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紫与陈企霞编《无名作家》，鲁迅看了他的小说很赞赏，周扬便让沙汀与他联系。欧阳山中等个子，满不在乎的神气。他穿大衣都是在吴淞路买的旧货，便宜，穿上也挺帅。三个人大约每星期在叶紫家里聚会一次，传达上级的精神，谈创作问题，也谈自己的写作计划。有一次叶紫谈他一篇农村小说的构思，沙汀哇啦哇啦提出剪裁的意见。欧阳山笑道：“啊喝！分明一件长衫，这一剪下来，就变成汗衫了。”沙汀穷开心地打趣说：“依我还得去掉两只袖子，改成背心！”赴这种会一路要防止盯梢，谈起来，气氛却是极愉快的。
尽管“左翼”文人一个比一个穷，但是叶紫一家的贫病交困，还是使人无法相信。他住在南市，弄堂狭窄、肮脏。三代同堂，母亲、有肺病的老婆、小娃儿就挤在后楼一间破屋里。叶紫本人经过大革命的逃亡，人瘦得正面看去就像是看侧面一样。据沙汀1940年在一篇文章里回忆：“第一次到他家里去，他就告诉我，他经常是拿马桶当椅凳，伏在床上写东西的。”“为了向朋友借一块钱、几毛钱，来往步行于菜市路和北四川路之间，或者菜市路和真茹等处，乃是他的一桩带着经常性质的旅行”①。
欧阳山、沙汀都爱喝两杯。谈得高兴了，便拿出钱来打高粱酒。叶紫的母亲便弄点泡菜来，给大家下酒。湖南泡菜与四川泡菜很相似，这时成了佳肴。等到走的时候，两个客人往往会忘记什么似的，留下一点钱在凳子上。
那时候，作为“奴隶丛书”的《丰收》小说集还没有出来，叶紫还在申报副刊上写文章谈自己的身世。通过沙汀，叶要求与鲁迅见一次面，这件事是周扬从中联系的。鲁迅出于对青年作家的支持，当然答应。会见地点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饭馆，在座的除周扬、沙汀外，还有两位青年记者。鲁迅那天没有说多少话，主要是静听叶紫的自述。环境很不安定，鲁迅先生只怕因为自己连累了青年作者，时间不长便先行离去了。
沙汀搬到恒平里前楼以后，1934年春，玉颀在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他的第二个男孩。第一个男孩刚锐四年前生于安县，他是在上海得知他降生的消息的。（刚锐的出生会使你十分难堪，因为那时你已经与黄玉颀热恋了。我承认。这不能完全推之于为了掩人耳目，才不得不过夫妻生活。我是人，而且是凡人，纯情的爱恋而外，我也需要“性”。玉颀虽然是新女性，听到后还是做为话柄嘲笑过我。我看她的忍受度算得不错了）
新婴儿的出生居然与大女儿刚俊一样，也是难产！结果动了剖腹术。这在当时还是怪吓人的。是由一个浑名叫“剪刀”的法国妇科医生做的。孩子的取名有意把表示辈份和宗族关系的“刚”字丢开，因为外祖母叫黄周礼（敬之），便取单名礼字，杨礼。有趣的是，以后生的二女一男刚齐、刚虹、刚宜，这个“刚”字又复了辟。
小说散文组这时与叶紫终止了联系，只余下欧阳山。起初，每星期只两人见面，不久增加了草明、杨骚、杨潮。开会大抵都在善钟路底的欧阳山住处。草明生得娇小，她与欧阳山在一起走路，只到他的肩部。杨骚写诗、搞翻译，他与《打出幽灵塔》的作者白薇的纠葛，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线团。杨骚曾有负于白薇，现在两人同住而不同居。外面对他俩的传说很多，沙汀却很同情他们，是他们的好朋友。白薇病了，沙汀去看她，只见她一人呆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一面镜子（据说老年的白薇房里，不许有一样东西：镜子）。多难的生活使白薇过早地失去了年轻时的秀美，却留给杨骚依然的清癯潇洒。朋友们只是希望他们能重归于好。杨潮（羊枣）搞理论批评，也翻译。他是杨刚的哥哥。他们家在湖北是个望族。在“左联”成员中，杨潮最“阔气”。他毕业于交通大学，外文好，在上海两个外国通讯社当翻译，收入较多。所以，大家口袋一空，往往找他。周扬也托沙汀向他借过钱救穷。他总是慷慨解囊相助的。杨潮也爱喝两杯，有时来开会，会在大衣袖筒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让大家畅饮一番。人多了，会就开得热闹，谈起文学创作，大家总是兴味盎然。这种聚会一直继续到两个口号之争起来以后，才被内部恶劣的空气破坏掉了。不过在私人交往方面，沙汀与他们仍是友好的。
