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对人的态度常使他敬服。朋友不论亲疏贵贱，都待之以诚。来京开人代会，他跟巴金去探望受到冷落的沈从文。沈从文也跑到饭店来招呼他俩：“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面呢！”
三姐就是沈夫人张兆和。一次深夜十点钟到沈家去，把已经睡下的夫人、孩子都吵起来。沈从文的家虽狭小，气氛亲切，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起他的创作，巴金认为沙汀可写长篇，沈从文却认为最好写短篇、中篇。都觉得写电影剧本不如写小说、诗歌能锻炼文字。沈从文已经不写小说，但还关心地问，四川有些什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大家没有隔膜，也暂时忘却了政治，忘却了困难时期物质的艰窘。（你这个先前的“左翼”作家，能与非党人士保持这样平等的关系，甚至乐于吸收他们的美好人格，可是难得。在正直诚实的生活态度面前，我认为不分什么“左”和“右”）
从1961年写完《夏夜》，他就搁笔，在考虑一个新长篇。主人公不是农民，而是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困难时期好像适宜这种题材的生长，他同巴金、严文井都交换过意见。艾芜这年8、9月从北京接连来信也支持他：“解放前有许多生活可以写，而且你也知道得很多，再加以有计划地研究，我想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作品”①。艾芜听说他身体、精神均欠佳，便动员他按作协总会的安排，与自己一起下去走走。
10月初，两人在成都会合，踏上云南之行。四川的灾情已经显露，他称这两个月的远游为“文化逃荒”。这是他第一次由川入黔，由黔入滇。作协总会派了刘真、林斤澜两位青年作家相陪，兼有以老带新的意思。从昆明向西，乘长途汽车到保山，慢慢像是沿着艾芜二十年代南行的路线走下去。经芒市到中缅边界的畹町、瑞丽。路上有时一日能遇到春、夏、冬三个季节的气候。艾芜这时改变以休息为主的初衷，去陇川、章凤采访，搜集写《南行记》续篇的材料，两人于是分手。
他折回昆明，考虑心中的长篇，同时也惦记家中的玉颀和孩子。
他在芒市给玉颀的信中嘱咐她：“公家照顾我的罐头，千万把它吃掉，不要为我保存起来”，“既然并不限制干部到自由市场购买副食品，纵贵一点，也该适当买些来吃”①。在贵阳，还关心女儿刚颀离家学习的情绪，说：“连小娃住托儿所，不是也将近一个月后才习惯么？”②这个“小娃”不是泛指一般的小孩，而是特指他的孙儿，杨礼的儿子的。
他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困难时期也不平静。不仅是金钱上入不敷出，玉颀提出想恢复上班，主要是子女们进入成年，问题纷至沓来。
杨礼早参加了教育工作，结了婚，玉颀要尽祖母义务，照管孙儿。两个小女儿刚颀、刚虹的求学成了他的一块心病。1962年8月，他与任白戈、李亚群、戈壁舟一起去井研。路过乐山，看望了刚锐一家。嘉乐纸厂已经老旧不堪。乐山去年每人每月只有三钱菜油，今年算增至一两。他第一次见到的大儿媳的父亲便是去年死的，他听了觉得黯然，也想起了今年2月大哥去世消息传来时自己的复杂心情。回到成都，正撞上一个女儿高考第一批发榜没有着落，他的心绪坏透了，称这是“解放以来最不愉快的一天”①。
他烦乱已极，靠编《祖父的故事》集子，大量读书，读普希金小说，读《水浒》、《紫罗兰姑娘》、《歌德对话录》、《聪明误》来压制心火。对子女，他是很动感情的。他这些日子会半夜从女儿落选的噩梦中惊醒。他感到自己软弱得无用。接到另一个女儿从重庆的来信，他哭了。看曹禺的《胆剑篇》又哭了。第二天去读《安娜·卡列尼娜》，他总是随便翻出一节从当中读起，偏偏翻到了安娜从意大利回莫斯科，与久别的幼子见面的那一章 。他读着读着，不断流下泪水。他其实并不老，离六十岁还差两年，但他感到这是不必去擦拭的老人的泪。
