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认作是面对为富不仁者的，没有什么不应该。达到的也是“清水”袍哥的目的：重仁取义，济困扶危。
袍哥的光棍精神，在故乡的社会舆论中一律涂上神奇色彩，使朝熙十分向往。睢水的向浑有一年去成都赶花会，在东大街青石桥路口“马裕隆”店里买东西。他穿着随便一点，看中了一套景德镇细瓷餐具，便伸手去摸。店员看他不起，问：“你想买呀？”语调带了轻蔑。他一听，沉着气问明价钱，叫兄弟伙付完款，当场把碗盏哗一声掷地摔碎，然后扬长而去。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流传久远。
哥老会的被压迫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保路运动中，能与同志会形成同志军共同举义。袍哥乘势发展。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拥入，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过去瞧不起袍哥的士绅，也纷纷参加。照安县城里说法，当了袍哥就算“掐了眼睛”，变成人了。绅士的加入，不必像郑慕周、谢象仪那样，从老么十排做起，不必按劳绩一级一级提到九排、七排、副六（六排）、管事（五排）、三爷（三排）、二爷、大爷。他们只需捐钱便可成为辈份最高的“一步登天的大爷”。这样，哥老的实权落在了绅士手里。这些人一变又当上团总、乡长之类角色。安县许多乡镇头面人物往往是“土匪”型的，而拥有武装力量的袍哥头目多被“招安”成军。
这种心理也许外省人不很了解。但仔细想想吧，我们省有半打以上的师旅长是招安出身的，而在县城里也就有着不少出色榜样。那个出名的胡子团长不必说了，十三年前，大头统领还在镇上饭店里当过堂倌哩！此外，还有不少干脆卖了田产买枪成军的绅士，简直把这看成科举一样。①
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乡绅、军阀、袍哥四位一体，互相联结又互相争斗的局面。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无论是哪一种，它已变了质。
经由舅父，朝熙自幼年起便熟悉袍哥的内幕。安县有名的袍哥大爷，最早桑枣大同公民社的舵把子何鼎臣，永安乡永益公社的航把子陈红苕（绍），是川西有名的人物，都与郑慕周发生关系，并伸入到杨朝熙生活里来。安县城区的龙头李丰庭，大家族出身，有声望，郑慕周与谢象仪正是他的属下。杨朝熙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李丰庭的女儿。
（论起来，你这个共产党人是从袍哥世家里分裂出来的？“世家”谈不上，有渊源吧。历史的蜕变是奇妙无情的。我的舅父、岳父都是本县的大袍哥不假。所以我后来与李劼人这个“四川通”谈起哥老的规矩、饥口，他也吃一惊，不能不让我三分）
朝熙跟着舅父从小上茶馆、串门，拜年、会客，对于大大小小的粮户、豪绅、军官、兵宿、流氓、普通光棍，都极为稔熟。实际上直到四十年代在安县刘家沟，他才真正了解到农民，而他小时所接触的亲朋，都是些乡镇的头面人物。他们是依靠农民为生的，有的甚至出身农民，但比农民聪明、狡滑，善于应付生活，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他们是最先从土地劳作中脱离出来的“人尖子”。舅父给他带来的整整一个袍哥世界，多半便是这种人物。
袍哥世界为他展开了四川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网络，展开一个十足的强力社会。而郑慕周本人便是其中一个没有沦为十恶不赦魔王的代表。这也算是一个奇迹。郑慕周在生活的搏斗中日益磨练得胆大心细，有决断，乐于助人，很快得到袍哥界的器重。按照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郑慕周不自主地要靠枪杆子打出来。郑先是依仗姐姐，后来便给予报答。
朝熙的哥哥杨印如似乎一生便在舅父荫庇下过活。他靠舅父任职，从部队到学校，收税理财，搞了钱只会消耗。娶了三次亲，两个女人都死了。他坐吃山空，弄到卖田地、家具、房子的地步，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安县。后来双目失明，1961年带着牢骚病故。
舅父对第二个外甥的生活道路，起初也实施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朝熙与哥哥毕竟不同，他没有跟着舅父走下去，到反而最终影响了能干的舅父看清社会大势，成为一个开明绅士。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现在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满清王朝的气数已尽，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经像一个烂熟的桃子。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将要在这个摧垮帝制的舞台上一试身手，包括郑慕周。在幼年的朝熙身边，正酝酿着一场大的社会变动。