因为《文学月报》遭封，“左联”由魏猛克交涉书店，预备再出一个刊物。周扬要沙汀参与其事。第一期想向鲁迅约稿，魏感到为难。魏曾画过一幅鲁迅与高尔基的画，别人在比较矮小的鲁迅旁边题了“俨然”两字，把画发表后，弄得鲁迅很不高兴。魏猛克这次只好听从沙汀劝告，在约稿信中老实道歉。谁料鲁迅回信，不但答应写稿，还说没有关系。魏、沙两人都觉释然。鲁迅送来的稿子便是《答杨邨人先生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不过后来刊物未办成，稿子退还了鲁迅。胡风是1933年12月从日本回国的。翌年春天，沙汀到霞飞路（淮海路）霞飞大戏院对面的一条弄堂去看周扬，听周讲起了胡风。胡当时叫张谷非，在《现代》上发表的批评文章，沙汀是看过的。认识以后，胡风常来看他，对沙汀、艾芜的小说大加赞词。他的个子高大，脸上微微有几粒麻子，不太明显，说话犀利，语带讽刺。沙汀看他还穿着旧的洋服，便与玉颀陪他上街，买料子，找裁缝，帮他缝起了中式长袍。胡风与梅志结合，生了儿子，还请沙汀去吃过满月酒。梅志很漂亮，杨骚给她取了个朋友间打趣的诨名叫“冰激凌”。典出诗怪李金发，因为李说过，读一篇好作品，就像心灵坐沙发，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
还在胡风独身的时候，有一次，胡很神秘地告诉沙汀，要介绍一个人同他见面。这是沙汀第一次去胡风住地。他包了伙食，住在白俄集聚的区域里。这种洋房沙汀过去从未进去过，里面的布置也很考究。去了才知道，要见的是冯雪峰。冯诗人气质，说话容易激动。谈起文学，他说他喜欢高尔基的作品，并热情洋溢地朗诵了《马尔戈》的开头：“海笑着！”比着手势讲得很生动。胡风在“左联”负责理论批评，与雪峰的关系显然很密切。沙汀回来与周扬一讲，周很惊奇，不快地说：“不是好久便说要去苏区，怎么还在上海？”沙汀感到了这之间的矛盾。
艾芜出狱后身体不好，沙汀、白戈为他买过“泊那托”的西药吃。胡风要艾芜出来工作，艾芜一心想恢复写作，没有听从他的分派。胡讽刺艾“吓怕了”。艾发了火，拍案大叫：“是怕，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好了！”闹得不可开交。胡以后当着沙汀的面，说些含意深沉的话：“我只是担心有些人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啦。”他听了虽没有发作，心里已留下缝隙，关系慢慢淡化。
到了1934年下半年，周扬与胡风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周总是向沙汀诉苦，认为胡很难应付。周扬兼“左联”宣传部的工作，常要与胡发生磨擦，而且与鲁迅、雪峰、周文的意见不能一致，也怀疑是胡在起作用。沙汀的处境已十分尴尬，如果仅仅是胡风，他愿意断绝过去与他的一切关系。但是周扬同时在疏远鲁迅，他又力劝周要常去见鲁迅，以消释胡风在鲁迅面前造成的某些误解。这种观点似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
周立波从苏州出狱，通过周扬，与沙汀的交往多起来。他们本来是在德恩里认识的。那时，立波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劳动大学除名，自学一段时间后，进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一边试着用英文翻译东西。1932年春，因贴传单被拘留，从他的床下藤篮里搜出大量别人寄存的违禁书籍，结果关入了提篮桥西牢，判刑二十个月。