孩子的事其实没那么严重。两个女儿后来一个学医，一个学外语，都受到很好的高等教育，只是他的情绪变得不安静。整个民族在思索受挫的教训，1962年也是他一段小小的反思时间。文艺界这年春天，有周恩来、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大家的思想才比较活跃。写知识分子长篇，帮助修改《红岩》，都寄托他写解放前题材的热望。他校读重版的《淘金记》，读得笑起来，自己问自己：十二年来写得又少既差，怎么就把一副讽刺的好笔墨丢掉了呢？
他想起抗战中在重庆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独山失守后，在一次聚餐会上，一些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等酒醒后又都把名字涂了。这是一个短篇讽刺素材，名字可叫《独山失守后》。他把故事轮廓和人物，习惯地写在一张随手拿到的废纸上面。
过了几天，在省里听报告。一个专区调三十个干部去加强商业，其中只有一个党员，还是个“前任党员”。他对这个绰号发生兴趣，想到一个讽刺当代干部的构思，题目就叫《前任党员》。但是他对重新捡起讽刺小说来写，还是有顾虑。思前想后，还是搁下了。
思想较前开放，障碍又没有全部消除，这就造成想写而没写的作品，日益增多。长久动摇于写解放前与写当前之间，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创作谈、回忆录。这一年他调整生活、调整创作计划的设想特别来得多。李劼人建议他全部改写“三记”，认为他的长篇本来内容太密。他想起杨晦多少年前提过写《淘金记》下卷的意见。前几年，他考虑过将《还乡记》作为基础再写它一两部。现在，他把知识分子长篇与《困兽记》的改写结合起来，得到一个新概念：可以写一个三卷本的新《困兽记》。有一天，他甚至把一至三卷的要点已经写在纸面上了。
（解放后，你一直在三种创作计划之间翻筋斗。写当前，写解放前和扩写、重写旧作，政治形势放松的时候，三种计划都来纠缠你，又突然发现，哪一种计划的执行你都没有准备好。我的真切感觉是：三种计划在心里仿佛打了个难分难解的结）
他的思想呈现为稍稍反省之后的芜杂。而他的身体、生活、工作，时时来打搅。为了哮喘的加剧，他想把伴了大半生的烟酒戒掉，却并不容易。为了省文联的某项具体人事把他无谓地卷入，他恼火地在心里喊道：“这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生命能用来浪费了！”①他感觉世界如果给他一丁点的安静，他便不至于垮下。这点宁静似乎就维系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他在日记里写道：“再不给我调整一间房子，让我有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小天地，真有点活不下去了！”②浮躁不定的心绪持续地控制住他。靠摆谈，靠听川戏，听洋琴，靠逛街、逛花会时不声不响地观察人们的装束、表情，想象其人的身世、脾味、性格，靠大量服用安眠药强迫休息，靠去成都东山地区的省机关疗养地五福村独住，都能得到一些心理平衡，又不能完全平衡。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重读名著，就像他酷爱一再修改作品一样，托尔斯泰、契诃夫他可以一读再读。这能为他从自身寻找力量创造条件。他天生不擅快速变更和移动。他是乡镇之子，习惯于滞留一处，静静地吮舔自己的伤痛。
肯定要出点事情了！年末，传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他的写作计划没来得及调整成功，便告失效。1962年，他没有写成任何一篇新作品。他交了白卷！
死与生，两面的煎迫
