陡然增多。）
《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书凭着作者及内容的分量，深刻阐释了文化世界。简·雅格布斯（1916—）是上一代人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她是一位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记者，后迁至纽约写作，最后加盟《建筑论坛》。也许因为她远离学术机构和专业，这使她能对城市规划者提出挑战。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不盲从权威，是因为可以到处行走和观察而不受传统的规划思想的阻碍。
雅格布斯写道：“改革者早就看到城里人在热闹的地方游荡，流连于糖果店和酒吧，坐在门阶上喝汽水饮料，于是做出判断，大意是‘真可怜！如果这些人有一个像样的家……他们就不会流落街头！’”在雅格布斯看来，这种判断“说明对城市完全不了解”。
她的书对城市规划人员脱离城市实际，醉心于反城市的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和蓝图加以猛烈攻击。她主张认识应植根于城市生活而不是统计数字的调查。例如她说，人们对布鲁克林商业区所作的种种专业调查“告诉我们的东西……还不如一条报纸广告中的短短五行字来得多。”这条广告列出了一家连锁店的营业时间：布鲁克林分店关门很早，而格林威治村和时代广场的分店却一直营业至午夜。”在雅格布斯看来，这些事实证明布鲁克林商业区经济萧条。她的书中有一页是“图解”，却根本没有插图。她在这页上说：“说明本书的图景全在我们身边。要看插图，请仔细看看真正的城市。”
雅格布斯主要关心的既不是汽车，也不是郊区。她的书的结尾描绘了“毫无生气的郊区化”和“愚钝的城市”这一幽灵。这是所有50年代城市规划者要对付的问题和威胁。由于被公路所割裂和被郊区吸干了血液，传统的城市正在消亡。芒福德在1958年反省说：“也许我们的时代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看成是推土机的时代……这种推平一切的内心习惯哪里都比不上对待城市的方式这样带有灾难性。”这一“致命的错误”牺牲了所有的交通工具而让位于私人汽车。他预计将来城市会成为一个“机械化的无用之物”，“一大堆混乱的公路、立交桥和停车场”。
雅格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的早期版本，以《商业区为的是人民》的标题刊载在由威廉姆·H·怀特所编辑的《城市大爆炸》的论文集中。两年前，怀特发表了《组织人》一书，这是对郊区生活习俗一次批判性的探索。他不想加人为生活的肤浅而叹息的合唱。“这本书中不会有对‘大众人’的责难……也不会有对旅行汽车、电视机或灰色法兰绒西装的责难。这些都和主要问题无关……也无伤大雅。”
和简·雅格布斯一样，威廉姆·H·怀特（1917—）也是50年代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和雅格布斯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当了记者，后又成为一家纽约杂志（《财富》）的编辑。他的集子《城市大爆炸》攻击了汽车和郊区这一新的“宗教”。怀特开篇的论文《城市是非美国的吗？》宣告了一种城市爱情：“这是一本由喜爱城市的人所写的书。”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警告；郊区有瓦解城市中心的危险。如果城市想依然成为一种文化力量，“那么城市就必须有一群支持城市中的剧院、博物馆、商店和饭店的核心人群。”怀特接着说：“哪怕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放荡分子也有所助益。”
三十多年来，怀特一直关注城市文化和活动。他的讲话和著作都反对最新的城市潮流：光秃秃的混凝土堡垒围着几英里长的地下大道。他一直被称为“自由密探”，鼓动那些想使城市变得适合居住的人。他那探索街道生活的著作《社会生活与狭窄的都市空间》对巨大建筑物和购物广场对城市生活的破坏提出了质询。他指的是底特律的复兴中心，亚特兰大的国际大厦和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综合大楼。他说：“脱离街道的最终发展就是这城市堡垒。”这些中心试图挽救商业区，结果却被设计成“完全内化的环境……空白的围墙，没有窗户，朝着街的一面几乎是坚硬的水泥或砖墙”。对行人毫无吸引力，甚至人都走不进去；全是地下入口和停车场，只能吸引汽车。
虽然怀特不想说得太尖锐，但他并不是不动感情的。当他攻击那些新的专业人士的时候，他说话的口气有时也像雅格布斯或C·怀特·米尔斯一样。在《组织人》一书中，他要人们警惕那些忽视技术问题的年轻的城市研究者。
不久以前，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倾向将自己的学科看成是抗议社会的工具……为他们开此风气之先的前辈往往都是些愤怒的人……不隐瞒自己强有力的观点。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在年轻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伙“伪善者”……年轻人不想抗议，他们想合作。
怀特已经感觉到了未来的发展：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后继无人。他也提到年轻一代的被动态度，这是50年代常说的口头禅。批评家们常常对顺应潮流、麻木不仁的年轻人表示惋惜。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随着城市变得不适宜居住，不仅知识分子离开城市搬进校园，甚至连最后一代波西米亚文化人也动身离去。
二
马尔科姆·考利一直不断地追踪文坛。他在这10年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可以将50年代发生了的事和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作个比较。”当然，新旧现实并不尽一致；现在，很少有年轻人表现出“前辈的那种个人化的冲动”。写作与评论变成了职业而非呼吁。小说家们的行为已经不再像波西米亚文化人或无产阶级。很难说作家和其他任何人有什么区别。许多年轻人住在住宅区，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正设法买下它来。他们是家长一教师协会的热心会员。其他人则“直接由学习创造性的写作变成教授这种写作，中间完全不经过自己创造性的、哪怕是商业性的写作”。