立波这个人一辈子有童心。他和何其芳、赵树理，是沙汀生平遇到的文学家中的“三个天真”。立波坐西牢，在里面养一些偶然飞入的鸟雀，养得极有感情。而艾芜住了牢出来，讲得就很沉重。说有一个教师每天清晨，都把一点点家私筐好，自言自语说，今天家里要来保他出去了。还有一个军官，半夜会一骨碌爬起来叫：“到光明之路！二十年徒刑！”他是为演《到光明之路》的话剧被捕的。立波进监狱，就像到哪里玩了一次，很轻松。他满刑后不愿“坦白”。又押到苏州反省院住了半年，也满不在乎。反省院规定犯人要写日记，他就天天写“臭虫”、“蚊子”如何如何叮他，弄得院方哭笑不得。他的感情似乎是不会“老”的。他一出来，听说周扬已与苏灵扬同居，就极表赞成，认为早该如此。他也有苦闷的时候，一个人把棉裤当了，买几瓶酒回来，可又不会喝。他也在恋爱，是个女工，后来与别人结了婚。那个女工当时得了白喉，立波为表示对她的真诚相爱，不嫌恶她，还特意去与她亲吻。沙汀、周扬听说了，都责备他。他就是这样没有世故，天真得要命。
沙汀刚听说周扬、苏灵扬的事，企图劝阻。特别是黄玉颀，她与周前妻很要好，仿佛忘了自己是怎样与沙汀结合的了，对娇小玲珑、也很倔强的苏灵扬，态度冷淡。那年冬天，上海很冷，苏只穿件薄大衣，沙汀让玉颀借钱给她，玉颀不肯。到以后才慢慢认可了。认可后与苏灵扬相处得也挺不错。周扬穷，有一次得痢疾，接近“赤痢”。沙汀去请“彭浪人”（当时还不叫这个外号）给他治病。这个四川医生自己贴车钱，治他的病没收费。还有个大夫叫李复石，曲阜人，儿子为革命牺牲了，看左翼人士的病，也不收钱。后来大家避难、印传单也找他。这两个医生，是白薇介绍给沙汀的，沙汀又介绍给周扬。
1934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楼下是山东人开的食品店，专卖给白俄吃的酸黄瓜、大“列巴”。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
开始只有他来，以后立波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我才认识。沙汀穿长袍、西装裤，瘦瘦的，冬天围条围巾。他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能出主意，爱摆龙门阵。他们家与我家是患难之交。周扬对外讲是做编辑的。在上海，一个编辑家里，每天四角钱的菜金，再不能少了，少了，就要受街坊邻居的怀疑。所以没有菜钱便问沙汀借，还有杨潮。沙汀家一个月五十元就够了，日子过得还很好！他告诉我诀窍，我学不来，我不会用钱，不能做“经济专家”。可是沙汀也常常没钱，有时，他会掏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胭脂店①去破开，分我四毛，这样可以开门买菜，别人看我们生活正常。这对地下工作最为重要。
1936年，我生第一个孩子米米，在霞飞医院。医院很小，我住在二楼大房间里，是自己走上去的。沙汀来看过我。黄玉颀送我她孩子杨礼穿不得的旧毛衣，可我不会打，是她帮我拆了，织成米米的第一套毛衣裤。我等于是他们的妹妹，生孩子、抚养孩子，都是向黄玉颀讨教的。他们还给我一本书，但书也解决不了问题。黄玉颀不高，长得很端正，性子急，爽快，是沙汀的娇妻。他俩的结合，据我知道是反封建的结合。①结合得再好的家庭也会有矛盾。从1934年上半年沙汀写的小说《孕》来看，这可能与黄玉颀第一次流产前后的家庭生活有关。那种少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爱恋气氛，因为出现了增添家庭新成员的前景而引起的经济上、事业上的恐慌；由于夫妻间性情不完全相同，而常有争执所产生的烦恼，统统呈现在这个自叙式的小说里。四川人的性格是不怕硬的，沙汀遇到黄玉颀发了脾气，他总是退却。他比她大，“礼让”是应该的，所以就跑出去，跑到大兴坊十一号辛垦同人群居的生活里去，但那里无休无止的争论也不美妙。