四川省委传达十中全会精神是在1962年11月19日。单是文件，一天都没能读完，又加了半天。礼堂里充满了同这些文件一样的沉重空气。
12月，他就和省里的工作组到新繁的新民公社调查。座谈、串门，与社长罗世发和其他干部谈话，按十中全会的观点去找“阶级斗争”在农村的新动向。罗世发是省劳动模范，彼此也是很熟的。
有一天，他意外看到罗世发他们利用公社代表大会的机会，见缝插针地把几个大队的书记或队长，一个个调到会场外边谈话。旁听中发现，同样是商量生产队的调整和干部人选问题，因谈话对象不同，谈的内容、方式、风格竟有很大的差别。他似乎获得一篇小说的背景和线索了，正在做合理的推想，突然接到李劼人病危的消息。
他中断下乡，赶回成都。21日与林如稷夫妇，23日与张秀熟，两次去医院探视劼公。病房里满眼是管子、玻璃瓶，此外便是一张眼眶深陷的面孔。当他们眼光相遇时，他感觉他已经认出了自己，劼人瘪下去的嘴好像裂出一丝笑容，但随即消失了。这就是那个相识了二十年的，一贯生气勃勃，擅于放言高论的师友吗？他不忍再看，赶快走出去，两腮已经有湿热的东西急淌下来。
李劼人生性怕热，豪饮。夏天吃东西赤膊上阵，冬天只穿薄薄的棉衣，从来不着皮袄。这天省文联开会，他恰好坐在风口。上面的人尽讲尽讲，他穿得单薄，便受了冬天的穿堂风。过了午饭时间，一、二点钟才回刻“菱窠”。一进门便高喊：“给我下面！红重！”红重，就是海椒放得重的意思。他空肚喝了一杯大曲，又吃很辣的面条，当晚便发起高烧。第二天送进医院。他原来就有胰脏炎。
第二次去看劼人，他紧闭双眼，没了反应。沙汀记得今年2月在“菱窠”吃饭，饭后听他朗诵《大波》第三卷的片断，余音犹在耳边。3月，两人又一次同赴北京开人代会，车上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林海雪原》。劼公说这是公案小说的传统。谈起留学生涯，他对法国人的男女关系还乘着酒兴发表宏论。四个多月以前，在沙汀主持的《清江壮歌》座谈会上，发现有人要抓他的辫子，因为老头子对这部作品的质量大不敬，居然讽刺地说：“这本书若果要传之久远，最好改写。”是沙汀替朋友遮掩过去，才没有掀起轩然大波的。可是现在他多么希望他能说话，不管这话是对或者错，只要能说！拖到24日晚8时，传来噩耗。他参与办劼人的丧事，想写一篇悼文，只得了几行字，竟写不下去。公祭后在磨盘山下葬，看着骨灰坛置入一个人字形的小廓，然后封存。鞠躬如仪，相随下山，李师母就在他旁边，只见她望望平野、树丛、远山，叹息着说了一句话：“地势是好！”李劼人的家属有意将“菱窠”故居交公，好辟为文物，这是很适宜的，但他做不了主。整理遗著，保存劼公多年收藏的万册书籍、千幅字画，都可以办到；唯独这进一步的纪念方式，因为李劼人的身份和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是很难的。就连悼念文章，省里起初还授意不发。过了年同意了，却特别通知他不要写。原来还是1957年他与劼人联名发言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影子在起作用。他只有抑制悲痛，尽心地修改张秀熟纪念李劼人的文章，来寄托哀思。过几天，为林如稷、洪钟、罗湘浦等组成的遗著整理小组阅读《大波》第四卷末完稿，想起在李劼人书桌上看过的写满各种蔬菜价格的纸片，毛笔字比自己的还小，佩服这位师友深湛的社会调查功夫。可现在，将永远失去这位终生替川西立传的人了！他真想躲出去平静一下自己。艾芜去年11月就从北京来信约他一起去川东搜集解放前的史迹材料。1963年1月下旬，他动身去重庆与他们会合。同行的还有《红岩》的两位作者。艾芜一年写了八个短篇，见了面还直说把时间浪费得太多，开玩笑说得了“写作病”，一天不写百来十个字浑身不舒服。与朋友比，他全年只改一些旧作，不等于荒废吗？
