淖运叫脑谀抢锲鹱饔谩保�7月28日日记）。
他想起前几天胡愈之来谈川北土改的情况，那里有些“积极分子”分到田和浮财后便不管村政权的事了，只愿埋头种庄稼。晚上回到住地与郝德青谈起这个感想，沙汀说：“这个县里有许多路工，我和他们接触过，认识比一般农民高。他们长期集体生活，见过外面的世面，养成一些工人的品质。将来的政权能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呢？”郝德青一向注意听别人讲话，他这时坐在沙汀的铺位上，深沉地摇摇头说：“一回家就变了！同志，教育农民是一件长期的工作。”
这次讨论给他以启发。接下来两天下雨，他坐在屋子里看报告，做摘要，思考怎样来表现农民。他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了：农民在运动中的作为，并不怎么出乎意外和不可想象，我们很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特性，在一般政策、形势之下，作出种种合理的推论。这是顶重要的，因为它使我获得了自信，可以大胆使用已有的知识和表现能力（7月29日——30日日记）。
他初步考虑通过几个家庭来写这场农村变革。这不能是单线条的，要包括一个乡指挥部的工作，两三个村子的动态、偏差，而描写农民的勇敢行为要注意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他自己在冀中部队和睢水乡下的不同关口，亲自体验过勇与怯的心理可以交替出现。他懂得“勇敢”总是相对的，他不想单面地来写农民。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的困难。他在日记里写道：
首先是人物问题。我该怎样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
在偶一想到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来的。
他熟悉的是旧的，想起《困兽记》里的冯大生：如果把冯大生那样性格，那样遭遇的人，搁在目前的条件下来，难道我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显然是可能的。
他在给自己鼓气，想找到一个熟悉旧世界的作家如何表现新世界的立脚点。如果冯大生参加土改，带着一种对霸占自己妻子的保队副的私人憎恨，这种强调性的描写是可以的吗？
一定程度的强调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动力。因此，与这个相联的，那种实行了报复的私人的快感，也应该表现。
他还为自己的小说形式规定了与新人相一致的特征：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人，真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以上均为8月7日日记）。
但是这部设想得如此具体入微的土改长篇，终于没有动笔。回到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受他尊敬的谢无量先生在成都挨斗，令他惊异。李劼人常对他讲起谢先生的厚道、书生气，不知理财的特点。以谢在旧中国的声望与交游之广，家里有几件古物，是很寻常的事，结果叫“双毛辫”（李劼人称刚工作的女青年）扭住不放。后来是陈毅出面保护，才把谢调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他不理解谢无量受冤，但领导文联机关“打老虎”，还是不遗余力。平时的“浪费”，受了“运动”气氛的感染会演变为“贪污”，他所搞的“贪污”案也就不能不扩大化。他还要在内部检查官僚主义。从去年5月全国讨论《武训传》，年末展开文艺界整风学习以来，“检查”不断，他的创作自信已经不牢固，或者说需要重建。在石板滩已感到的对写新农民没有把握的心思，越发加重。不能把农民写得比工人完美，也不能“泄气”，这太难，了。他想起去年10月纪念鲁迅诞生七十周年时写过的文章，用检讨的姿态谈过去的创作“暴露过多、光明太少”的毛病①。可面对刚刚“解放”的农民，发现自己的思想调整远没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颜料应如何调制，如何涂抹。他的笔提起来，却在一个绝好的题目面前凝住了。
他还不习惯表现新时代。
外面的世界总归是外面的世界
火车在西伯利亚冻土荒原上急驶。车厢结合部传来有节奏的撞击声。窗外闪过冰雪覆盖的无垠的土地，和一座座用带树皮的木料砌搭成的俄罗斯低矮农舍，引起这个第一次离开国境的南方乡下人的遐想。他一向神往的旧俄艺术大师笔下人物活动的场景，仿佛在眼前活了：《复活》里马丝洛娃随着政治流放犯长途跋涉，她的头越来越昂起，而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跟在后面艰难地颠簸……长长的车头鸣叫声把他拉回现实。沙汀看看对面半斜身靠在软座上的马烽（一位身材适中、壮实得像个矿工模样的解放区作家）和一名德文翻译，想到他们正在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途中。封闭的车厢里温暖如春，可是眼耳口鼻还留着哈尔滨月台上寒风刺痛的酸涩味。
他是1952年9月应召到北京作出国准备的。解放两年多了，连艾芜都两度进京开会学习，他从离开延安算起，已经有十几年没迈出夔门一步。现在是不迈则已，一迈便到了欧洲。
这段时间他在思考他过去作品的全部价值。为了《淘金记》的重版，他与中宣部文艺处的严文井交换过意见，这位“鲁艺”的同事请示过胡乔木，做了肯定的答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还是一切另起炉灶，他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在京小住，找些老朋友谈谈。西南局宣传部的廖井丹也鼓励他出去开开眼界，还表示，回国后可以同意他解除行政工作专事创作的请求。