沙汀是不愿多说空话的人。有时他觉得周扬写那么多的理论文章，也是空话太多了，不如做些实事。在他心目中，写小说是做实事。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危机”。他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老人》这类小说，虽然在“左联”内外受到赞扬，他写写也写不下去了。他内心的艺术之神召唤他，写自己最了解的人物，用融化在他笔下的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构与笔调来述说。可这与“左联”提倡的“大众化”又不相合。在1934年至1935年间，他创作的停滞也酝酿着创作的新生。《人物小记》、《一个绅士的快乐》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人物小记》发表在1934年初。
一个故乡人物的生动速写。听觉、触觉特殊灵敏的瞎子，“尖刻”、“韧性”有余的性格，预示着他未来小说一连串“狠人”型的人物。这是他家乡记忆中最早跳出来的类型。用手指钳住银元吹口气，送到耳边去，用牙齿咬，把铜元摔到台子上去听声，以及爱钱如命造成儿子的被“撕票”，放印子钱和讨帐时的滚地撒泼，等等，都是他从小在安县街上看惯了的。各种人物跑来，用他们的性格细节组成一个新的人物，把一个人物立住了，随着变换时空补叙、夹叙有关他的“传记材料”：这种写法构成了他未来小说的“雏型”。为了一段山地的争执，被用铁绳子套了颈项看管一年，终于胜诉，这便是西山农民吴麻子故事的变形。走遍城内所有屠架，挑来拣去才买四两肉，还要争执两次添搭。买一个小钱的胡椒，是没有磨过的整粒，用嘴嚼碎吐进肉汤里去，这简直是《儒林外史》不动声色的讽刺笔法。此篇人物的可笑性远远压倒了阶级压迫的内容，或者说削弱到微而不计的程度。他内心还是不安的，于是——
1934年6月，发表了《一个绅士的快乐》。
勾勒肖像画的手法隐退，一个绅士奸占农妇、欺辱农民的故事，加重了阶级压迫主题，但在这个也属于初期的故乡小说里，显得很不协调。男女人物都有安县原型。城外南塔有一个女人，在全县几十里内闻名。她的丈夫本是个叫化子，岁数大，长相也很难看，女人年轻风骚，与许多人明来暗去，包括与一个银楼的学徒相好。后来这个家“发”了，当然便有各种关于如何发家的传闻。杭州船女“乌花姐姐”的名字，使沙汀产生联想，压下这个女人风骚的一面，加重她的男人遭欺辱的一面。关于绅士的好色，使他想起故乡这句促狭的话：“看见石头缝也想插一下指头呀”，构成了“左联”小说要求的农民的愤怒。结尾是个愤怒的尾巴，故乡农民被他“美化”。与沙汀其他作品不同，他很少写“性”，这里却留下故事所需要的性描写。当时杜衡看了也觉得特别，拿去便在《现代》发表了。可从来没有被收入过集子，表明他对它的多方面的不满。
《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但还没有想好，政治上的要求和小说艺术的美如何谐调。突然把童年印象与1931年秋出川船上所见，写成了小品散文。小幅的形式，较易调度，也显示了他创作上处于探索的过程。
创作上的苦恼解决不下，“左联”内部的宗派纠纷却日益严重。沙汀、艾芜都卷在其中，情景是相当难受的。这时，省一师高三班的同学萧寄语在济南教书，他想搞创作，却一直未得其门。这个人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多次来信邀艾芜去山东，并述说那里的环境安静，不会像上海这样干扰写作。艾芜天生不惧怕飘泊，他对上海已经厌烦，写不出东西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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