他心里还存着将来写解放前夕长篇的念头。在山城出了一大堆拍摄电影《红岩》的主意后，就与大家沿嘉陵江上溯至北碚而南充。一路上遍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和游击战士。3月，艾芜他们赴岳池、广安，去华蓥山地区采访，他决定与孔繁祚和一个省报记者，到生活基地武胜烈面看看那里的变化。说好过几日再合拢一同回重庆。
烈面区委很冷清，再没有两年前电话铃声不断的热闹场面。这里显出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后的一派沉静。过去熟悉的一些干部，二麻哥这个孤老头，大队杜书记，经过了1961年冬天以来的风风雨雨，于今更历练了。说起1962年小春刚有收成，群众饿怕了，收麦子带平小口袋偷偷搓，胡豆地里尽是空壳壳，怎么处罚也制止不住“拿摸”。“我叫大家搓胡豆吃。”二麻哥坐在阶沿边对他讲述。“有人说，嗨，平常尝点新他就骂，今年叫我们吃？！你想，咋不叫他们吃嘛，走路都在打偏偏了。吃了几天，大家走路颠颠的，都飞得起啦。一共吃了三百多斤青胡豆。我说，这下不要偷？他们说哪个还想拿啥！”
两名妇女干部曹惠芳、陈秀碧，与他长谈了杜书记的为人、婚姻和做群众工作的情况。他记下一份完整的资料。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结交的农民干部身上。西关公社四名下放支书的座谈，特别是其中的黄勤明的谈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四人中他穿得最差，一件旧棉背心，一顶棉帽，脚下踏着草鞋。但脑筋灵活，说话容易激动，露出调皮神色。他挨过批判，领导的是远近闻名的落后队，经手半年，社员对他从辱骂变为尊敬。
区委毛书记陪他乘航标站的划子到西关去看黄勤明。他们先见到西关公社的张书记，谈起过去公开告状的一个姓陈的农民，后来当了张的面如何赞扬黄勤明。那个对话很有趣：“张书记，你给我们选了个好当家人！”姓陈的说。“你不是说，他是来给你们挖坑坑的吗？”张书记故意逗弄他，揭他的短。
“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话！”
“怎么没说啦？我记得很清楚，你跑了两根田垅把我叫住说的呢！”
“哎呀，那时都在那么讲嘛！”
沙汀发现这个张书记的谈话很生动，很有水平。农村的动作总没有城市快。十中全会的风刚吹到这里，所以，这次对他今后二十年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西关农村调查，虽然已经有了所谓“抵制单干风”的内容，但主要还是了解农民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所作所为。
张书记谈起了黄勤明为什么会遭群众骂。他们队贷了六百斤米准备换红苕藤，这时已是5月底，社员分的小春快吃完，便闹着要分米。黄勤明把米用柜子装起，任凭别人骂他偷吃也不吭声。后来仅用三分之二的米便换齐了苕藤子，过了端阳，担水栽下，才把二百斤余米放出来分给了社员。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救命的米从他家原秤进，原秤出，不但颗粒未少，还多了二两。群众对他的态度于是大变。黄勤明对沙汀讲过张书记是如何领着大伙渡荒的。1961年打从3月起，这个公社旱了一百三十多天，不少队下了四回种：秧子、红苕、胡萝卜、秋荞，都死光了。西关的田地大多是观音土，秧子秆死了，锄头挖不动，要用钢千戳，撬棍撬，硬是第五次种上了白萝卜，收了！初夏，张还动员三队群众种南瓜，大家哪里有积极性？推说没得种子。张拿来四十斤，一户种三窝。后来全靠这些萝卜、南瓜过了荒年，群众感激得不得了。
顶住群众的“消极”，还要能顶得住上级的“积极”，才行。沙汀这些天，听到黄、张两人许多抵制工作组瞎指挥的实例。这是未来《木鱼山》的基本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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