在北京他住在东总布胡同“文协”院里。他去看望全国“文联”的周扬、“文协”的丁玲两个负责人。周扬很忙，照旧了解他的脾气，短时间交谈中，劝他不必紧张，因为访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好关系而已，不会有复杂的情况。何其芳从颐和园附近的高级党校跑到东单来看他，语言的洪流，淌出来，容不得别人插嘴。他大讲在河北平山的见闻，描述他未来的土改长篇小说。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热情也不能化为文字。等沙汀去党校回访，问起其芳两次出使东欧的经验，其芳给了他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发言稿，原是他自己准备的，在国外没讲成，他就不要分文地“卖”给了老朋友。沙汀在柏林果然派上了用场。
他到中宣部去与严文井叙旧，却意外碰到了赵树理。赵树理的小二黑、李有才这时走遍全国。赵住在文艺处，正集中阅读苏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沙汀好奇地瞄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穿一件短袄，下面也不像是制服裤，没有一丝解放区干部气。赵的左手臂不知怎么出了毛病，用根绷带吊起。他很自然地问起伤情，不料，赵树理立即口念锣鼓，边唱边舞，当着第一次见面的客人演起山西上党梆子来了。这真让他吃惊。他不熟悉梆子，北音的苍凉比起川戏的高腔自然更古朴、深厚。他的注意力被眼前这位“民间艺人”的表演吸引住了。几句唱过，他报了一折戏文的名字，好像叫《三卖武》，然后便说自己受伤就如这出戏中的一个角色一样。
这个农民作家接近人的不拘形式，和对家乡戏曲的狂热劲头，可能是他生平遇到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在东总布胡同隔街相住，见他下棋，就更有趣。赵下象棋、围棋都不算高明，但极喜下。有一阵每晚扭住前院的严文井搏战，下到深夜也不肯放，弄得文井爱人伸手将棋盘弄乱才散。他毫不以为意，第二天照样登门。后来文井提出少下、不下，赵生了气，将棋子拿到文井门口，一个个捶烂，口中念念有词：“你死我就死，只要你说话！”搞得文井狼狈不堪。其芳的“天真”是知识分子型的，像赵树理这种农民式认死理的“天真”，更是天下无双。
文井思维缜密，文学修养高，与他交谈总是有收获的。坐在国际列车上，他还在玩味着文井与10月2日在北京站送他上车的胡乔木对他创作的评价：“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能力”。“你是现实主义的，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地再现生活”。
他们都读过了《淘金记》，觉得是出色的对“地狱”的描写，是地方风俗史。但一谈到讽刺，他们的话便有了分寸：“你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但你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吝啬夸张，如果要普通读者懂得你那太含蓄的用意，他们会很吃力。做你的读者要有很高的条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却了”。“你书里出现的劳动人民给人的印象是不鲜明的，而且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起来”。“你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
反复思量着这些话，他感到兴奋和惶惑。对丑的调侃不应只是一种色调，社会讽刺为什么不能有表面不太“刻毒”的呢？他想不太明白。但知道，他的讽刺的笔法在今天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保持对生活精细观照的能力，来写新的农村，可能是他应走的路吧。横贯欧亚大陆的漫长旅途给了他思索的时间。
（这一段的思索是重要的。你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我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他萎缩）
他们到了莫斯科，然后转赴东柏林。这个作家代表团太小了，小得不引起注意。驻苏、驻德的使馆之间联络不畅，他们两次呆站在外国首都的车站大厅里，等不到接待的人。东德大使当时是纪鹏飞。
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在1952年11月那个年代，到社会主义的东欧来主要是认同，而非求异，沙汀地域性的自足心境不容许被打破。在莫斯科大旅舍下榻，住一百卢布一夜的房间，吃十卢布一盘的凉拌卷心菜，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告诉使馆的人员，返程再经过这里，但求住普通的房子，喝红菜汤就可以了。到了柏林，发现为出国特备的驼绒大衣太暖，只好买呢大衣。他带头挑半毛料质地的，认为纯毛料的太贵。
这有什么办法，只有节俭才愉快，他改变不了自己。访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声援中国革命的剧本《怒吼吧，中国》的老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使人感到亲切。屋子里陈列着金山寄赠的他的剧本在中国演出的剧照。老人特别喜欢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马烽。在诗人库巴的家里同东德作协主席安娜·西格斯会面，沙汀读过她的名作《第七个十字架》。他觉得修养高深的女作家不如工人出身的库巴好接近。他们还特意访问了脱产刚三年的矿工作家泰渥·哈利希，听他仔细介绍自己的经历。他们访问过各种工厂，造船厂、化工厂、冶炼厂，在工人住宅区与群众接触，参加过清除战争废墟的义务劳动，甚至得到一份劳动证书。