他出生后四年，慈禧、光绪“驾崩”了。1909年，清政府允许各省设谘议局。1910年谘议局代表汇集北京请将立宪预备期九年加以缩短。1911年6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天下未乱蜀先乱”，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发生武昌起义。而在安县，袍哥界的何鼎臣等卷入了辛亥革命，郑慕周发迹的时刻也即将来到，这一切对杨朝熙的少年生活，将投下巨大的光影。
许多作家称社会是“我的大学”。我看你从读私塾起，就在翻乡镇社会这本大书了。
结束基础教育我太晚，进入社会我太早，我是个没有纯真少年时代的早熟儿。
沙汀传……第二章 乡之子
第二章 乡之子
读不完的家塾
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正逢辛亥之变，时读时辍，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在家塾混了整整十年，在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群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1901年清政府迫于大势，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安县知事余慎便奉命集资开办了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北门外，即今安县中学的前身。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又设了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桑枣、清泉、花荄等乡仍有私塾存在，其生命力和那个报时的钟一样古老、长久。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家塾先是为哥哥设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无功名，但很诚朴。家里担负他的膳宿和“修金”，也有本家和外族子弟前来附馆随读的。这位王先生懂得外科医术，教书之余也义务为人治病。朝熙这时没有上学，他经常站在塾房外面，听里面传来嗡嗡的读书声，觑个缝隙好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个石子进去跟塾师捣乱。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镑。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给我发蒙的是孙永宜老师。他在县里的小学教书，带便教哥哥与我。他是桑枣人，后因家里人手不够，回家教书，受到学历高的或社会关系多的教师的排挤，一气之下，改行种了庄稼。我曾经在街上看到他在卖菜。他的志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沙汀1986年11月21日讲）
孙永宜给他最早上了人世不平的一课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也是桑枣人，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一天下来要在草纸上写许多的核桃字。蒋先生算得是一位书法家，安县公园原先有个“天星楼”，三个大字的匾就是他写的。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也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私塾最初的功课是读杂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如《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增广》）及习字，在塾的时间早、午、晚共计八小时以上，是很苦的。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偏偏精明强干的人往往对幼子格外慈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老师也没有办法。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这书的破损程度，如果是别人来补，两三个小时也就完了。他当天没有补完。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下来，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团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于瑞五。较年轻些，也是秀才，名士派头，很洒脱。于先生住在小北街冯官府小院（后来是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地方对童年的他充满了神奇。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被人呼为“冯官府”的刽子手，北方汉子，鼓鼓眼，块头极大，站着像座铁塔，透着森森寒气。据说每逢他那把马刀半夜在刀鞘里发出响动，上下地跳，不出两天，准会有人犯人头落地。而且他砍头的本事十分高强，只要人犯的家属送他一笔“背手”（又叫“袖里财”，指暗地赠送），人头便不会与躯干全部分离，能落个“全尸”。但是同样住在冯官府的于瑞五却一点不使人害怕。他性情开朗，不像以前的先生那样严谨。兴致来了的时候，会放下正在教读的书，给学生们讲起《聊斋》里的狐鬼故事。这是朝熙第一次知道这本古典文学名著。于先生还选了《幼学琼林》来教。这本书用骈文写成，却夹杂了许多历史典故。老师一讲起这些典故，学生们就听迷了，老老实实坐着不动。这位老师去世很早。