报刊主笔们都见解一致。他们经常报导说校园很宁静——太宁静了。年轻人似乎都“沉默了”、“从众”、“麻木不仁”。一位避难的德国教授路德维希·马尔库斯（与赫伯特·马尔库斯没有关系）在《党人评论》中将美国青年称为“最老的年轻一代”。他认为自己的这一代人养成了“个性、热情和对父母师长的敌意”。这一传统烟消云散了。现在的年轻人沉默、缺乏感情、油滑。他们并不是幻想破灭，因为他们没有幻想。马尔库斯得出结论说：“没有年轻的一代，只有18到28岁的人。”
卡罗琳·伯德在《哈泼斯百货店》中将年轻人称为“不迷惘的一代”。她问道：为什么新的一代“如此没有志向，如此过分地适应环境和麻木不仁”。她的看法是年轻人从童年起就被训练去合作，实际上，是去从众。而新的一代也在反叛——对抗父母的反叛和那沉溺于在语言上寻求乌托邦的迷惘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反对崇拜个人体验、反对性实验、反对迷恋空谈、反对怀疑一切”。
有些人驳斥了对叛逆的、波西米亚式的这几代人所唱的那些挽歌。1958年，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奥托·巴茨有感于洋洋自得、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发出的哀叹，出版了一部专题论文集。在文章中，“11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审视了自己和世界。”这些反省的文章鼓舞了巴茨，让他看到了这些投稿者构成了“尚未沉默的一代”。然而，这些作者既未表明身份——稿件上未署名——也未宣扬任何异端邪说。一位评论家说，如果讲这些年轻人“没有沉默”，那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对事业、服兵役和宗教的半信半疑。“而在这种意义上讲，几乎人人都‘没有沉默’……”但是，这一温和的探索却让巴茨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被普林斯顿大学所解聘。
对叛逆的年轻人的消失所表示出的挥之不去的遗憾，恰恰与其相反的全民动员反对青少年犯罪的运动形成了对照。对50年代的公众来说，“青少年犯罪”已经取代了对叛逆的以至非传统的年轻人的记忆。上千个会议、机构、委员会和报纸通告全国警惕这一危险。青少年犯罪是身边惟一的反叛，必须加以制止。
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文章大量涌现。专家们将其称为“全国流行病”，形象地报导了250万个案例。一本畅销书《一百万个青少年罪犯》警告说：“除非这个毒瘤及早得到扼制，否则它将继续扩散，传染我们社会的许多健康细胞……青少年犯罪正在转向正道。”好莱坞也加入了宣传，愤怒的青年影星詹姆斯·迪安和马龙·白兰度演出了电影如《野人》（1954）、《无缘无故的反抗》（1955）和《黑板丛林》（1955）等。
在电影里，报纸中和国会的委员会上，青少年犯罪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对于未来、对于60年代的青年文化，当代的观察家却未发现有什么暗示。没有人看到有什么熟悉的波西米亚式的或抗议的年轻人的迹象。罗伯特·林纳在《你必须从众吗？》一书中，以及保罗·古德曼在《成长的荒诞》一书中，的确将青少年犯罪看成是一种伤害自己或者自我毁灭的抗议，但是，他们的看法大都被人忽略了。林纳说：“一种令人窒息的从众主义激起了青年人的反叛。‘好’学校不会起什么作用；更严格的法律、更严厉的惩罚、童子军、警察体育联合会、视察教育计划、受害地区的社会工作等等都不会起作用。这一切只会将绞索拉得更紧。”
然而，全国上下似乎都相信青少年犯罪是对生活、对自由、对幸福的一种威胁。但是不能只从表面上来看待对年轻人犯罪的念念不忘。最近一次评估对其基本前提提出了质疑：“每位参加广泛的公共讨论的人都认为确实的情况——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年轻人的犯罪在数量上及严重性方面都在增加——现在看来却值得怀疑……尽管报纸上登着煽动性的大幅标题，尽管不断指控野蛮的暴行，而在这个时期内青少年犯罪的证据似乎并未急剧增加。”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轩然大波呢？詹姆斯·吉尔伯特认为，“由于政府和民间集团压力的敦促，警察对年轻人强化了新的权威。这些年轻人的行为似乎在慢慢改变。例如，对许多社区针对年轻人所实行的宵禁的违反次数在青少年犯罪中大大增加。”这些数字说明当地警察逮捕了一些不遵守宵禁的青少年。记者和专家们就公布这些数字，以此作为犯罪上升的证据。加利福尼亚青年委员会用这样的办法宣布1957年在17岁的青年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犯过罪。
青少年犯罪的增加，其实不过是违反宵禁或其他一些小的违法行为，并不能证明他们犯了多少罪，而恰恰说明正在出现一种威胁传统规范的青少年的大众文化。由于更容易挣钱，特别是更容易拥有汽车，这使得年轻人能避开留心自己的父母，让自己成为具有特殊性要求、音乐趣味和消费需要的个体。对保守派来说，青少年犯罪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颠覆了美国的生活方式。1954年，一位美国参议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阴谋也比不上美国成年人对所谓青少年犯罪这一灾难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能更有效地败坏、分裂、困惑和摧毁我们未来的公民。”
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在当局谴责青少年犯罪的同时，在人们的注意力之外，更加阴险的威胁，即最后一代波西米亚文化人正在聚集。考利于50年代中期作了调查研究，在结尾时他发现了一帮青年人，他们不同于一般所认为的灰色、谨慎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拒绝从众，进行一种顽强的反抗……反对被大家接受的法律、风俗、忌讳、思维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