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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那些未经新闻实践或刚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同志，往往以为新闻工作者就靠一支笔——能写。毫无疑问，新闻工作者必须会写作，但这些同志往往把“能写”和文学水平等同起来，认为只要能笔下生花就能应付裕如。这种想法太简单了。
任何一位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不仅仅要有一支得心应手的“笔”，还必须有多方面的修养。这些修养有些是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要求，例如，新闻记者应当有各方面的知识，应当有踏实、严谨、勇于深入实际的好作风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有熟练的新闻业务专业知识。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性质的新闻事业工作者还有不同的要求。那么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一、热爱党和人民，热爱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有在新闻岗位上为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为维护党和人民利益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
有不少同志立志新闻工作，这种热情是可贵的，但他们往往不太了解新闻工作，把新闻工作想象得过于美妙，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身带照相机，袋装记者证，可观名胜古迹，可游名山大川；走到哪里，哪里都笑脸相迎，出门有车，进门订座，冬送热茶，夏有冷饮；手下妙笔生花，报上大名生辉。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记者形象。不错，由于工作需要，新闻工作者的活动面大，比一般人走得多，看得多，听得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党和人民给予新闻工作者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工作上提供许多方便，给予很多的支持。但我国的新闻岗位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战斗岗位。这个战斗岗位是艰苦的，有一定风险的，需要有献身精神。
新闻工作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有经验的记者都有一个体会：新闻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倒不如说用腿跑出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一批随军记者和战士一起行军露宿，活跃在战斗第一线，跟着部队一起冲锋。当指战员们休息时，他们就得赶紧写稿、发稿。《徐州匪军西逃时的狼狈相》这篇特写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1948年底……我那时跟着九师在徐州正南30里的将军山下阻击敌人。当时非常疲倦，准备到师部去睡一觉。走到师部驻地的庄头上，碰到刘伟政委，他说：“南京电台宣传徐州蒋匪主动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杜聿明向徐州西南方向逃跑，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力量抓住他。”听到这个大新闻，我的疲倦全部逃到九霄云外，到伙房拿两个窝窝头，撒开两腿就向西奔……我从下午5点钟开始跑，到第二天上午11点，急行军180多里，赶到前哨阵地萧县西南的瓦子口……当时如果不亲自赶到前线，就不能及时写出这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报道，完不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将是我终身的憾事【7】。
在现在和平环境中，“下午5点钟开始跑，到第二天上午11点，急行军180多里”的情况不大会出现，但在边疆、农村采访，长途跋涉却还是常事。在大城市，交通条件好得多了，但为发现新闻线索、挖掘材料、核对事实，同样需要满城跑。有时接连十几小时得不到休息。然而，新闻工作的艰苦不仅仅在体力上，或者说主要还不在体力，而在脑力。新闻既然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记者的劳动不可能是机械的重复劳动。他们每日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事实，需要去了解、寻求、挖掘、研究；为了不落后，他们得永远不断地学习、思考。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曾说：“新闻工作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劳动之一，他终年不能休息，每天都要遇到新的问题，经常遇到精神上没有准备的东西，每天都要做些冒险性质的工作。”【8】这并非夸张。就拿采访来说，记者所面对的采访对象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年龄。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要投机，就得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一般记者很少重复采访一个人，那么记者就得永远不断地熟悉、了解、研究自己新的采访对象。
新闻工作是一个有风险的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或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或在敌人占领地区秘密从事新闻工作时被敌人发觉而光荣牺牲。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值得后人永远铭记。革命胜利以后，在一般情况下，牺牲生命的危险性很小，但政治上的风险还存在。在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双方的阵线分明，敌人多是明火执仗的，而在全国解放以后，情况就复杂多了。有时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往往一时难以分辨，而新闻工作天天遇到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报道、评论。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新闻工作往往容易出差错，稍有不慎，可能会犯大错误，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在宣传真理、捍卫真理的工作中同样会遇到风险。我们不必去说在十年动乱中，我们一大批新闻工作者因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受的种种迫害，就以近几年来的情况说，我们新闻工作者在揭露党政机关、企业界、社会上丑恶现象的时候，同样会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之虞。这就需要有一种为维护党和人民利益忘我奋斗的精神。广东省汕尾市陆丰碣石曾是远近闻名的走私摩托车集散地。1998年新华社一名记者决心深入现场采访。他写道：
从北京出发时，我并不知道粤东地区走私具体情况。到广州与另一伙伴集合时，有朋友告诫我们：潮汕人是广东的“犹太人”，会做生意；也是民风强悍之地，杀人放火的大案层出不穷，黑社会团伙比公安还厉害。要从他们口里掏出点什么，比上天还要困难。
听说我们要去现场暗访，许多朋友都替我们捏一把汗。中央电视台的《中华之盾》摄制组曾有过惊险的经历。他们对一走私市场进行采访，当他们快速抢拍完现场正准备撤离时，路旁夹道响起一阵鞭炮声。这是集市上聚众抗法的暗号。果然，刹那间从周围涌出人流，把摄制组车队围住。幸亏摄制组及时撤退，才避免了不测之祸。深入虎穴去采访，实在太危险了，但这个题材又太吸引人。我们决定还是冒险进入现场。第二天，我们叫了一辆车，沿着汕深高速公路，直奔陆丰碣石的“赃车窝”。
就以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以现场目击，记者马上写出了一篇稿子向中央反映情况。恰逢朱镕基总理在广东视察。朱总理对此十分重视。他在八省（区）打击走私骗汇会议上公开宣读此稿。一位中央主管政法系统的领导还专门复印了稿件，送到一些与会领导手上。由此拉开了广东省打击走私摩托车的专项斗争【9】。
新闻工作会造就一批而且也需要一批在社会上有名气的记者，但新闻工作也同样需要有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坚持在自己岗位上的无名英雄。例如当一名编辑，在群众工作部处理来信，在资料室工作，当校对等等，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不会比记者少，有些甚至还需要更高的水平，付出更多的心血，却终年不会在报上见到他们的名字。
