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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行规，喊镖号便是走镖的行规之一，这是堂堂正正地亮出旗号的意思，也是威慑匪盗的意思。但每逢省会城市或镖局所在地时，却是不得喊的。不光是不得喊，而且镖师还要下船（或下马）步行，待过了这座码头方可重新登舟策马。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不管是哪一路的镖客，途经沧州时都不得喊镖号。
这是出于崇拜呢，还是惧怕？说不清，反正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江湖上的事，有好些原本就是说不清的。
镖船偃旗息鼓，诚惶诚恐地驶过沧州地界。如果是由南往北去的，那么，你现在开始闻到一股海水的腥味了。
津门在望。
十八杨柳青
北方大平原的精气神有一多半是拴在车把式那鞭梢上的，长鞭一甩，胶皮轱辘大车跑出一路天高地阔的轻捷和自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神气活现地响个不停，有如饶舌的政治家在发布宣言一般。再加上车把式那洋洋自得的作派，便很有点甚嚣尘上的气概了。路边的老杨树孤傲地守望着，鞭梢时不时地会撩下几片残存的树叶，让人想到“百步穿杨”那样的绝技。牲口的汗息弥漫在空气中，透散出一股热烘烘的力量。快过年了，北方的年节比南方要隆重得多，每一辆大车上都捎带着年货，而且都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鱼肉菜蔬，糖果糕点，花布鞭炮，服装鞋帽，大大咧咧地一览无遗，带着某种炫耀的意味。这中间，最撩人的还是那大红大绿的年画。
当然，是杨柳青的年画。
“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这两个地名都有点乡气，恰恰应了桃红柳绿的说法，一听这两个名字，给你的感觉就是与艺术生产有缘的有些地名天生就具有某种气质，或者说渗透着某种魂灵，就像大泽乡和浣花溪这样的名字天生就带着草莽或才女的气息，而一提到普陀山人们就会感到浓烈的宗教氛围一样。而且这艺术是民间的，带着股乡气，有点艳俗，富于色彩和情调的那种。它就是年画。
年画是一种说不上有多么精致或深刻，却很赏心悦目的东西。创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加上艺人们那张扬着世俗趣味的想象力，使它在稚朴、厚拙和清浅可爱的本性中，蕴含着某种巫气。这种巫气常常体现为对经典美术里透视关系的反叛，你可以说它原始，也可以说它前卫，反正它是属于民间的。所谓民间，是相对于宫廷和文人圈子而言的，但它无疑比宫廷或文人的东西在民众中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就题材而言，年画大多离不开镇宅禳灾，纳吉求福，祈子延年，因为生命、财富和平安是世俗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千年万载也不会过时的。就表现手法而言，它也体现了一种将天机浅显的智慧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相互渗透的境界。西方美术中常用不同的人体象征大自然的瑰丽多姿，例如，用丰腴的女人比喻丰收、以少女娇嫩的肌肤象征春天等等。中国的民间美术恰恰相反，往往用一种符号来隐喻羞于见人的人体和性，例如中国年画中有一种鱼儿闹莲、莲里生子的传统题材，在这里，莲是地阴的象征，在画面中被比作女性或女性的性特征，鱼儿闹莲象征两性的和谐结合，而莲又可以生子，这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的符号，体现了对生命繁衍的关注。当然，它也是千年万载不会过时的。