（但他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人之一！《聊斋》自然有传奇性，笔记体小说讲究文字简约。对于女性，你学会尊重，可没学会描写她们）
与朝熙同塾读书的伙伴主要是谢氏兄弟与刘氏兄弟。谢家与郑慕周通好，谢的两个儿子谢荣华、谢荣贵与朝熙共读的时间最长。谢荣贵后来在投考“黄埔”的路上病死，谢荣华与他有更长久的交往。刘氏是在城里开“青云堂”药铺的，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里，后来佑昭进了“黄埔”。这充满草药的异香味和排列着一格一格药柜的“青云堂”，是朝熙少年时很感神秘的地方。
到1915年为止，朝熙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只是故乡的儿子。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尽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他是异常早地体验到世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无疑造成他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文化性格。1917年春发生的郑慕周刺杀陈红苕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的家庭，使小小的杨朝熙如此深入地卷进故乡近代演进的历史漩涡中去。
念书的哥儿爱“跑滩”
辛亥革命造成四川哥老会的“中兴”。在安县，最早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就是袍哥何鼎臣。此人当时正年轻剽悍，以赌博为业，讲豪侠义气，爱接济穷文人。他曾送二十两银子给举人蒋雨霖，这钱一部分是赌博赢胡某的。胡某弄了一批打手向何寻衅讨钱，何因而去秀水投靠了袍哥大爷向浑，与秀水烧箕滩的土匪合了伙。一次胡某带十几人到秀水去看夜戏，被何及其兄弟伙强拉出场，用乱刀砍死。自此，何的名声大振。
辛亥年间，他带过一百多人开进县城游行，然后去绵阳，与别的民军会师，赴成都攻打赵尔丰的将军衙门。武昌起事，何已转了一大圈回县，名气更大。在城里“开山”，成立“公口”，成为全县哥老会的头目。在川西一带人称“何天王”。他的队伍主要是由农民与邻场镇的哥老们组成，配备梭标、叉刀、明火枪和火药枪。“光复”后，知道应舍弃满装，改革服饰，又不知如何改法。朝熙小时在街上看到这支身着“勇”字号褂，打起“靠腿”的奇怪队伍，象唱戏的一样，总觉得好玩。
袍哥、兵、匪会成一体，形成军队割据，进而发展为1919年以后四川的防区制。一切由枪杆子说了算，是一个“原始”的实力社会。何鼎臣以后追随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成为二十团团长，驻防三台、什邡一带。郑慕周成军后投奔的便是何鼎臣。
时代大潮冲刷一切，即便荒僻如安县，知识界里接受近代知识的人也多起来。城里的李复之、张著成、文练三，或毕业于官班法政学校，或出洋留过学，都是新派。辛亥年，李复之从成都剪发回县，十分轰动。他在十字口吃茶，围起很多人看，朝熙也混在其中。他的头发剪得最好，是当时少见的偏分头，即“拿破仑式”。这班人就在县里提倡男子剪发，女子放脚。市民中有的剪了，有的将辫子盘到头顶扎成髻，戴个道士帽子。农民多半不愿剪发。于是逢赶场天，声门就站起团丁、警察，手操成衣匠用的大剪刀，抓住一个拖辫子农民咔嚓便剪。剪下的辫子要用箩篼来装。
那时男人的装束用黑绫子、黑纱帕包头，说是给崇祯帝戴孝。一个叫“萧大汉儿”的巡防军士兵，打赵尔丰时趁火打劫，弄了些钱财，带了一支五子快枪回安县。路上，枪就被袍哥大爷们打起“吃”了。他的打扮就象川戏里的武松，鬓边拖起水发，背口宝剑，成天在茶馆里吹嘘在成都的见闻，朝熙也是他的热心听众。半年光景，被赌棍要手脚把他“烫了毛子”，银子搞光，只好提个篮子在街上卖凉拌猪头肉了。
文人在辛亥以后加入袍哥一时成为风气，入伙时往往穿员外或小生的戏装，认为是恢复汉制。这种读书人，通过郑慕周与杨家沾亲带故，对朝熙关照的人也不少。张著成住在朝熙家对门，留日学理工，相信学校不相信科举，这在当时的思想还算是比较新的。张的家境虽已衰败，靠着在李翰林家的票号“蔚生桓”当管帐先生的丈人的帮助，自己在高等小学堂代点课，收入不多，也混得过去。张喜欢川戏，爱摆围鼓，他常在夜间去茶馆凑一台。他唱胡子生，当鼓师。朝熙喜川剧即受他的影响，常借他的戏本看，学黑头也在这个时候。张也喜欢写字，朝熙因祖父是个书法家，一接触书法便天然动心，最先学黄庭坚（黄山谷）字，便是跟他借《松风阁》临帖。张告诉朝熙要学悬腕字，必须在沙盘上苦练。于是朝熙央母亲求人制了沙盘，找铁匠打了杆铁笔，十五岁时，清早一起来便在沙盘上写二、三十个悬笔字。他的完全不用功的年代已经结束。
这时候，四川社会动荡不定。袁世凯当总统，安县除了大剪辫子，便是南门外桥头上吊起几个盛头颅的木笼子。据说都是伏法的“土匪”人头。延续到民国三年、四年（1914——1915），安县知事林崇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