新闻工作这一切特点，需要任何一位立志从事新闻工作或正在新闻岗位上的同志十分热爱党的新闻工作，需要有一种为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为党和人民利益而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使你从不知到知之，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它可以推动你不知疲倦地去工作，把个人的一切融化在党的新闻事业中。那种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可以推动你无私无畏地去工作，在任何挫折、任何遭遇面前挺起腰杆，不怕失败，不怕打击，不怕孤立，像革命先烈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不会像姚文元那种文痞，专以邀功请赏为能事。它可以使你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事业的关系，不计个人名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新闻工作是崇高的、光荣的、幸福的，这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可以获取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新闻工作是整个事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为党和人民擦亮眼睛，它给人民以方向、力量和希望，它为党宣传，为人民呼喊。幸福之花是为宣传真理、捍卫真理的勇士而开的。如果有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从新闻工作中捞取个人名利，一旦幻想破灭就怨天尤人、悲观失望，那只能说明这些同志还不了解新闻工作的特性。
二、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十分熟悉党的方针政策
从多年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比较重视，因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我国新闻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方针政策是我们搞好宣传报道的一个依据。不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新闻工作者寸步难行。但有的同志往往比较忽视理论修养，在新闻队伍中流行这样的口头语：政策是实的（实用），理论是空的（无用）；政策是硬的（必须的），理论是软的（可紧可松）。或者认为，理论修养对搞言论的同志必不可少，对搞新闻报道的可有可无。这种认识，使得不少同志放松了理论学习，严重地影响新闻工作的质量。
“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这是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的一句名言。
我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新闻工作要指导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给人们以前进的方向，必须以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光辉思想赢得人心。人民群众通过新闻事业不但要了解新闻，还要受到思想上的启发，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能豁然开朗。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善于从理论上来分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办不到。报纸上有些新闻、评论，人云亦云，套话空话连篇；就事论事，只会罗列一些事实，而不能作深入的分析；只会用“应该”、“必须”来发号施令，而不善于通过分析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这反映出我们理论水平比较低。谢觉哉同志曾这样说：文章的好坏，首先要看内容是否好。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思想见解，没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决不能说是好文章。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有些问题上站得比别人高一些，看得比别人远一些。这靠什么？不靠聪明，而要靠我们真正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锻炼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10】。
新闻工作天天面对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问题，并不是靠几个现成公式就能立刻分清是非好坏来的。恩格斯说过：“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11】这就使新闻工作容易犯错误。但容易犯错误，并不等于可以原谅自己，可以心安理得。我们认识到新闻工作容易犯错误，就要去研究如何避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办法之一，或者最重要的办法之一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在1991年3、4月间，上海《解放日报》接连刊出署名皇甫平的三篇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想》（3月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些》（3月22日）、《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22日）。这三篇文章就当时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就当时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问题，作者明确地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干部的任用上，作者提出要重用一批敢说敢为的优秀青年，并尖锐地提出：“只有那些‘口行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才毫无疑问决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来。”这三篇文章，立刻轰动海内外，外电纷纷报道，人们争相传阅，因为它们切中时弊。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态势，就像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12】这三篇文章就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邓小平理论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典型范例。
我们都知道，我们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但要在实践中考察它执行的情况，而且还要从理论上去正确理解它、把握它，然后才能恰如其分地宣传它。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出现了片面性、简单化的毛病，群众也指出新闻媒介在宣传时忽“左”忽“右”，忽儿提倡，忽儿批评，“东一榔头西一棒，急刹车，脑震荡”。产生这种毛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在宣传过程中犯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
有的同志认为，我在写新闻的过程中，仅仅是客观地叙述事实或用事实说话，通篇只见事实不见理论，也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需要什么理论修养呢？确实，有许多新闻并不需要有理论色彩。然而，对记者来说，理论的重要不在于你笔下有多少理论色彩的文字，而在于在选择事实、分析事实、叙述事实的过程中，反映出记者的思想水平。
三、乐于深入实际，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新闻事业必须真实地迅速地反映现实的变动，因此，新闻工作者应始终和实际、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一位新闻工作者有没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
在新闻工作中，和实际保持联系有两种联系法。一种是“蜻蜓点水”。这些同志往往关起门来想点子，凭着经验吹路子，跑到下面找例子。这种联系只是表面上的接触，并不叫“深入”。这些同志往往迷信自己的“灵感”、“聪明”、“点子多”，他们缺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这是新闻、评论中平庸之作的致命伤。另一种是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就是长年累月地深入下去，去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去了解现实的变动，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创造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意见、呼声。这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好作风。
一切真知灼见，一切对实际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都是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得来的。这是已被新闻史和当前新闻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范长江以《中国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