桃花坞是苏州的一条街，而杨柳青则是大运河畔的一座小镇，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苏州是江南名城，其文化积淀有如一幅色调古朴且花形繁复的软缎，几乎可以让人陷溺的。桃花坞的年画只是这幅软缎上的一个点缀：在阊门附近，有这么一条制作和出售年画的小街，每年的腊月里季节性地牵动着游人的脚步。但杨柳青就不同了，一座弹丸小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杨柳青从头到脚都是属于年画的，年画既是它的全部行头，又是它的全部生命。这就是说，没有年画，苏州还是苏州，但杨柳青就不是杨柳青了。
苏州又是文人的苏州，阊门一带不仅是旧日的商业中心，而且是有名的“红灯区”（《红楼梦》第一回中就说到这个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文人骚客自然会更多地留连的。因此，桃花坞年画那民间情调中便更多地融入了文人画的风格。中国的文人画特别是吴门画派崇尚的是一种笔意娟静的艺术趣味，这种趣味体现在年画中，就像有人说的，桃花坞年画好比江南少女用樱桃小口品咂的梅子，越品越有味。而杨柳青地当天子脚下，宫廷画风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不能不对民间有所渗透。宫廷的时尚是艳俗，北方人的口味亦偏好浓墨重彩，再加上清代有不少宫廷画师专门画妃子，甚至画春宫的那种被精简下来以后，为生计所迫，不少人也加入了年画创作的行列。于是又有人说：杨柳青年画是北方炕桌上大红大绿的果脯，越嚼越甜。
也就是说，桃花坞耐品，杨柳青好看。
当然，杨柳青也不全是一派大红大绿，因为艺人们表达的自由并不是无限的，即使是民间艺术，也同样会受到种种限制，例如政治和风俗。然而也正是这种限制，有时却会催生出某种新的艺术风格。清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这是国丧，举国上下都要戴孝的，年画上自然不能涂抹大红大紫的喜庆色调。杨柳青的艺人便制作出了一种素彩年画，画面上不染艳丽，只用蓝、绿、黑等冷色，艺人们称之为“撒蓝”。但这种技法是选择题材的，有些情节火爆的年画，用“撒蓝”设色，情节和色彩便显得很不协调。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上看过一幅《四艺雅聚》，当然是杨柳青的出产，以琴、棋、书、画集于一堂；又以盆景、文玩为衬景，色彩浅淡，大有文秀典雅之趣。女人的神情也是旧日的温润，看了让人有一种很熨帖的感觉。这样的题材用素彩，实在是选对了。普通百姓遇有丧事亦忌红紫，用“撒蓝”制作的年画，冷雅兼具，用来装点居室，可以增强哀悼的气氛。所以，“撒蓝”便成了丧事人家专用的素彩年画。就像今天追悼会上的死者遗像，一般用的都是黑白照片，习惯了彩照的人们，猛一见这样素面朝天的形象，似乎有一种哀思从那黑白世界中静静地渗出来，不能不让你低头肃穆的。这就是素彩的好处。
年画是登堂入室的场面之物，这种场面之物又是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即使是升斗小民，过年时也要贴几张画片喜气喜气。而且越是柴门小户，年画的色彩越是热烈，这样至少可以求得一种视觉感受的丰饶和富足。古代生活的仪式感使年画的普及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位美术大师的作品都不可能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真正融入了民众精神生活的艺术。想想看，每年腊月里人们选购年画时，在那琳琅满目和花团锦簇中，总有那么几幅最终贴切了买画人的心愿。因此，只要看看这户人家的年画，你大致就可以触摸到主人心底那点最隐秘的欲望。在天津，我听到这么一句说法：杨柳青年画每年要“凸”出一个来。这个“凸”是天津土话，意思是每年都要有一幅年画上的人物活出来，走进你的生活。这既是对杨柳青年画艺术水平的高度赞赏，我怀疑也可能是一种广告和促销手段。这样，买年画就具有了类似现在买彩票那样的意味，你心里想着什么就买一张什么花样的年画吧，说不定这张就“凸”出来了，变成了你梦寐以求的俊媳妇、胖娃娃，而且还捧着金灿灿的大元宝呢……
