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茨拜访期间，科罗德尼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妻子马里恩，但却得知贾维茨夫妇已经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咨询了好几年。“很显然杰克这次来是为了补习谈话。”他回忆说，“马里恩的确有她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马里恩·贾维茨是比自己丈夫年轻20岁的活力女性，她1947年结婚并很快生了3个孩子。不像她那一代安守本分的传统政客夫人，马里恩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她涉足画画、芭蕾舞剧、飞行，甚至演戏〔在1960年由迪恩·马丁、汤尼·寇蒂斯以及珍妮特·利主演的电影《她是谁？》（Who Was That Lady？）中也有部分演出〕。在丈夫进入国会之后，马里恩留在了曼哈顿，因为她认为华盛顿是无聊的“企业生活区”，不符合自己的品位。杰克每周末的时候回家。“我丈夫是个巨人，生活在他的阴影里实为不易。”她后来解释说。《纽约邮报》两周一次的专栏让她有机会接触曼哈顿的各种派对以及新鲜事物。“我想自己真的一直在寻找可以令人满足的东西。”她解释说。尽管和参议员作为夫妻一同参加了杜鲁门·卡波特在1966年举办的著名“黑白舞会”（Black and White Ball），她的名声却因为独自游走于纽约社交圈而更为人所知。她用20世纪70年代一句流行的话向至交表明了自己拥有着一段“开放式的婚姻”。参议员贾维茨维护着妻子的选择，即使是她在1976年因为注册成为伊朗的国外代理商而被尖锐地批评时。“在我们各自的职业活动中，妻子和我过着独立的生活。”
在“54号工作室”，20世纪70年代纽约夜生活的中心，马里恩的派对伙伴包括卡波特、安迪·沃霍尔、米克·贾格尔，她对电视明星杰拉尔多·里维拉尤其感兴趣。在其1991年轻率却又恰当的回忆录《揭露我自己》（Exposing myself）中，里维拉描述了与这位参议员夫人之间长期的情事。里维拉声称，当他们在1972年的一场派对上初次见面时，马里恩就开始引诱他。尽管比她年轻了近20岁，里维拉叙述自己和这位48岁的参议员夫人之间具备了“巨大的性吸引”，说她拥有着“乌黑的秀发，明亮的眼睛，以及如吉卜赛人一般丰润的双唇”。他很快得知“参议员和马里安（原文如此）在我出现之前就有协议在先。”里维拉写道，“她可以有其他的爱慕者，只要不上报纸新闻，不传出丑闻就行。”在马里恩复式公寓里的一场晚宴上，里维拉说他们悄悄溜进了一个装满镜子的浴室，反锁上门之后在里面做爱，把所有的客人都丢在外面，包括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他的特勤组人员。“这是我有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性爱经历之一，因为马里安（原文如此）而显得神奇，当然也有当时偷偷摸摸的缘故。”里维拉回忆说。就像黄金时段的风流浪子，里维拉总是在6点或7点新闻时设法与马里恩幽会。在丈夫于华盛顿特区水门（Watergate）公寓举办的一场派对上，马里恩作为女主人招待着诸如弗兰克·辛纳屈这样的社会名流，然而当派对开始之后，她就和里维拉“像两个青少年一样”溜了出去。就像里维拉自夸的那样，“当然，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她同样如此，嫁给了一位参议员。如果她不在意派对中其他人的看法，我又何必在意呢？”里维拉坚持称“自己和她是相爱的，毫无疑问”。两人的关系于1985年结束。
在圣路易斯，贾维茨夫妇努力尝试了很多年，想要重拾婚姻中的身体亲密。他们第一次拜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之后的10年里，他们经常通过电话保持着联络。有一天晚上，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比尔和吉尼正在自己的客厅里招待他们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伊桑·谢普利及其妻子佩吉。吉尼跳了起来，佩吉可以听到她在隔壁回答电话时压低的声音，然后她很快就走到了里面的房间。
“找你的电话，比尔。”她喊道，“是参议员打来的。”
那天晚上，佩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交谈中听到贾维茨这个名字。“那天晚上参议员和他的妻子打了好几通电话来，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谢普利回忆起当晚在拉杜房子里的情景时说，“只要吉尼和比尔在，他们（雅各布和马里恩）就经常会来城里。然后两人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腾出时间接待参议员夫妇。”
当约翰逊同情地聆听马里恩的倾诉并与之建立友谊时，马斯特斯和参议员也在交谈。他们会讨论开放式婚姻以及她性需求的潜在原因。尽管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吉尼知道参议员很爱自己的妻子，而马里恩也把丈夫看作是一个好男人——即使他们不住在一起。诊所的一些人推测性无能或者其他躯体障碍可能是问题的所在，特别是考虑到贾维茨夫妇的婚姻情况，则更加确定。“我不知道年龄差异是他们关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约翰逊回忆说，“她对他来说非常棒。如果她用心的话，可以实现所有的事情。但是同样的，退一步说，她的个人生活有些伤风败俗。”在1975年一次陪同参议员夫人一起参加由“国际妇女年”秘密会议赞助的对墨西哥城进行的国事访问时，吉尼亲眼看到了参议员夫人的婚外情况。马里恩·贾维茨在会议期间联结了好几个外国领导人的配偶，其中包括埃及的吉安·萨达特、巴基斯坦的努斯拉特·布托、以色列的利亚·拉宾，以及菲律宾的伊梅尔达·马科斯。“我很喜欢和马里恩作伴。”约翰逊回忆说，“她很有趣。不用说，我非常理解她。”在这次墨西哥之行中，一位当地记者对约翰逊的采访被马里恩数次打断。“有人正在采访我，是一个墨西哥城的年轻男人，而她就在我面前对他进行挑逗诱惑！”她回忆说，“我说，‘哦，上帝啊，马里恩，为什么你不亲自来接受采访呢！’她会想方设法接近任何一个她想要得到的人。我可以列出除了杰拉尔多之外被她弄上床的记者名单！”