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好不容易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但没能与任何社员接触。按照他的理解，东德的和平土改使农民普遍存在“变天”思想，要比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来得差。
不过他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古典文明是灿烂的。去凭吊过魏玛的歌德故居、墓地和席勒故居。在绿蒂的坟茔旁，他对德国人讲述中国五四时期的”维特热”。在德累斯顿谈鲁迅介绍柯勒惠支的版画，在莱比锡法院听当年季米特洛夫讲演的录音。他仿佛是拿东欧的社会主义来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并肩负着将一个真正的中国介绍给对方的使命。
在参观土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馆时，他就纠正了外国朋友的一个“错误”。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发现丁一件中国的黄杨雕刻，雕了一个拖辫子的男子与一个小足妇人面对面躺在烟榻上吸鸦片。这个旧中国丑恶的小摆设，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着感情，向那位引导参观的馆长解释，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儿童玩具，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厂访问，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发作，他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对方是一位接待人员，三十年代加入海军，驻防过上海，似是个“中国通”。这个昔日的德国水兵并无恶意地询问沙汀：
“上海现在还有‘燕子窝’吗？”
沙汀告诉他，早经查禁绝迹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说明，仍摇头说：
“听别人讲，鸦片烟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强辩。终于惹得他的脾气上来，脱口说道：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戒不掉：面包！”他说这句话实在急躁，以至在用“面包”这个词以前，先就溜出一个“饭”字。
马烽在旁边，禁不住笑着接过话来打趣他：“哪里听说有什么‘饭包’啊！”
这样总算缓和了一下空气，没有造成更尴尬的场面。其实他知道，德国朋友的固执己见，是因为交流太少。他的反应是习惯性的。他无法允许别人随意地破坏他所“经验”的一切。
（你跑到万里之遥的外国，吸收到的知识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来充实内面，更谈不上冲击内面。我注定是一个“土”人，经验型的人，出国仅仅是用外部的世界来证明一次内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结束访问，原路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协”将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工作。他回四川写作的梦做不成了，推托的话刚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决定了。你不干，我们发调令调你，看你干不干？”他只好答应做一两年看看。陌生的工作来得很急切。1953年4月，创委会成立，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他刚刚被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去接任新职。起初没带家眷，过一段时间才将玉颀和小儿子刚宜接来。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后方。
全国文协所在的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今五十三号），是个堂皇的宅院，沿第二进院两侧游廊拾级而上，进入第三进，迎面是一幢带飞檐的二层楼，说明它原来的主人中西合璧的趣味。这座楼底层东面的外屋为会议室，有讲究的地板，依靠中部的活动拉门可调节室内的空间。里屋便是沙汀领导的创委会。楼上分别住了邵荃麟、艾青、丁玲几位。
第二院的东北角开有小门，连着一个侧院。院内的一座楼更加小巧，楼上便住着沙汀、张天翼两家。二十二号斜对面的四十六号大院（今六十号）是“文协”宿舍，也是三进的深门大院。住的人就更多了，严文井、刘白羽、罗烽、白朗、赵树理等作家都聚在那里。
解放初期的机关，气氛较为活跃。创委会十几个人，秘书、干事大都很年轻。“文协”的领导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相熟的作家，这一点使他满意。最早的党组书记是周扬，党组成员，除邵、沙之外还有丁玲、冯雪峰、萧三。邵荃麟、葛琴夫妇是1944年从桂林疏散到重庆时认识的。起初他们住在沈起予兄弟开的旅馆里。邵很瘦弱，当时便常常有病，但一谈起话来便劲头十足到不可收拾。邵荃麟懂得文艺，有理论水平，带病指导创委会工作，出席会议讲话，声音细小如秋虫、如游丝，到了最后，如沙汀说的，简直是演“无声电影”。邵充满书生气，完全不会照顾自己。他抽烟，常忘带火柴。向别人借来，用毕便装进自己口袋。刚吸了一支，急急地走了，会把烟整包地掉在别人家。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