但从来没有真的“凸”出来的。不“凸”出来也罢，来年再贴。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在某种愿望的牵引下向前走的。
一进腊月，卖年画的摊贩就开始吆喝了，那吆喝也是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自编的俚词俗调，张扬着一种平民化的诙谐和机智。当然，桃花坞的俚俗和杨柳青的俚俗也是不同的，我们不妨听上两段。
先听开场白。
我物事难得到，我物事顶细巧。九个九来勿连牵，个个要卖老白钿。
不用说，这是桃花坞的吴侬软语。
相比之下，杨柳青的开场白更富于气势。听着：
又来一个江湖汉，褡裢放下就排场。拿出花纸无其数，单子摊开卖画张。
开场白唱过了，接下来开始唱年画的内容。
胖阿大，胖阿二，吃饭吃勒三斗米，走路走仔三千里，跌仔跟斗爬勿起，卖画画人养不起，三个铜板卖脱俚。买转去，人人都欢喜，个个都中意。
这是桃花坞的《五子夺魁》。
再听杨柳青的《大美人》：
一张金姑娘搭银姑娘，一张龙姑娘搭凤姑娘，金银龙凤四姑娘，四位姐姐一样长。
过年的气氛就这样在叫卖年画的吆喝中拉开了序幕。小摊贩们的如簧巧舌是花红柳绿的，又是飞短流长的，市侩气融汇在天花乱坠的调侃中，反显得通情达理，知心会意。那逛画摊的呢？分明都有一种如坐春风般的舒活快意。这是真正的赏心悦目，尤其是那些蓬门碧玉，平日里从田头忙到灶头，一颗心被四季的尘土包得紧紧的，要想驰心旁骛也难，现在终于可以走出村庄的视线，结伴成群地逛一次街了。她们有如放飞的鸟儿一般，风姿绰约地游荡在画摊前，尽情地呼吸着已然到来的幸福空气。她们实际上是在预支年节的欢乐，而且这种预支又是无须偿还的，反倒是对欢乐的推波助澜。年节并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它需要铺垫，没有铺垫的高潮总是疲软无力的。掸尘、送灶、买年货、蒸馒头蒸糕，村头稀稀落落东一声西一声的爆竹声，还有大人小孩脸上明朗的笑容，都是一种铺垫。买年画更是有声有色的铺垫，这种风情意义上的彩排历时最长，也最具煽情效应。等到各方面都铺垫得差不多了，年节也到来了，嗬，千门万户、流光溢彩，怎一个亮丽了得！
杨柳青镇有名的石家大院，如今是“杨柳青年画博物馆”。石家大院是一座旧式的官僚宅第，其富丽排场远甚于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张艺谋当然还有巩俐曾在这里拍过电影，那张群星灿烂的照片就挂在门旁的售票处，很招摇的。确实，走进石家大院就如同走进了老谋子电影中的某种氛围：在高大的风火墙挟持下的森严和压抑，还有隐藏在背后的那种繁华易逝的伤感。好在这里展示的内容是鲜亮俏丽的，徜徉其间，会有一种心灵与艺术之间的亲近温馨的交流，这多少冲淡了大院内原有的沉重感。年画生产中的每一道工序从画样、雕板、印刷（先印墨线而后套印彩色），直到用手工填色晕染，描金涂银，再到最后的销售都展现得枝繁叶茂。在这里，你会由衷地体味到民间艺术特有的魅力。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作的手工性。手工创作注重的是即兴发挥，因此，严格地讲，每一张年画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这就使它们具有了各自的神韵和个性光彩。如果我们是逆向巡视这道生产工序，就有点像欣赏一个丰容盛的女人如何一点一点地落尽铅华，这种落尽铅华并不是衰老和凋谢，而是为了还原出一种天机浅显的美。据我有限的阅历，这大概是全国最大的一座年画博物馆了。一种进了博物馆的东西，还能给人以这么活泼欣悦的感受，我想，也只有民间艺术。手工制作被机械和比机械更机械的电脑所取代，这是艺术的悲哀，而我们却正在意气风发地走进这个悲哀的时代。
我到杨柳青的时候，正值农历的腊月，也许是因为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街上冷冷清清的，没有见到一处卖年画的摊子。只看到在石家大院的巷口，有一家“杨柳青年画艺术研究所”，是专门制作年画卖给外国人的。