约翰逊最后一次见到贾维茨夫妇一起出现，是在一次招待菲亚特巨头詹尼·阿涅利妹妹的午宴上。那个时候，曾经威风凛凛的雅各布·贾维茨瘫痪在了一张轮椅车上，忍受着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卢伽雷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的折磨，这个毛病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使得他在1980年重新参选自己深爱的参议员职位时落败而终。坐在宴会席上，约翰逊被马里恩对自己残疾丈夫的那份温柔给震住了。那天下午，虚弱的前参议员向阿涅利敬了一杯意味深长的酒。当约翰逊滔滔不绝地称赞詹尼·阿涅利是自己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时，马里恩指了指坐在一旁的阿涅利妻子，以免吉尼有和她一样的意图。“我不禁一阵大笑，因为当她引诱那些散漫而空闲的年轻男人时，我正在她旁边。”约翰逊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滑稽的经历之一。”
约翰逊喜欢听纽约名流的传说和华盛顿以及贾维茨势力范围里那些知名政客的八卦绯闻。参议员和妻子“成为了我们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们就像朋友那样呆在一起，而不是工作关系”。约翰逊解释说。那些与吉尼走得很近的人，比如谢普利夫妇或者鲍勃·科罗德尼，都被她如此着迷于名流诊疗的态度给逗乐了。“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与名人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她是一个小城女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因此这是一件大事。”佩吉·谢普利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许都很喜欢了解这些名人客户，他们的问题是常常都处于极度的绝望之中。
地方长官乔治·C·华莱士渴望能入主白宫。1963年，由于尝试阻止亚拉巴马大学废除种族歧视的活动，华莱士成为了“老南方”（Old South）的代表。“我说现在要种族隔离，将来也要，永远都要种族隔离。”私下里发誓要排除所有黑人政治对手之后，华莱士在自己的就职演讲中也这样承诺道。当全国电视转播的摄像机在前面晃动之时，他就站在校门口挑衅地阻止两个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公共场所，直到联邦政府司法官最终进行干涉。公众竟允许这位前拳击手竞争196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眼看着他就要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亚拉巴马法律禁止他竞选州长后，他让自己的妻子露琳接班，但是1968年她因癌症于工作中去世。同一年，华莱士作为独立党派“合法”候选人竞选总统一席，在5个州赢得了胜利，并最终总计获得了14％的选票。1970年之前，华莱士在与前亚拉巴马州长“大吉姆”——詹姆斯·E·福尔松的侄女科妮莉亚·艾利斯·斯尼弗利交往的时候，也准备着另一场总统竞选。尽管助手们都劝告他低调处理这段恋情，但华莱士还是迎娶了科妮莉亚。当时，民意调查显示华莱士是美国最受拥戴的人之一，排名第7，位列教皇之前。“我俩之间有着强大的身体吸引力，充满了爱的激情。”科妮莉亚后来解释说。
1972年5月，一粒子弹断送了华莱士的总统梦。当他在马里兰州的主要城市参加竞选活动时，一个名叫亚瑟·布雷默的冒牌刺客向他的身体发射了5枚口径为38毫米的子弹。其中一枚打断了华莱士的脊髓，让他瘫痪不起。一些人好奇他的总统竞选是否可以继续，就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患上小儿麻痹症之后那样。华莱士已经赢得了马里兰和密歇根两个州的竞选，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完全康复。他的政治梦想以及个人生活彻底破碎了。
在联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华莱士一直担心自己能否再拥有性生活。“科妮莉亚竭尽了一切所能来帮助他。”约翰逊回忆说，“她曾有过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因为当时他的病情毫无进展。”乔治·华莱士的悲惨案例正是比尔·马斯特斯下一个科学项目所要研究的对象——人类性反应的神经生理学。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出现，马斯特斯觉得这样的医学研究会推动他们之前发表过的研究产生更富价值的成果。理解大脑在性爱中的角色——关于神经末梢及突触在躯体活动的作用以及其后伴随的精神功能——已变得顺理成章。
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私人医生打来电话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都同意前去拜访这位地方长官的宅邸，为他提供帮助。“华莱士派了一架公务飞机来接我们。我们来到了亚拉巴马，当时他还无法移动。”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到那儿去了两次，然后科妮莉亚自己到圣路易斯的诊所来了一次。”马斯特斯后来向科罗德尼解释了华莱士脊髓损伤的严重程度，下结论说作为医生他也无能为力。马斯特斯说这位地方长官已经变成性无能了。“很显然，根本没有可以挽回局势的魔术棒。”科罗德尼回忆说，“只能尽他们所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即使是约翰逊的触摸疗法似乎也无法帮助到这位地方长官及其夫人。“她愿意做任何事。”已经指导过他们运用最基本的挑逗性感觉运动的她回忆说，“机会渺茫——这缺乏生理上的可能性。但是她（科妮莉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太可爱了，她是最好的人之一。”