据说，那里有地道手工作业的杨柳青年画，纸是土制的“毛太”、“白管”和“本连史”，颜料也是自己调制的。当然，身价亦相当可观。
十九天后宫的钟声
北上的漕船过了杨柳青，就进入天津了。到了天津是必定要靠岸的，这不仅仅因为天津是京师以下的第一个大码头，更重要的是，船夫们要到天后宫去烧香叩头。
天后宫在天津著名的三汊河，三汊者，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也。在大多数时间里，海河并不是一条惹人讨厌的河，它只是太懦弱，又没有多少城府它的躯干太短了，只有七十多公里，上游的大清河和子牙河一旦发怒，就牵扯着它浊流横溢；下游的渤海涨潮了，它也跟着推波助澜。有如一个夹在刁婆和恶媳之间的小男人，虽不乏息事宁人的善良，却总是没有主见，一切都由着别人摆布，到头来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里外不是人。这样的男人是没有魅力的。在大运河沿途遭遇的五大水系中，海河是最后一条，也是最缺乏气质的一条。大运河走南闯北，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纠葛和磨难，对海河这种没有深度的性格是不会产生什么“感觉”的。而且，老实说，它也闻不惯海河那股咸湿的海水味。于是在三汊河只是礼节性地拉一拉手，就满面风尘地奔京师去了。至于到天后宫去烧香叩头，那是船夫们的事。
老辈子的天津人有一句说法：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
这话不假。
天津是一座典型意义上的运河城市。有些运河城市原先就有一个底子，只是冷落些，运河开通了，带来了生气和色彩，让它蓬蓬勃勃地烂漫开来。而天津却是白手起家，连那点底子也是运河带来的。在天津城最初的发迹史上，每一页都湿漉漉地书写着“漕运”两个大字，而天后宫的钟声则一直是它的背景音乐。钟声清朗如风，又温柔如水，仿佛生命固有的召唤。钟声里，天津城从无到有，在芦荻萧萧的荒滩上年复一年地长大，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就像墨迹在宣纸上悄悄地浸润开来，成为惊世之作一样。天后是水神，本为福建海滨林氏之女，元世祖至元年间大致也就在开通南北大运河那个时期被敕封为“天妃”；清代康熙年间又被敕封为“天后”。一个传说中的庇佑航行安全的小女子，被不断褒扬晋封，反映了历代帝王对漕运的关切。关于天后宫和天津城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张时间表：三汊河上的天后宫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七十八年之后，朝廷才正式在这里设卫筑城，此即天津卫的由来。到了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也就是天后宫建立一百六十五年之后，才设立天津道。天后宫附近有宫南大街、宫北大街、水阁大街、玉皇阁大街等，仅从这些街名看，也可知它们是晚于天后宫修建的。至于建天津旧城，则更是晚些时候的事了。
一座寺庙催生了一座城市，这样的情况至少我见得不多。
天后宫的钟声在运河上飘荡，苍凉而悠远，满天的阳光或星月也随之飞扬起来，又在那袅袅不绝的余音中诚惶诚恐地俯伏下去，仿佛远航者漂泊的心魂。现在，所有的航船不管是满载的，还是空载的；也不管是官船，还是商船都放慢了速度，在三汊河口泊定。这里不像别的码头那样，充斥着粗暴的吆喝和争吵，人们已提前进入了某种心境，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会心的体谅。落篷、靠岸、下锚系缆，一切都显得那样庄严肃穆。然后，他们登上船埠头，一个个都把边幅整理得服服帖帖的，让人闻到一种灵魂深处虔诚的气味。他们当然是去天后宫进香的。而那些从天后宫回来的人，似乎已从神灵那里得到了某种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