尽管勇敢地寻求了医疗救助，华莱士夫妇还是对对方越来越感到气馁。“他开始谴责她，说她和州警有一腿。”亚拉巴马的记者韦恩·格林豪在公共广播公司后来制作的关于这位地方长官人生的电视纪录片中回忆说，“她指责他整天和自己的前女友们聊电话……然后你知道，这最终演变成了令人不愉快的结局。”1978年，华莱士提出了离婚。科妮莉亚搬出了地方长官的宅邸，并告诉媒体，她已经尽自己所能来挽回这段婚姻了。
在圣路易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醒他们的员工对此保密。虽然有关那些来自好莱坞、电视台、地方政界的名人夫妇的录音带以及档案都被谨慎地交给了科罗德尼，让他编进了他们的病人数据库，但是这一个病例并没有。“无论我们对华莱士做过什么，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份相关的文档。”科罗德尼回忆说，“它不符合任何常规的类别。”
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
《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的主持人比尔·门罗严肃地盯着摄像机，向观众介绍着威廉·H·马斯特斯医生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这对夫妻档研究组合”。他们颇受期待的著作《同性恋研究》（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是1979年4月22日那个周日的主要话题，全国广播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上标注了警示标志。“也许我应当警示我们习惯了通货膨胀、能源以及政治话题的观众，今天可能会涉及一些会引起他们反感的话题。”门罗建议说。
在数百万观众面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相邻坐在桌子前，一起准备着迎接他们的提问者。门罗很快就切入了这本书最具新闻价值的部分。以下一段话击中了两位研究者内心的不安之处。
门罗先生： 我想你们一定把它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它让有些人觉得惊讶，有些人则之前就单纯地表达着不同意见。而这个发现却可以让你们改变那些想要从同性恋转为异性恋的人。另外在你们的发现以及病例中，失败率仅为1/3，这是否比以往任何人所报道的失败率都要低？
马斯特斯先生： 事实上这是真的，但是有人会赶紧质疑，就像我们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明的那样，我们对于那些纳入治疗的个体选择性非常高。
在一段商业广告之后，《华盛顿邮报》的医学作者维克托·科恩询问约翰逊，“对于绝大多数同性恋患者，你是否认为同性恋是后天学会的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化学或者遗传相关的某种东西？”科恩好奇地问，“当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一位同性恋老师面前时，作为家长是否应该为此担心？”
吉尼给了一个漫无边际、多少有些不切题的回答，这是她以往每当不确定的时候都一贯使用的方法。
“当然是学来的——这其实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并且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担心害怕的问题，或者说这不应该是人们害怕的原因。”约翰逊回答道，“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而学会，那么家长希望他们孩子学会的、了解的、将来要成为的以及要做的，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的。”
当科恩要求吉尼进一步阐明她模糊的陈述时，比尔插了进来。他的回答自信而明确，而且声音清晰直接。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同性恋，同样也并不是生来就是异性恋。”马斯特斯讲解道，“我们生下来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是有性别的个体。我们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性身份以及性取向，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或者有时也会自愿改变自己的性身份。”
在《与媒体见面》节目尾声的时候，科恩力图询问更多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疗法的细节内容。他再次看向约翰逊，也许是因为知道治疗通常是她负责管辖的范围，而不是她丈夫。
“在你们的治疗中所描述的这一非常有趣的小组——改变后的同性恋——那些在你们的帮助下改变或逆转成为了异性恋的人，你已经拥有随访好几年的几个病人。”科恩说，“相比较之下，他们看上去快乐满足吗？他们之中有人结婚吗？他们是否有人生了孩子？”
约翰逊再次陷入了挣扎。
“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人。”她说，“对于将他们纳入治疗的特定阶段，我们有一个标准——”
“但这些人——”科恩打断道。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